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根文化及不同时代的圣人修身|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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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根文化

二、不同时代的圣人修身

经典语录

中国几千年历史，根据社会历史进程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同社会就有不同的圣人修身内容及制定相应的社会制度。从社会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社会越向前发展，就越呈现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希望的人类社会场景，即思想上道法自然，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经济上民众自由创造。

一、中国的根文化

要说中国的根文化是什么？我只能说是老子的《道德经》。可能有人不答应了，说是《易经》。其实《易经》包含象数和义理两个部分，《道德经》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义理，而对于占卜算命的象数则进行了扬弃。

老子是周朝图书馆馆长，博览群书，他太清楚时代发展的脉搏，于是写就《道德经》，算是对中国上古至周朝王道社会治理的高度总结及对于宇宙架构的深度哲学思考。

《道德经》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观点，这种理念其实不仅仅适用于治国，同样适用于各类组织，甚至个人，尤其是公司治理与个人自我管理，或许更加具有普遍意义。古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统治者经常以“装神弄鬼”愚弄天下百姓以维护其统治，老子明确指出神圣伤人的实质是天下无道的结果，是扰民政治的结果。如果天下有道，则民无求于官，官服务于民，百姓安居乐业，何必怕鬼求神？一般来讲，百姓都是因为遭遇不幸才向鬼神求助的，天下大治，鬼神自然就“失业”而无从伤害了。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就是以科学的世界观来化解“民迷”，“迷信”问题。

中国人的信仰在于人的奋斗，上古神话《山海经》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钻木取火，愚公移山，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及刑天的故事，哪一个不都是人在斗天斗地，开创新时代？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会眷恋我们，我们要靠自己，不能靠苍天。人生病了怎么办？从自然吸取力量，神农尝百草。永远也不会服输，这是中国人。

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全人类的人学之祖，更是中国的文化之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无不是在老子《道德经》这个树根上因时代的需要而成长起来相应的圣人及制度。

下面按照三个社会类型阐述圣人修身及相应社会制度。

1、农业社会圣人修身及相应社会制度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整个中国农业社会总共有二个半圣人，分别是孔子，王阳明两个圣人，外加一个曾国藩，算是半个圣人。
孔子一生志在恢复周礼，重塑道德社会。可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各诸侯国之间展开了生存竞争，孔子的方案明显是理想化，甚至有复古之嫌。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不置可否，但在《道德经》中明显提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在老子看来，社会偏离了大道，才有了提倡道德的必要，但这时的“德”已不是“ 上德”，而只能是“下德”。因为“上德不德”，其德在内而不在外，完全是出于内心之自然，而非自恃有德而表露于外。“下德”产生的仁已不是无心的自然流露，而是有心如此，是人为的结果，这就是“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是“上德”的进一步丧失，仁与义相比，前者重在内在观念，后者重在外在行为。仁义忠信虽然已经背离了自然道德的基本精神，但他们毕竟还是一些道德原则和观念，礼则不同，它是一些已经制度化了的行为规范，当人们自觉的道德观念不足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时，统治者便制定出一系列客观具体的行为标准—故曰“失义而后礼”。而礼的出现，则标志着仁义忠信等道德观念的失败，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薄”即不足、衰竭之义。

当秦国的虎狼之师一统天下，比礼更加没有人性的法取得了胜利，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君主集权制度，废除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全国实行郡县制，统一货币，统一语言文字，统一度量衡，于是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文化便已经形成。到了汉代，儒学家董仲舒为了继续维护和巩固君主集权制度，在君主人法统治的基础上，倡导儒家道德，独尊儒术，孔子的帝师地位得以树立。

董仲舒的第二代汉代儒学兴起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制度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事件。第一代孔孟儒学君子有敬奉上天的意识，到了董仲舒这里，君王替天行道，君王是天子，垄断了与上天的沟通，臣子只需依附天子和敬奉天子即可，正所谓利出一孔也，董仲舒规范的三纲五常更是巩固了封建政权。自汉代开始，中国社会便形成皇族、官僚和老百姓三层社会架构。

唐朝是中国农业社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儒家的维稳，道家的发展和佛教的生命关怀得以融合。唐太宗非常重视学习《道德经》，社会生产力得以极大释放，形成了贞观之治。这是中国历史在农业社会达到的最高峰。

公元747年，唐玄宗下诏天下人才入京赴试，诗圣杜甫等人应试，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让所有应试的人全部落第，并上贺朝廷野无遗贤。至此，成为中华文明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无数事实证明，当一个朝代大量启用民间人才的时候，就是蓬勃发展的时候。

反之，当不再重视启用民间人才的时候，就是走向衰亡的时候。

自唐朝中期以后，中华文明一直在走下坡路，上演的是一场场人才与奴才较量的大戏，《水浒传》中108个人才，败在奴才高俅的手下；能够统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人才岳飞，败给了善于察言观色的奴才秦桧。

中国持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实质就是奴才选拔制度，导致的结果是人才越来越少了，奴才越来越多。到了清朝末年，中华文明已经衰落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

王阳明的《心学》正是对于儒家封闭性的一个突围，倡导个性解放，人人得以成圣人，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伪君子遍地。如果说，王阳明是哲人，那曾国藩本质上就是个官员，其在学问上与王阳明差一大截，但曾国藩显然懂得《道德经》倡导的功成身遂之道。曾国藩延续了清王朝的命运，但改变不了清王朝继续衰败的制度。
2、工业社会圣人修身及相应社会制度

王阳明的《心学》传到西方导致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传到日本导致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才大解放，在于生产力的大突破。他们的领袖修身的内容发生了改变。

领袖修身究竟修什么呢？工业文明领袖修炼宗教、哲学与科学。

哲学底层是逻辑学，中间层是知识论与形上学，最高层是伦理学。宗教与哲学的交集是形上学与伦理学。科学与哲学的交集是逻辑学与知识论。

（1）毛泽东与其打造的社会主义制度

当整个西方和日本都发生了工业文明的革命，社会制度进行了转型升级后，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就显得很有必要推陈出新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着中华民族未来的方向，毛泽东，鲁迅等一批中华仁人志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动员。最值得庆贺的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传到中国，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就是西方的科学，民主和自由在中国的落地实践。其实科学不就是《道德经》的道法自然么，民主不就是《道德经》的无为而治么，自由不就是《道德经》的三生万物么。

毛泽东深谙《道德经》，毕生致力于为人民服务，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报纸叫人民日报，银行叫人民银行，警察叫人民警察，医院叫人民医院，诸如此类，新中国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国家。

（2）任正非与其打造的华为基本法

新中国建国70年以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象华为这样极具影响力。

任正非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说道，

“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的力量、众人的力量，才是力大无穷的。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在创立华为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不惑是什么意思，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环境变动缓慢，等待人的心理成熟的一个尺度。而我进入不惑之年时，人类已进入电脑时代，世界开始疯起来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我突然发觉自己本来是优秀的中国青年，所谓的专家，竟然越来越无知……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三十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聪明，引出来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若能为公司的强大、为祖国、为世界作出一点贡献，二十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我知识的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架”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

华为的伟大在于共创、共赢和共享的价值观落地。任正非的圣人修身之道便是专注人类通讯事业主航道，多路径饱和攻击5G科研，终于成就5G事业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任正非的方法论体现在其基于系统熵增理论打造的无为而治的自动化的管理系统。任正非的道行天下目标就是希望全世界人民用上5G，走进人工智能新时代。

3、信息社会圣人修身及相应社会制度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人类正迎来道之以德的新时代。互联网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从信息互联网到现在的物体互联网，再到区块链广泛应用的价值互联网，先后实现全息道德经济回归，全能万物互联新时代及全意价值互联互通。

互联网的三个阶段是信息透明化，思想工具化和金融普惠化，真正是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新时代，互联网无疑是当代最具革命性的工具，远胜过原子弹和航空母舰，它真正可以实现《道德经》中的道，从而人类社会将迎来百分之百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