司马光王安石虽是政敌，但背后互相赞美！君子就是和而不同|163

司马光王安石虽是政敌，但背后互相赞美！君子就是和而不同

北宋曾经有两个宰相，一个叫司马光，一个叫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司马光打小就很聪明，幼年时同伴不慎掉进水缸，眼看要淹死，司马光人小体弱，无力把他救出来，情急之下，搬块石头将缸砸破，水流了出来，同伴于是得救。“司马光砸缸”，成了流传千古的美谈。

司马光

王安石

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旧法，秉承祖制，主张“无为而治”，言辞有度，服饰得体，乃谦谦君子。

王安石从小书读得很好，“名传里巷”，他老成持重，年纪轻轻就不苟言笑。少年得志，官运亨通。执掌朝廷大权，“严己律属”。除了不爱洗澡，穿衣服相当不讲究外，经常头发蓬乱就上朝觐见天子，号令文武。按当时的标准，他基本上算是神经病。然而皇帝很欣赏他，尽管王安石是典型的“脏乱差”，依然“皇恩殊厚”，成为当朝宰相，锐意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想方设法为大宋收税，充盈国库。

司马光和王安石，性格迥异，又是政敌，两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做宰相，相当的不对付。他们两人的政治主张，相差十万八千里。在庙堂之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死对头，彼此都认为对方的执政方针荒谬至极。彼此都觉得自己比对方高明，比对方正确，比对方更了解国情。所以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两人丝毫都不客气，用各种手段，向对方痛下杀手。斗争的结果是王安石获胜，司马光从宰相宝座上被赶了下来。

王安石大权在握，皇帝询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正因为如此，虽然司马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但是并没有因为大权旁落而陷入悲惨的境地，得以从容地“退江湖之远”，吟诗作赋，锦衣玉食。

风水轮流转。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愤世嫉俗的王安石强力推行改革，不仅触动了皇亲贵胄的利益，也招致地方官的强烈不满，朝野一片骂声，逢朝必有弹劾。“曾参岂是杀人者，一日三报慈母惊”。皇帝本来十分信任王安石，怎奈三人成虎，天天听到有人说王安石的不是，终于失去了耐心，将他就地免职，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王安石既然已经被罢官，很多言官就跳将出来，向皇帝告他的黑状。一时间诉状如雪，充盈丹樨。皇帝听信谗言，要治王安石的罪，征求司马光的意见。

很多人都以为，王安石害司马光丢了官，现在皇帝要治他的罪，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时机。然而司马光并不打算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恳切地告诉皇帝，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万万不可听信谗言。

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了一句话：卿等皆君子也！

君子和而不同。我和你的关系很好，很敬重你的人品，但是，这不代表我就一定要同意你的政治主张。我反对你执政的理念，方法和手段，并不意味着对你个人道德品质的否定。待人做事有原则有分寸有底线，这才是君子。

丘吉尔

年轻时，丘吉尔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英国下议院做议员，他有一位叫玛格丽特的长相几乎可以称得上丑陋的女同事，两人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丘吉尔同意的事，玛格丽特常常反对，同样，玛格丽特提出来的主张，丘吉尔一般都投反对票。两个人动不动就在议院吵得面红耳赤，彼此指责谩骂，到最后不欢而散。

有一天，丘吉尔午餐时喝多了酒，醉熏熏打着饱嗝，摇摇晃晃来到下议院开会，正巧在走廊里碰见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怒气冲冲地对着他吼叫：温斯顿，你又喝醉了！你的样子真让人恶心！

丘吉尔很刻薄地反击道：是的，你说的没错。我喝醉了确实很恶心。明天我酒醒了就不恶心了。可是你呢玛格丽特？你天生很丑，昨天很丑，今天很丑，明天同样还会很丑！

这简直太过分了。玛格丽特没料到丘吉尔居然如此恶毒，当场气得痛哭失声。

平心而论，丘吉尔的做法非常的不绅士，估计是因为酒喝太多的缘故。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在下议院广为流传，大家都认为，玛格丽特对丘吉尔一定恨之入骨。

张伯伦

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张伯伦，因为他一味对希特勒实行綏靖政策，遭到国民强烈反对，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国王乔治提名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一职，但必须获得议会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同才合法。有人反对丘吉尔任首相，联络一些议员打算投反对票。他们去找玛格丽特，希望她加入反对丘吉尔任首相的阵营。玛格丽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说：我全力支持丘吉尔，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我想不出还有谁比他更适合领导英国，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他的勇气智慧以及他的爱国心，无人能出其右。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和而不同。玛格丽特不赞成丘吉尔的政治主张，甚至不认可他的生活方式，然而，她内心深处，敬重丘吉尔的才华和爱国情怀。因此，作为政治对手，当打击政敌的机会来临时，她选择了放弃。

从这个意义上说，玛格丽特是真正的君子。

乔治．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也是开国元勋，被称为“美利坚之父”。在他率领北美殖民地的民兵打败了英国军队赢得独立之后，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很多部下都拥戴他，希望他做国王。面对王冠的诱惑，华盛顿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拒绝了。他说：如果我答应你们的请求成为国王，那么，十三州人民为自由而战所流的血，完全没有价值。

部下被他的高尚人格所感动，一致推举他担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华盛顿的好朋友，大陆宣言起草者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同意华盛顿担任总统，但是他坚持总统必须有任期，不能无限制、没有期限地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他同时极力鼓吹参众两院的设立，强烈建议三权鼎立，以国会和参众两院来限制总统的权力，约束总统的行为。

杰斐逊说：我们都知道，华盛顿先生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担任总统若干年后，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因为人性有弱点，而且是会变的。我们更无法知道，一百年后的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会是什么家伙？所以我们今天要立法，限制总统的权力，保障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在任何时候都不被侵犯。

杰斐逊是华盛顿的亲密战友，在十三州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中，他和华盛顿并肩作战，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他们彼此欣赏并相互尊重。然而杰斐逊并不因为这种亲密关系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因为华盛顿立下了丰功伟绩而对他顶礼膜拜，并不因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意而放弃原则。君子和而不同，和是因为认同人品，不同是为了坚持正义。

华盛顿担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期间，做为国会领袖的杰斐逊经常反对总统的施政方针，很多时候，他们会为对方的行为和言论感到愤怒，吵的不欢而散。然而平静之后，彼此又会以信件向对方解释、道歉并再次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在领导国家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并不能称得上是团结，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算是敌人。

四年后，华盛顿回到家乡芒特佛农种植园，以一个农场主的身份安度晚年。卸任前，他提名杰斐逊为总统候选人，热情洋溢地称赞杰斐逊的人品和才能，称杰斐逊先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君子”。

华盛顿先生同样是令人尊敬的君子。

上帝眷顾美国。美国人民非常的幸运，因为在开国之初，有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样的君子，才造就了今天的繁荣昌盛，可谓万世基业。

伏尔泰

先哲伏尔泰（但愿我没有记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是君子的做人原则。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不代表我不尊重你的人品，更不意味着我可以剥夺你的权利。彼此尊重不仅仅体现在相互之间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尊重并允许对方发出不同的声音。唯其如此，思想才会自由，社会才能进步。

王安石去世，司马光说了6个字，揭露两人的关系

南北朝时，大诗人谢灵运被贬，任临川内史，他发现临川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是个好地方，他在临川留下许多足迹。因此唐朝天才王勃才有名句“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没想到谢灵运之后近600年，临川这个地方出了两个大家族，名声赫赫，一家姓曾，以曾巩为代表。另一家姓王，以王安石为代表。说到王安石，总绕不开三个话题，第一是他的诗词和文学成就，第二是他的变法，第三是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他和老“对手”司马光的是非。王安石和司马光，关系到底如何呢？

公元1021年的冬天，天降瑞雪，那一年的雪花特别大，最大的雪花能盖住一朵完整的梅花。临川王家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哭声很大，简直响彻了整个寨子，后来，他变成了“神童”，他就是以“折腾”为名的王安石，他用17年的时间，给宋朝勾画一个“华丽”的蓝图，可惜最后无疾而终。

早在王安石出生的2年前，也是一个冬天，不过没有雪，光山县县令家也出生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生下来就是天才，诗词文章无所不通，曾因为砸了一口水缸救出小伙伴，而名震京洛，后来又因为编了一本编年体的史书，人皆尽之，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两个神童之间，是没有交集的，有交集的是他们都成为政治家之后。不得不说，宋朝，尤其在宋仁宗前后，堪称文化盛事，除了早年的晏殊欧阳修等前辈，后来的名人如雨后春笋，远超盛唐时期。王安石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仕途还算顺利。仁宗嘉佑三年，47岁的王安石进京述职，上书详细阐述了变法的想法。他多年在地方任职，对国家经济、国防和民生的病根了如指掌。因为胸怀家国，才提出如此想法，可惜，宋仁宗没有采纳，但他重用了王安石。

王安石为人太耿直，凡是以“法度”来行事，得罪了很多权贵，因此他趁着老母去世，辞官回家守孝。宋英宗时期，王安石拒绝了朝廷的征召，理由是身体有病。到了宋神宗继位，他亲自给王安石写信，王安石因此才回京赴任。当时西夏和辽国让大宋朝不堪袭扰，宋神宗一心想改变现状，王安石这时又提出了变法，宋神宗认为“大有所为”，开干吧！

王安石的变法，本质上是好的，但是带来了3个问题：

第一，他提出的涉及土地等问题的改革，触动了贵族的利益，因此推动起来很难。他仿佛是一只勇猛的蚱蜢跳到了蚂蚁窝里，被众人撕咬。上层阶级，除了宋神宗，包括太后在内的人，几乎都是反对者。

第二，王安石也是有人支持的，支持他的，都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书生，这些人政治经验薄弱，在那些老江湖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王安石为了获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更多地启用新人，难免有一些投机者，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中饱私囊。最后造成王安石用人不当，其实，王安石大胆起用新人，也都是无奈之举。

第三，王安石的变法策略，本质上是改变宋朝孱弱的现状，说直白一点，就是为了富国。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为了富民。这就是古代变法的局限性，最后不管是商人还是士大夫，哪怕是农民，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都被“王安石”拿走了，谈何支持？

通过变法，宋朝确实强大了，再此期间，王安石面临太多的政治斗争，他都挺了过来，可惜的是，宋神宗去世了，没人能罩着他了，太后为了废除新法，请来了另一个大神——司马光。因为司马光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而且在宋神宗面前，他和王安石曾激烈的争论过。司马光上位后，逐渐废除变法，王安石的心在滴血。滑稽的是，在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时候，原本一些反对变法的人，逐渐看到了变法的好处，开始为王安石说话，但已无能为力。宋朝轰轰烈烈17年，最后回到了原地。

公元1086年的夏天，王安石66岁，最终病倒在江宁。司马光此时已经病重，听闻王安石已逝，非常惆怅，评价6个字曰：不可毁之太过。因为在司马光的心中，王安石是个正人君子。同年，司马光也去世了。两个神童，两个文学家，两个老对手，同年去世，让历史更加丰富。相比于王安石的死，司马光人在高位，享受了不错的尊荣。

小编认为：司马光对王安石的6字评价，比较中肯。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朝为官，虽然在政治上是对手，但二人都是儒学大师，修养很高，除了在政见上有争议，在人品、文学上还是非常尊重对手的。王安石性格直爽，有君子风度，这从他救苏轼一事上就能看出。而司马光，也不是小人，至少，他没有用丑恶的手段，来对付王安石。

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心怀家国，舍弃自己，为宋朝之强大而变法，令人钦佩。而司马光，同样作为政治家，虽然在小编心中，他的地位不及王安石，但也是忠君爱国的贤者，只是思想略有保守而已。（博史通今/文）

王安石司马光的争论与靖康之耻

郭松民

“ 北宋采取忍辱求和的政策，涣散了民心士气，成为靖康之耻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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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主要特征是“边乱”。

北宋一直受到契丹贵族建立的辽、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的威胁。但北宋王朝的政策，基本是以妥协求和平，以退让求和平，以哀告求和平。

景德元年（1004），即北宋立国44年后，宋真宗与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庆历二年（1042），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又发动多次大规模军事进攻，结果在庆历四年(1044），即北宋立国的第84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

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

这次和议，北宋得到了面子，西夏得到了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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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这种忍辱求和的政策，导致年年把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奉送给辽国与西夏。

一方面给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农桑废业，闾里为墟”、“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西夏和辽国的力量在北宋老百姓血汗的滋养下，反而变得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

面对这样的形势，北宋朝野爆发了一场大论战。

一派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图强，抗战自卫；

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继续主张妥协投降，苟且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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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害怕战争，乞求和平，还是奋起抵抗，坚决斗争？这是两派论战的一个焦点。

求和派患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战争恐惧症。在辽、西夏统治者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讹诈面前，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他们认为，北宋“储蓄赐予”不备，“铠仗士卒”不精，根本没有战胜敌人的希望。

他们宣扬战争灾难论，说什么战争是“生灵所系”，一打仗就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祸害，而妥协退让，“屈己增币”（即在辽和西夏面前跪得更低，奉上更多的财富）才是“兼爱南北之民”；

他们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投降行为说成是“为民请命”。

他们反对进行抗战的准备，攻击王安石加强军事力量的变法措施“徒致契丹之疑”，只能招来战祸，鼓吹只有用仁义之心对待敌人，敌人才不会“兴兵犯塞，以困生民”。

王安石对此做了针锋相对回应。

他分析说：契丹政权已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我今地非不广，人非不众，财谷非少”，“无畏契丹之理”。只要变法图强，“急修攻守之备”，“坚壁清野，积聚资粮”，契丹就“未能深为我患”；

他反对在敌人面前表示软弱，认为“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招致敌人侵扰的不是敢于抗战的爱国主义路线，而是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路线；

王安石批判了“战争灾难论”，认为妥协投降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于官家事夷狄”。

王安石向宋神宗明确表示，执行妥协投降路线，“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

在长期被投降主义空气笼罩的北宋朝廷中，王安石力排众议，主张抗战，这是十分可贵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北宋广大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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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续维持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面，还是推行富国强兵的路线，这是两派论战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当时，北宋实行雇佣兵制度，并片面发展了所谓“养兵”政策，即每逢荒年，就在灾区大量招募和强制饥民入伍，企图以此“销弥争乱”，防止农民起义。

结果军队数量迅速增加，养兵费用占了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导致了“积贫”局面的发展。

由于这种军队缺乏应有的训练，纪律松弛，骄惰成习，骑兵“不能被甲上马”，射箭往往望空而发，一遇敌人便溃不成军，因而又造成了军事上的“积弱”局面。

针对这种状况，王安石提出了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措施。

他说，“理财为方今先急”，只有抑制豪强兼并，“释天下之农归于田亩”，才能使生产发展起来。

他主张改革军制，推行将兵法和保甲法，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提高军队战斗力，达到“寇乱息而威势强”的目的。

他总结历史上富国强兵的经验，指出秦之所以“兵众而强”，是因为实行了商鞅的“什伍之法”，唐太宗时所以能够兵强马壮，是因为实行了府兵制，而北宋目前固守腐败的雇佣兵制度，不过是“守五代乱亡之以法”，根本不可能收到“安强”的效果。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妥协派之间的这场论战，进行了二十多年，双方针锋相对。

司马光说：“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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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被宋神宗召到东京（开封），主持变法工作。获得一个实践自己政策主张的机会。

在短短几年内，王安石就初步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由于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使农村壮丁都受到了军事训练，总数近七百万人，他们“教艺既成，更胜正兵”，“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

在和辽与西夏的斗争中，北宋一改被动挨打的局面。

王安石采纳了王韶在《平戎策》里提出的断西夏右臂的战略方案，派王韶率兵出塞，挺进河湟（今甘肃临夏、青海乐都一带），收复了沦陷二百多年的旧疆，取得了北宋王朝八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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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在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尽废安石之法”，公开主张弃地求和，与西夏、辽的政策相向而行。

当西夏派使节勒索兰州、米脂五地时，司马光慨然允诺，并对反对的人说“惜此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西夏就会“以武力取之”。

为了安抚西夏，他甚至提出要把王安石变法期间为巩固北宋边防而设置的熙河路也拱手相让，当时在场的一些大臣听了之后都目瞪口呆。

北宋重新采取忍辱求和的政策，极大地削弱了北宋的防御力量，涣散了民心士气，朝野上下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和侥幸心理。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仅仅过了41年，就发生了靖康之变——

金军攻破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和数千贵卿、朝臣，大量赵氏皇族的公主、后宫妃嫔被虏掠充作军妓，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一扫而空，北宋立国100多年的经济发展的成就就此烟消云散！

三个男人一台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君子之争

勇哥读史

片名：王安石变法

主演：王安石，司马光，苏轼

导演：宋神宗

时间：公元1070年—1086年

观众：我、你们、不在场的他们

第一幕

1037年，当苏轼在四川眉州呱呱坠地的时候，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已经是翩翩少年了。王安石跟着父亲来到京城，认识了文豪曾巩和欧阳修； 19岁的司马光正在河南老家寒窗苦读，因为再过一年，他就要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了。

29岁才得了一个大胖小子，苏洵真有一种过年的心情。人生，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不过苏洵的老婆看得要长远一些。

一晚，苏洵准备洗洗睡了，老婆拦住他，说：“亲爱的，你这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下去了？”

苏洵一楞：“那又咋的？这不挺幸福吗？”

老婆说：“其实人生可短暂了，跟睡觉是一样一样地。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当年你追我的时候不是说‘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吗？你的理想呢？你的抱负呢？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婆有些生气，苏洵有些紧张。一晚无话。第二天大早，苏洵就捧了一本《梦回宋朝》在阳台上朗朗而读了。

第二幕

苏洵曾经参加几次高考，每次都高兴而去，失望而归，算是高考制度的弃儿吧。此路不通走后门，1056年，苏洵就带领苏轼、苏辙京城，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看能不能遇到一个伯乐。

这一年，苏轼19岁，在首都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未中。再看看其他两个主角在干嘛。

王安石在20岁高考金榜题名之后，作为一名前途远大的青年干部一直在地方磨练。这一年他在浙江宁波做县长，大兴水利；在著名的东湖修建水闸，用于调节湖泊水位和泄洪。

司马光的仕途很顺利，在欧阳修的大力培养下，最初在中央做谏议大夫，后来又跟随庞籍到了山西并州做地方官。官场之路波澜不惊。

再来看苏洵进京的成绩。

苏洵的运气很不错。欧阳修一看见他的文章就赞个不停，甚至还把他与贾谊、刘向两位前朝大牛相提并论。欧阳修还把苏洵的文章推荐到朝廷。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荐对苏洵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廷里的干部掀起了一股阅读、学习苏洵文章的小高潮。很快苏洵就成了文坛的当红辣子鸡。

第三幕

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了一篇万言书。主题只有四个字：“托古改制”。他强烈呼吁宋仁宗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推进全面的体制改革。王安石的观点非常明确：宋朝面临的危险，“患在不知法度”，因此改革就应该“变革天下之弊法”，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以法治国。

宋仁宗早就认识王安石。

1042年，王安石参加高考。当他华丽丽的考卷呈现在主考官面前时，主考官顿生一种触电的感觉。他没有更多犹豫就将之批为状元卷子。

不过，卷子送到宋仁宗那里发生了一点意外。

卷子里有一句“孺子其朋”，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你这年轻的小孩啊，自今以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宋仁宗读来很不舒服，暗想：“你丫也太狂了吧？”朱笔一挥，打为第四名。

宋仁宗翻开万言书，文风还是一以贯之的锐利、冷峻。宋仁宗虽然不太喜欢，也不得不诚承认：王安石说的太有道理了。但是人到中年的宋仁宗，此刻考虑得更多的是继承人的事情——宋仁宗没有儿子，整天被包拯追着问，烦都烦死了。

他叹了一口气，把万言书放一边去了。

王安石没有等到回复。他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没有选对时间。

司马光呢，被调回首都开封做了一名负责审判的干部（推官）。

秋天，前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到成都做一把手，青年苏轼去拜会他，写了《上知府王龙图书》，跟他讨论四川的交通问题。

第四幕

1060年，王安石来到群牧司，与先一年来到这儿的司马光成了同事，同在群牧使包拯手下工作。

最初，这两个年纪相若的年轻人可谓惺惺惜惺惺，关系好得不得了——就连租房子，王安石也愿意与司马光做邻居。他们与吕公着、韩维来往甚为密切，一起唱K搓麻洗桑拿，被称为“嘉祐四友”。

有一天，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心情甚好，在花园摆下火锅，请大伙儿喝酒、赏花。老包这人没别的爱好，就爱喝点小酒，耍点小资情调。他不但自己爱喝，还动员其他人也参与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老包提着酒壶走到司马光面前。司马光不喜欢喝酒，但还是乖乖的把酒杯伸出去。巧的是，王安石也对喝酒不感兴趣，把杯子藏在怀里，死活不肯给老包。

老包急了，破口骂道：“丫的你再不交出酒杯，俺把你给开除了。”

王安石冷冷的说：“你拿虎头铡也没用。”始终滴酒不沾。老包也拿他没有办法。总不能真抬一幅虎头铡放旁边吧？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做法，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处事风格。司马光做事比较成熟稳重，善于隐忍。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改革，风头正劲，他虽然持反对意见，但也极少与王安石做正面交锋，往往避其锋芒。王安石则刚强执拗，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

苏轼呢？此刻，他跟父亲苏洵、兄弟苏辙正在从四川去京城的旅途上。他们沿长江而下，一路上游山玩水，写诗做词，不亦远乎。

第五幕

经过一年时间的长途旅行，三苏终于到达首都了。1061年，25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人出任考官。主考应考的阵容都很强大。更重要的是，本出戏的三个主人公终于到齐了。

苏轼在考卷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王安石——他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轰动一时的万言书截然相反。比如，王安石说要“依法治国”，苏轼就提出“以德治国”。王安石说改革势在必行，苏轼则说只要用人得当，不改革也可以。

结果可想而知，司马光等人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唯独王安石却斥责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

主考官们发生了内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请宋仁宗出马。宋仁宗一笔定江山：苏轼以第三等录取，苏辙以第四等录取。

鉴于第一和第二等纯属摆设，大宋百年也不录取一个，因此这第三等也是相当高的待遇，因此后来苏轼老是把这段经历拿来显摆。

宋仁宗下班了对一众大小爱妃乐呵呵地说：“嘿，劳资今天为儿孙们捡了两个宰相。”

当然，宋仁宗做梦都没想到，苏轼一辈子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苏辙那老小子也是在要退休了才捡一个副宰相当。

第六幕

除了苏轼被派到陕西凤翔做地方官，苏洵和苏辙都生活在京城了，跟京城人民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安石一生有很多政敌，但却很少有真正的私敌。司马光跟他在朝廷上闹得不可开交，誓不两立，在私底下却互相景仰。苏洵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私敌之一。55岁的苏洵在皇城根儿晒太阳之余，就想起了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恩怨怨。

当年，自己写的几个帖子被欧阳修带到朝廷BBS发表，跟帖在者众。绝大部分都是“顶”、“赞成楼主”、“好贴”、“强帖留名”等字样。唯独文学家王安石没有发表一个跟帖。令得春风得意的自己太没面子了！

两年前，自己两个儿子参加制科考试，所有主考官都给了高分，又是那个王安石，双双判了一个不及格；如果不是伟大正确光明的皇帝宋仁宗明察秋毫，恐怕两个儿子都得步自己后尘，充当制科考试的牺牲品。

苏洵每每想到这些就愤愤不平，欲要找个机会狠狠的回击王安石一下，让他知道老苏家也不是好惹的。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1063年的秋天，王安石母亲去世，朝廷里的同事都前去吊唁，连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也派人送了一个花圈，表达哀悼之情。苏洵收到了请帖，可他没有去。那晚，他躲在宿舍里熬了一个通宵，激动地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帖子《辨奸论》。

在这个帖子里，苏洵把王安石写成一个阴险狡诈、城府极深的奸臣。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政府高级干部，不注重个人形象，“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违背了人之常情，而一个违背人之常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臣的。

《辨奸论》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说短短两天点击率就达到数十万，好事者转载得到处都是。苏轼在陕西也看到了这个帖子，他看完后暗自说：“我靠，骂得也太狠了吧？比我都离谱。”

司马光看完后只说了4个字：“人身攻击”。然后就把帖子锁了。

第七幕

1067年元月，宋英宗不幸病逝了，接班人是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总导演，一个20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扳手指算一下，从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到宋神宗为止，宋朝已经经历了6代领导人。总体说来，还算政通人和，实为几百年来的盛世。不过，就像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很容易生病，一个稳定日子过得太久的朝代，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朝廷里养了太多光吃饭不干事的干部，资料显示，当时有25000名正式在编的干部，和30万编外人员，每年需要支出大约1200万贯钱工资。由于强敌契辽国和西夏长期虎视眈眈，宋朝不得不维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正规军，到宋神宗即位，已经达到140多万，他们跟公务员一样终生吃财政饭（甚至他们的家属也由国家养着）。这两者让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

作为一个期冀有所作为的领导人，宋神宗打算改变这种现状。顺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经给宋仁宗上万言书的王安石同志。他迅速把王安石调回首都，认命为翰林学士；比较有趣的是，他几乎同时也把司马光认命为翰林学士。

心怀壮志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这份认命。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几年啊，他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埋头在地方，做小打小闹的改革试验。他甚至因此主动拒绝了好几次回首都做官的机会——有一次，皇帝派人来宣召他进京做官，他居然躲进了厕所。太监不得不把圣旨放到他家桌子上离去，他见此，抓起圣旨，飞快的跑出去赶上那位太监，把圣旨还给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够支持他进行改革的最高领导人。过于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里清楚，只有意志坚强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后，与宋神宗有过一番长谈。君臣二人开诚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观点，然后达成了共识：改革。

从那天以后，48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图上画了很多个圈。

这时，苏轼和苏辙在遥远是四川老家守孝。苏洵在头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到死也没看到老对头王安石画的这些圈。否则的话，他极有可能从棺材里爬起来，再写一篇《续辨奸论》。

第八幕

很快王安石就与司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会举行祭天大典。按照惯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给文武百官发个红包，有点像今天公司里老板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员工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意思就是：诸位一年来兢兢业业工作，辛苦了；来年期望各位更兢兢业业一点。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公司遇到经营困难，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机，是可能会减少甚至取消这笔双薪或者年终奖，员工们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而宋朝老板因为国库空虚，想免掉这个红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帮高级干部。由此，也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争论始自于祭天大典红包，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已经转变成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了。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缺乏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表示反对，他认为王安石所言之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间，就在政府。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你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其实，但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王安石的话也是正确的。现代社会已经证明了，不增加捐税也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比如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提高资金周转速度；比如完善社会生产制度……

司马光把桑弘羊拿来做例子以反驳王安石，是没有看到他们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提供给农民低息贷款，让他们购买棉粮种子，等秋后丰收再行偿还。在贷款过程里，贫穷的农民要拿青苗作为抵押，是以此法称为“青苗法”。这部法律打击了在农村里猖獗的高利贷活动，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现在看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经有了用市场手段来调剂经济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一句话，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垄断当然是最来钱的勾当了，这事儿我们现在的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企业正干得不亦远乎呢。国家当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宋神宗还是选择站在了王安石这一边。国家财政确实太差钱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论更适合宋神宗的胃口。

冬天，苏轼两兄弟服丧期已满，举家搬迁，正在赶来首都的路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九幕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运作之下，闻名中外的熙宁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主要内容有：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以前在地方搞改革试点的成绩，现在拿来在全国推广；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公民可以不用自己服役，交一笔免役钱，政府另行雇人服役。按照该法规定，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刚刚实施，就在朝廷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他的就是他曾经的老朋友：司马光。

作为朝廷器重的大臣，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要他权衡考虑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劝告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的反应则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以彬彬有礼的风度，针锋相对的反驳了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

巨大的政治立场差异，导致他们谁也无法将对方说服。从那开始，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死敌，在私人感情上也断绝了联系。

虽然司马光身后站着一个庞大的名臣队伍，比如欧阳修、韩琦、苏轼等人，他甚至还获得了皇太后的支持。但是，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参知政事王安石，还有宋神宗。一心要励精图治的宋神宗把赌注全部押到了王安石身上。因此，可供司马光选择的道路不多：要么转变立场支持王安石，要么收拾行李上路，退出权力中心。前者不符合司马光的做事风格，他就只有选择黯然离开了。

宋神宗其实也很器重司马光，他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一边竭力挽留司马光，而且欲封他做国防部副不部长。司马光目光坚毅的看着宋神宗，说：“要我留下也可以，请你全部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话说到这份上，宋神宗也只好黯然神伤的看着司马光离去。

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司马光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专心致志的写那一本传世之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走后，宋神宗不无担忧的询问王安石：“爱卿啊，虽然我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你，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反对你呢？”

王安石以他一以贯之的彪悍表情说：“改革嘛，总是会触及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利益，他们反对才是政正常的表现，这才证明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旧是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为国家补充新鲜血液。”

事实上，王安石在变法里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忠诚于他的年轻干部。比如前面说到的沈括。

宋神宗接着王安石的话题说：“我看苏轼这年轻人挺不错，要不把他升为谏官？”

王安石其实也很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但对他趋向保守的政治立场相当不满，就给宋神宗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

宋神宗的建议就此搁浅。

当然，王安石也并未因为苏轼对改革持异议就把他冷藏起来，任命他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可是苏轼这浑小子毫不领情。王安石打算改革考试制度，他却发表《议学校贡举状》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当然不高兴了，把他赶到开封做了一个推官。

王安石的算盘很精：当你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务缠在身上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功夫管我的闲事了。

第十幕

与韬光隐晦，躲在后台做精神领袖的司马光相比，年轻的苏轼显得更锐利，也更有活力。虽然他与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还是勇敢的发起了一次一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波是元宵节花灯事件。王安石变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节，首都都会举行大型灯会，光靠附近州县进贡的花灯，远远不够用，便要派人到苏杭一带购买。这一年他们到苏杭杭州一问灯价，比预期价格的高了许多，回来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当地政府帮助皇家的人减价收购；同时命令市民暂停购买浙灯，以平抑市价。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据的。他依据的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均输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由政府部门（发运使司）控制茶、盐、矾、酒等物的销售和运输，从而可以比较方便的操控价格。

以前苏杭灯匠、灯商都在元宵节前赶制花灯，抬高售价，银子赚得白花花的。照说，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举措——价格由供需水平决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输法》的约束，官府还强令灯市压价销售；为凑足宫灯，还不准百姓买灯。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这些都在苏轼的预料之中。自从《青苗法》，《均输法》等法律先后出台后，苏轼就敏锐的看出，这些法律里可能存在与民争利的地方。

在详细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苏轼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在这个帖子里，苏轼写得相当理性。一开头就狠拍宋神宗马屁，“……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继而又表扬皇帝孝顺，“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

拍马屁不是苏轼的目的，于是他笔锋陡转，点名皇室低价买灯的危害，“……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

苏轼明白无误的提出论点：“追还前命，凡悉如旧”。

当然，苏轼是聪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态，以及反对新法可能面临的危险，为了将危险系数蒋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马屁，颂扬“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把过错全部推给了王安石等变法新党，“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后进行一番自我表扬，“忍不为陛下尽之”。

苏轼交出帖子后，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复。

宋神宗收到苏轼的《谏买浙灯疏》后，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和宽慰。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神宗接班后，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财”为核心内容的变法。这两年多来，宋神宗很注意节省，巴不得一个硬币掰成两半用，连过生日都没有请客摆酒。元宵大闹花灯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迁就了几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见。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复了：批准苏轼的帖子，停止采购浙灯。

第十一幕

苏轼回头看了一眼京城，说：“走吧。”

一行人马就慢慢的沿着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们身后投出一道道斜长的身影，使得这一行人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仅仅在几个月前，苏轼还踌躇满志，打算在朝廷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话说上书皇帝初战告捷，苏轼大受鼓舞。他趁热打铁，接连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个帖子。在这两个帖子里，苏轼全方位地批评了变法，言辞也很激烈，批评皇帝和新党“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认为道德风俗是一个国家存亡之所系，而急功近利的变法运动摧毁了原先的道德体系，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预料之中，苏轼的帖子引起了新党强烈的反弹。他们开始写联名信，弹劾苏轼。王安石也对苏轼非常的不满。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又传出一件对苏轼相当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4年前，苏轼两兄弟送父亲灵柩回四川。那时候交通简陋，来去均以舟船代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旧事重提，控告苏轼两兄弟利用官船，携带货物，贩卖私盐。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调查此事。照说，手握大权，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个铲除异己的机会。虽然苏轼两兄弟贩卖私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两个口，想要弄点对苏轼不利的证据，简直就是小儿科。就算没有证据，先把他们关起来，随便在生活作风上找点茬子让他下岗，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安石没有这样做。

在经过慎密地调查取证后，王安石还了苏轼两兄弟一个清白：查无此事。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苏轼却再无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许是政治斗争的无情，让他产生厌恶的感觉；或许是他想学习司马光，明哲保身要紧。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此，苏轼自己请求外调。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后，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这次调动无疑是苏轼人生旅途的又一个低潮，不过，杭州民众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润之曾曾经说过一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志听不到这话。

王安石变法，最让人诟病的倒不是他强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恶劣——鉴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这种新法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而是他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在我们现在看来，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者，导致众多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朝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经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精英中的战斗机，却因为对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质疑而被先后赶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会同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王安石看来，凡是不支持变法的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没有一项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顺应时代潮流，值得表扬，但其具体操作中仍然都许多纰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够虚心吸纳司马光、苏轼等意见领袖的观点，把他们当成建言献策的智库，在实施过程时多收集民间反映，善莫大焉，也能减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打报告说，有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断腕”。宋神宗就此事问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事多半是谣言。就算不是谣言，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

宋神宗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司马光等人的话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阶层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对变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这样做的后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进入领导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宋史》奸臣榜。虽然不排除撰写《宋史》的旧党以党性代替人性，可他们这些人在当时确实做得比较过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事儿可以多说两句。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哪有太平盛世杀读书人的？

苏轼的小命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经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吕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维艰。

第十三幕

没人会相信，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竟会栽于一幅画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办公室里寝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这时，一个对他、对变法致命的打击悄然出笼。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来，有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送来一个帖子，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流离失所的样子，就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欣赏。无图无真相，因此他又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给皇帝。

郑侠还以人头做担保，证实此图的真实性。

打开图，宋神宗立刻被一幅凄凉的场景吓了一跳：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他们“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何以导致如此下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