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改革派，但二人的矛盾为何那么大|163

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改革派人物，但二人在如何进行改革上却很大不同，也就是二人“整体改革路线之争”。更广泛地说，改革是为了“图强”，在图强路线上，二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样也是路线之争。而在改革、图强不同的背后则是思想路线的不同。

（1）二人的“路线不同”是全方位的分歧，涉及国防、自强、洋务企业、民生等诸多方面。

左宗棠认为国家的强盛在吏治、在人；李鸿章则认为在武器。这种思维导致左宗棠既关注改革又关注民生；既重视人才又反对贪官污吏；既重视武器，又主张自我研发式自主建造；既关注军事企业又关注民营企业；既支持建立民营企业官府对其支持，又反对官僚机构介入民营企业的日常运营。

因为左宗棠的心理，他才会首先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家西式舰船的工厂和海军人才培养学校，成为北洋海军的软件开创者；他才能成为晚清斩杀高级贪官最多的一方诸侯（两名二品武官并参奏了多名从一品高官）；他才会不让儿子们进入官场为官。

因为李鸿章的心理，他才会建立了晚清第一个真正的“军阀集团”——淮军，并且成为军事装备最好队伍。同时，也成为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硬件的开创者。

（2）左宗棠在军事上、民生建设上、维护祖国统一上拥有巨大历史功绩，李鸿章则在外交上拥有一定历史功绩。但因为其迷信国际法，导致“以夷制夷”思想基础就错了

以上观念的不同就造成前者是民族英雄，后者则是伟人与汉奸卖国贼的对峙了。李鸿章拥有的历史功绩，左宗棠都具备。左宗棠具备的，李鸿章则并不拥有。例如李鸿章开办洋务企业、引入西方的铁路电报等，这些左宗棠都做过。但因为左宗棠长期在边疆地区效果没有李鸿章好。但问题是，李鸿章对西北的发展是具有奠基性作用的。例如新疆建省、甘肃全面发展等。

李鸿章的实际功绩基本都没留下来，有人说几家企业。但问题是，那些企业都是清廷开办的，李鸿章只是“倡议”开办。钱靠清廷给开工建设资本、重大投资以及生存业务都是清廷拨款和给与，李鸿章的贡献有什么？其实，对“倡议”之功过多的吹捧了。

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李鸿章遍请外国人翻译国外的法律书籍，希望熟悉外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美国人宣扬的所谓的“国际法”，让李鸿章看到了某种希望。最终，他希望在法律上、法院上、谈判中利用“国际法”逼退外敌。

最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听说清政府要派李鸿章来谈判，威廉给德国方面发电报：这条老狗，专事挑拨，杀了他。

其实“以夷制夷”古今中外都存在这种思想，已经邮寄千年历史了，而且不仅我们有。但“以夷制夷”首先要自强；其次要敢于亮剑。这是两项基础，都是保证“夷”不敢轻易动你。但你拿“钱”去吸引别人，别人很多情况下会商量好后一起来欺负你。

（3）以琉球变为冲绳为例，谈李鸿章对“国际法”的迷信造成重大失误

李鸿章从1870年和世界各国签订的条约多达24项。其间，1875年9月20日，日军再次进攻朝鲜江华岛，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和日本便展开了外交战。

在这一外交战中，李鸿章仍然希望用“国家法”来压日本。例如，他对驻中国公使森有礼展开了如下的类似对话：

森有礼：据我看来，合约没甚用处。

李鸿章：两国和好，全凭条约，何说没用？

森有礼：合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事只看谁的能力强，不必尽依著条约。

李鸿章：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森有礼：万国公法，也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