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4日，《时尚先生Esquire》微信公众平台上推送了一篇题为《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的非虚构作品。

该篇文章当天的网络阅读量超过1000万，几天内点赞、评论量超过3000万。这篇文章让2010年的“鲁荣渔2682号惨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使得公众对远洋船员的现状有了新的认知。知名特稿记者杜强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的其他代表作还包括《天才落魄的暮年》、《九号院的年轻人》以及《废物俱乐部》系列等。

照片来自视频截图

2019年5月11日，首届“媒介中国研究百人会”暨第五届“新闻传播学C刊双年会”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召开。杜强作为《时尚先生》的副总编参与了这次大会，并在主题为“新闻创新何以可能”的圆桌会议中作了精彩发言。我们很荣幸在大会期间与杜强进行了一次对话，他和我们分享了作为一名特稿记者的经历、焦虑与感悟。

“非虚构写作更关注背后的人和故事”

Q：如何把握非虚构和特稿间的细微差别？

A：我对非虚构和特稿的理解，是倾向于把非虚构定义成“文学”，而特稿更像是“报道”。 特稿写作起源于媒体报道，属于报告文学一类，但比报告文学更强调规范。近几年“非虚构”这个词比较热门，我自己也会观察和思考，到底现在做的非虚构作品和当年的特稿有什么区别？

我发现非虚构写作的媒体属性更弱，以前的媒体服务于媒体的编辑方针。如果一个热点或者选题存在特稿空间，记者就会去做。但在非虚构写作中，作者更像是主体，会有更多的个人表达，作者本人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在非虚构写作中决定权更大一些。

另外一方面，纯粹从文本上来讲，很多非虚构作者想要通过非虚构来表达在文本上的野心，这其实和文学更加接近。而原先的特稿还是要报道一件事情，只不过是用特稿的手法。而现在的非虚构是我要表达、我要写作，而现实的素材成为一种工具。

照片由新记者拍摄

Q：特稿/非虚构写作中有“套路”可循吗？

A: 本不该有，但现在似乎越来越套路。尤其是这个概念火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特稿或者非虚构，其实更可能像以前的深度报道，就称不上特稿或者非虚构。也许是我把这个概念窄化了，但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还是挺多。

深度报道是关注一件具体的事情，追求深度并把它讲明白，实现其中的公共价值。比如说《谁的鲁能？》，这就是一篇典型的深度报道。而对于特稿或者说非虚构，它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文本。你的表达是否具有写作上的创造性、是否有个人的风格、是否在意义的阐发上有独到的见解，这些是关键。

特稿的写作可能会更关注背后的故事，更关注背后的人的困境。特稿作品最终让你读下来的整个感觉，是有一种类似于文学的效果。你或许会对人的命运产生很复杂、微妙的认知，而不是对某一个公共话题的认知。

特稿素材的要求是它的独特性和文学性能够直指人心。所需要的细节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不是一种套路化的表达。陈词滥调都说是语言上，但其实在理解人上面也存在陈词滥调。我的建议是，即使是一个主题很常见的故事，你也不要写得那么套路，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你对这个人的表达，是这个人身上不一样的，能够拓展别人认知的地方，这是一个目标，你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Q：在非虚构写作中实现像《冷血》中细致的心理描写，真的能通过采访获得吗？国内的非虚构写作中 是否存在“合理想象”？

A: 我个人觉得《冷血》这部作品里的规范并不合格，当然它是一部名作。其实在美国的非虚构写作中，自我发挥的成分会比较多。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也会觉得里面的内容过于细致和深入，如果真的能够通过采访获得，还是很不可思议的。美国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作家式的，规范比较松。作家写有真实素材的东西，发挥的部分会比较多。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自己也承认过这一点，他说他有一些东西是存在合理想象，是有他自己发挥的地方。

盖伊·特立斯 图片来自于网络

国内的非虚构写作目前不存在“合理想象”，因为没有人敢这么做。可能这是一个传统，是行业当中的共识。国内脱胎于媒体的这一类非虚构写作，在事实规范上是很严格的。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行业长久发展下去，这样做肯定不行。

Q：通常对题材的选择、挖掘是如何进行的？

A：其实题材可以笼统地为两类：一类是有明确的故事、明确的人物。这类型比较简单，比如说《太平洋大逃杀》，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成型的故事，我只要找到这个人，让他帮我把事件还原，从采访上以及文本写作上实现它，拿到素材就可以。

另外一类是你明知道一定会有好的故事，一定会有好的东西在那里，但是你能不能拿到，这是不确定的。比如废物俱乐部，你没有看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故事，你就需要去挖掘、接触很多的人，去找合适你表达的故事和经历。这种类型会更难一点，没有什么把握，并且选题失败率很高。经常会有作者去了，发现没有人物和故事，素材不足以支撑一个好的特稿的品质，那个时候就放弃了。大家可以看到的都是做成的，但其实背后有好多题目是不行的。

废物俱乐部 文章插图

“不要让采访对象觉得你是另一种人”

Q:对偏“黑色”题材比较偏好的原因是什么？“卧底取材”的时候有害怕过吗？

A：很多时候，一个人适合写什么类型的特稿题材，跟他的个性和过去的经验是有关系的。之前也有一些记者和我说过，如果让他一个人去村庄采访一位杀人犯，可能他都不敢。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能我有过去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对于底层，或者比较“黑色”的事物是更熟悉的。

对我来讲，我能够更好的去和他共情，去理解他。跟他们打交道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障碍，也不存在什么安全上的顾虑。害怕，其实完全没有。还有人问我说写完《太平洋大逃杀》之后心里会不会有阴影，其实完全不会。这就好比你看完一部恐怖电影，看完之后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

我看恐怖电影会害怕，但是我去接触这些反而完全没有害怕。其实把这些人物的经历想得多、或者接触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这就是日常生活很自然的延展。一个跟他生活很隔绝的人，突然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恐怖。但是如果你慢慢接触他，知道他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自然、平滑地到了那个境地。当你接触到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恐惧其实会少很多。

Q：如何在采访中建立与边缘经验人群的信任感？有可以分享的采访技巧吗？

A：这依赖于一个作者的个性。我在接触这些边缘经验人群的时候，总体上是比较自然的。我对他们的经验、经历和现状是很熟悉的，不存在一种隔阂感。

当你要获取别人信任时，首先对他要有信任、好奇和尊重。 在采访赵木成的时候，我和他一起钓鱼，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喝酒撸串，进入到他的社交情境当中。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另一种人，而要在同一个情境层面上跟对方去交往、对话。当别人觉得你跟他是同样的人、能够理解他的时候，还是比较愿意敞开心扉去跟你讲。

总体来讲，不要那么急功近利。你的姿态并不是要获取素材，而是想进入对方的生活。首先你是真诚的，所以才会这样做。有时候记者的工作是很宝贵的，没有哪个工作是给你钱，然后让你去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Q：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采访经历？

A：其实还是《太平洋大逃杀》和《废物俱乐部》这两段。可能跟我个人的经验有关，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都特别亲切。在我生活过的村子里，有些人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他们。我们村子里也有人去打工，只是可能没有上船而已。他们跟我年龄相仿，有的比我大两岁，有的比我小一些。我在稿子里面写的就是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对我来讲，你可能在一个节点，比如说考大学的时候，你运气比较好，你能够走上另外一条路。但其实可能一步之差，你就是他们的那种命运。对这些人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能够共情，就好像在看自己的一种可能性。

Q: 采访结束以后和采访对象还有联系吗？

A: 《太平洋大逃杀》里的赵木成现在在东北卖烧烤，做一点小生意，经常会在朋友圈宣传新推出的烧烤品种。他现在是过着很正常的生活，可能也没有赚到特别多的钱，有时候他会点赞我的朋友圈，但总体上没有太多的交流。红姐的生活也是在朋友圈看到，像小曾以及一些不那么核心的人物可能就失去联系了，因为他们生活也比较动荡。对于我，一个作者来讲，我完全是一个旁观者，经历了一遍他们的遭遇，其实没有太多的理由再去参与。

照片由新记者拍摄

“特稿记者的职业空间更大”

Q：何时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记者？学新闻和真正做新闻最不同的感受在于哪里？

A：我最初并没有想得很清楚。新闻系毕业之后，就会很自然的往媒体方面想。大四的时候，我在南方都市报实习，之后参加了南方报业的校园招聘，以校招的途径去了南方报业，成为一名记者。实习期间已经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整个的想法就比较顺，也没有太去琢磨。

大学期间学习的理论和原则像是“定海神针”，这些原则肯定是不会错的。但是在真正实践时，你会面临更多的选择、诱惑、动摇，有时候很难完全不变。只能在这种很难的选择中，去选择符合原则和规定的东西。

Q：为什么会从时政记者转型为特稿记者？

A：一开始是在南方都市报的北京记者站，做了两年的时政记者，经常跑民政部、公安这些地方，说实话挺无聊的。做时政报道，空间其实很小。在北京各个地方去跑新闻，别人会觉得你是地方小报，不太乐意接受，那时候就会觉得很难受。

当时看到同行做的特稿作品，对特稿记者做的内容很感兴趣。内容很好看，而且他的天花板不是那么低。在中国，做一名时政记者，尤其是在一个市场角度去做时政记者，没有什么可能性。其实就是那样重复，一直在重复。特稿记者做的内容，还是能让人看到一点可能性。不管是职业也好，还是文章品质也好，我会觉得特稿记者空间更大，就更有兴趣做。

杜强给新记者的寄语

Q：作为一个特稿记者，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A: 最大的焦虑还是选题。要找到一个在你看来有可能性去实现好文本的选题，真的很难。

我们的实习生记者平时会汇报一些社会新闻的选题，你在看选题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值得去报道，背后也有真问题。但是要达到特稿文本的具体要求来说，它可能就还不够。要么就是故事不够；要么就是素材上难以获取；要么就是这两面都够，但在意义层面上又比较欠缺。所谓特稿不能只有很具体的事例，在意义层面对读者的认知要有一个拓展。

在看到废物俱乐部的故事时，我了解到中国现在年轻人群体的生活状态，阶层问题，产业问题，包括一个人在一种环境当中的意志颓丧等等，你都能看到很多超越具体事情之外更长久的意义。仅仅是你对于一个人困在底层，他心里所遭受的那种折磨和困境，有一个认知也是好的。但是很多这种具体的社会题材，其实是做不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难度在于，如今媒体的发展处于弱势，都市报、地方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能提供的特稿题材也非常有限。上游来的水变得非常的少，能够让我们去寻找特稿可能性的选题，也变得更困难。整个媒体行业各个文体之间是一种链条，特稿作为一种比较长、复杂的文体，还是需要依赖别人做一些基础工作，但现在这种基础工作在萎缩，你就会更难办一点。

Q：记者这份职业会一直做下去吗？之后有转型的想法吗？

A：这个不一定，我可能会想要尝试写小说。这个目标说起来有点大，感觉自己不应该说出来，但是我对这方面有兴趣。你写非虚构的东西，很多时候受很大的限制。比如说你看了这个故事的前1/3，觉得它是一个很好故事和文本，结果到了中间垮掉了。你就会想，如果要是写个虚构作品，我能够按照我的设想，去让这些人物经历另外一种命运，那这个文本一定很好看。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子。

有时候会有这种遗憾，想要打破写新闻报道的限制。作为特稿来讲，一定是不能有任何的虚构，这是我们的红线。但很多时候你又希望有一个好的作品，好的文本，那可能得去写虚构，才能达到在文字上的追求。

“如需转载，请注明来自南京大学新记者<NJUXJZ>”

文字 | 祁红

摄影 | 刘力鑫

美编 | 祁红

责编 | 曹玥 彭雅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