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环境与宗教

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时代，进行过人类史上最早的两次人口普查，这是官僚体系所做的计划管理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谁也不知道在更早的时代，或是这两个帝国以外的领域，究竟有多少人口。史学家估计，当农业兴起之时，全世界的人口大概是六百万人。到了西元前一千年，已经增加到一亿人，西元元年的人口则高达两亿五千万人。农业解除了过去对于人口数量的限制；有了剩余的粮食，人类可以养育许多后代。科技的创新造成人口增加，超出地球的负荷能力，人口随之下降，如此周而复始。西元100年，全球大约有七十五个拥有三万到四十五万居民的城市，大城市的总人口大约是五百万人。

农业发展成功所增加的人口，对自然界和人类都造成损害。自然界的伤害包括人类破坏了供养他们的环境，主要是森林砍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以及灌溉造成的土壤盐化。人类放牧绵羊和山羊、取得燃料来取暖及烹调、使用木炭来烧陶和冶金，都需要用到木材，因此森林砍伐是所有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

到了西元200年，欧亚非的环境受到的冲击显而易见。苏美的平原已经寸草不生。此外由于森林砍伐和土壤盐化的关系，印度河谷兴起的复杂社会只持续了五百年左右。中国的林木被大量砍伐，造成黄河泛滥，河水夹带黄色的泥沙，故称黄河。黎巴嫩的杉木因为高耸笔直而价值不菲，曾经是腓尼基商业活动的中流砥柱，如今却只剩几个小树丛。地中海沿岸丧失了天然植被，如橡树、山毛榉、松树、杉木等植物，只有根部强韧的橄榄树，可以穿透石灰岩，生长在侵蚀严重的山坡上。罗马在北非的行省退化成广大的沙漠，自从这里的环境在西元前800年至西元200年间沙漠化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只有埃及人维持足足七千年的永续平衡，尼罗河每年会自然（以上游各地被侵蚀的土壤）更新下游的土壤，不过到了二十世纪，灌溉和水坝阻止了河水泛滥，也破坏了这个自然循环。

人口密度增加，也为人类带来了伤害。城市和城外纳贡区的生活既艰难又危险，必须做出许多适应，也必须承受许多苦难。到了西元200年，人类绝大多数还住在村庄，但其中有愈来愈多的人必须纳贡或缴税给常驻城市的统治者。城市里的居民被极端社会阶层化，分成地主和非地主，非地主占大多数，用劳力换取赖以生存的酬劳。只有少数的贵族能享受文明的果实。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并保护储存的剩余粮食，战争成了家常便饭。最后，丝绸之路把欧亚非各地的密集人口连结起来，城市居民必须面对动物的病毒和细菌带来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毕竟这些病毒和细菌只会传播到人口密集的地方。

从西元前800年至西元200年，在这一千年里，欧亚非见证了人类不断创造出的宗教思想，令人瞩目。如果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视为希伯来先知发展出来的宗教，那么现今所有世界性的信仰都出现在这个时代。欧亚大陆伟大的圣贤出现在这个年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和摩尼（摩尼教）、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吠陀先知和佛陀、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哲人、犹太先知、耶稣和后来的穆罕默德。在城市区域以外，如美洲、北欧和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人类似乎继续信奉原始宗教。

出现在城市核心的这些新宗教在性质上似乎有别于过去。在渔猎采集的时代，人类尊敬的是肉眼看不见的神鬼世界，和天地万物大同小异；后来他们敬拜的男、女神祇和人类更是相似，只是可以永生不死。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生命的肯定，无论是欢喜的礼赞或恐惧的祈求，重点都在于重视人类置身其中的这个既有的自然世界。前城市或非城市的人终其一生都不会经历多少变化，重视的应该是生活中恒久不变的特质——原始的时间和生活一如往常之感。

在西元前800年至西元200年诞生的新宗教不再肯定这个世界，世界似乎不再百分之百令人满意，人们转而想象一个更美好、超验的世界。新的先知和圣贤强调如何获得救赎、解脱、或是涅槃，如何在死后得到更好的生活，或是在转世后投入更好的轮回。从某方面说，他们拟定一套套的伦理制度，激励民众在行为上符合发展中的密集城市生活所需。

同时，这些先知和圣贤是在找寻解药，解决许多人在城市生活中经历的种种个人痛苦，宗教是一种精神补偿，用来缓解城市生活或邻近村庄（这里的人要向城市的贵族纳贡）生活的苦难和不确定感。只要加入城市里的宗教社群，人们就有机会重新建立从前人数有限的渔猎采集社会，以及城市化开始之前的村庄生活特有的那种相互充满关怀的小群体。

城市生活有许多好处，尤其是对贵族地主而言，然而这势必违反了前城市生活的地方习俗。城市的出现，让人类得以选择，究竟是要模仿文明的城市作风，盼望能生活得更好，从而排斥村庄的习俗和原始生活；抑或抗拒文明的生活，强化传统习俗。现在促进城市化的力量强大，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置身事外，因此许多人现在同样要面临这个抉择。

待解之谜

一、史学家和哲学家大致都认定世界性宗教都出现在某一段时期，也就是西元前800年至西元200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士培（Karl Jaspers）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世界史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把这段时间称为轴心世代。世界性的宗教大约在同时出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找到一致的答案。这些宗教强调死后的来生，可能反映出在密集城市中生活的艰苦。个人和思想家似乎第一次有能力把自己和社群意识分开，想像他们自己的答案；或许多少是因为人类接触到更多不同的观念。文字书写系统的存在一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透过这种工具，可以把个人反思及思考的成果组织起来，传播出去；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特别相信书籍。旅行和经商的网络增加，表示现在更容易从事分享和集体学习。对于所谓轴心世代的本质、原因和结果的问题，已经到了可以研究和分类的时候。不管这些宗教兴起的原因为何，现在许多人笃信的仍然是两千年前创造的思维系统，而非可能和当下的知识与环境有关的更新的思维系统。

二、罗马帝国衰亡了吗？

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罗马军事和政治势力的瓦解标示了文明的终结，让欧洲落入物质与知识贫乏的黑暗深渊。1970年代，西方史学家开始避免使用衰亡、沦亡和危机这些词汇，改而用转变、变迁、转换等字眼。1980年代，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德特曼在《罗马的衰亡》照字母顺序逐一盘点数百年来被列为导致罗马帝国「沦亡」的两百一十个理由。美国人艾尔登．罗林斯则回顾数世纪以来谈论罗马沦亡的书籍。两人都指出书籍的作者们几乎可以把「沦亡」归咎于任何一个原因。改变未必代表衰亡，而且，无论如何，衰亡有进程快速的意味，而转变的复杂过程是缓步进行的。有鉴于此，笔者采用的说法是罗马帝国「瓦解」而非「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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