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四川先后出现过两个唐兴县，先是遂州唐兴县(今蓬溪县），后是蜀州唐兴县（今崇州市）。杜甫一生留下了大量现实主义的诗作，撰写散文极少，因而他写的《唐兴县客馆记》就显得特别珍贵。但是，杜甫这篇有名的《客馆记》究竟是为遂州唐兴而作，还是为蜀州唐兴而作？有论者认为是为遂州唐兴而作，这是对历史的误读。

《四川郡县志》根据《旧唐书》作出明确的记载：隋代的遂宁郡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改为遂州（今遂宁市），至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又改为遂宁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复改为遂州。遂州领县五：方义、长江、蓬溪、青石、遂宁。其中的蓬溪本是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分方义县而置的唐兴县。武则天长寿二年（693)改为武丰县。武则天被逼退位后，唐中宗李显恢复唐室，于神龙元年(705)废武丰县名恢复唐兴县。直至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742)易名为蓬溪县（即今蓬溪县），从此遂州唐兴县在历史上不复存在。

回头再查检历史，唐代蜀州辖县中有名唐安县者，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改名为唐兴县，这时距遂州唐兴县改名蓬溪县之年已达15载之久。

再查看杜甫在《唐兴县客馆记》中关于写作年代的交代是“中兴之四年”。历史告诉我们，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的“安史之乱”摧折了唐代的盛世，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先后被叛军攻占，唐玄宗逃到四川。在危难中受命的唐肃宗李亨担当起“中兴”的使命。隨之蜀州唐安改名唐兴，对大唐寄托着盼其复兴的愿望。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是唐王朝收复长安、洛阳的第四年，所以杜甫称之为“中兴之四年”。这一年杜甫为唐兴县写了这篇《客馆记》。

说杜甫是为蜀州唐兴县写这篇记，必须结合他当时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来考察，关键性的人物是高适。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与高适的“人日”寄酬是一段凄美的佳话，因而古蜀州早在宋代就为他们二人的友谊而建有“尚友阁”，把两人的“人日”寄酬诗刻在阁上供人凭吊。

原来，杜甫避“安史之乱”流落到成都是乾元二年（759)秋的事，这时的高适还是彭州刺史，闻杜甫到了成都，高适急忙投书写诗慰问。转眼第二年已是上元元年（760)，高适改任蜀州刺史不久，杜甫专程从成都赶来蜀州看望高适。这个唐兴县是距蜀州治地最近的蜀州所领之县，历史上享有盛名。唐兴客馆是官方接待高层人士的宾馆，大诗人杜甫驾到，而且又是刺史的挚友和贵客，于是这个客馆就成为杜甫的下榻之处。聪明的唐兴县县令王潜颇懂得名人效应，便于上元二年（761)秋恭请杜甫为之撰写了《唐兴县客馆记》，这是情理中事。而这一年，远距遂州的唐兴县改名为蓬溪县已是19年之久了，那个唐兴县早就被历史抹掉了。杜甫的《客馆记》是为蜀州唐兴客馆而写，这是不言自明的。

认为杜甫之记是为蓬溪而作的同志还认为，杜甫之所以不称蓬溪县而仍循旧名称唐兴县，这是民族怀古的一种习惯。其实，任何人的“怀古”都是以熟悉和了解、认知和情深为基础条件的。查阅杜甫年谱，他在川期间并未到过蓬溪，说不定对那个远离成都而又已经不复存在的“唐兴县”还一无所知，怎么会在写这篇客馆记时有一种怀古之情呢！

相反，距成都近在咫尺的蜀州唐兴县，是他挚友高适为官的领地，留下了他难以计数的足迹。就在他为其写《客馆记》的这一年，刚过大年初一的第六天，高适在蜀州写了《人日寄杜二拾遗》一诗寄给他，尔后的岁月他才写出了《追怀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的名篇，以致成为当今仍传承的每年正月初七成都草堂人日游活动的滥觞，蜀州的“尚友阁”也因此成为杜甫与高适友谊的见证而誉享文坛。经过千年岁月沧桑的洗礼之后，这座尚友阁已经得到重建，于今又巍然屹立在新崇州的唐安东路上。这座尚友阁如有知，也许会站出来为《唐兴县客馆记》是杜甫为蜀州唐兴而写欣然作证的。

我们作如是观还有一个佐证：今崇州保存的旧地方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如民国十四年(1925)所修的《崇庆县志》在“历代秩官表”中可以查到，唐代唐兴县的县令第四名就赫然写着“王潜”二字，并注明“见杜甫客馆记”。

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崇州市借灾后重建之机，在新扩建的唐安东路唐风建筑群中，重建了唐兴客馆，为杜甫曾下榻此馆留下历史的记忆。

笔者无意于为崇州市跟兄弟县争夺历史文化资源，只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已。刍荛之见，愿就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