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不仅仅是我国经济的重心，农业的稳定也是国家稳定最重要的支柱。对商人的抑制不仅仅是在东方才出现，在西方也是一直有这种传统。只是西方的土壤并不是很强大，东方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可能很多人认为我国一直都存在着对商业的抑制，对商人的轻视。
其实我国在汉武帝之后才开始将重农抑商的政策，作为一个常备的措施，虽然后来的朝代中，也有商人的地位相对较高的时候，但是总体上，商人阶级也是一个比较不受重视并且受到各种限制的阶级。但是对于商人不被重视的起源却并不只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之所以在汉朝以及后来的朝代都会出现对商人的抑制的情况，主要有以下的两个原因。
最初我国的社会基础是周王分封制，在分封制下，西周以及春秋时期我国的农业主要是现在大家熟知的井田制。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和分封主是一个集体，就和西欧的采邑制度一样。每个小分封主都是一个地方的土地所有者，在分封的时候只是对平原地区的土地进行了归属。而没有将分封国内部的山岭进行分封，因此一个封国内部的山岭地区由于在所有权上还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国君，所以这些山林都是国君的私有财产。而平原土地才是分封的地方，即使在汉朝时期的封王和汉朝皇帝也是如此。所以山林地区都是国君的私人领地，就是因为这样，在春秋时期，当时的国君们相互送礼都是送的自己领地内的山林中的一些产物。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初每个国家都是以农业为主，基本没有什么商人和手工业者。由于生产力低，基本没有太多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也就没有商人的必要。但是逐渐的生产力上来之后，人们就开始制作一些简单的手工业品，比如铁器以及毛皮等。但是这些东西的原材料都需要到山林中去获取，于是很多农民就到国君的私人领地山林中去开矿猎杀动物。最初想要禁止这些行为，但是实在太多了，于是就在一些进山的道路上征收一些罚金。对，最初由于国君认为这些人实在偷盗自己的私人财产，但是又没有足够的人力去阻止，就对他们进行处罚，征收一些罚金。后来才变成的税收形式。
而这些最初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最初的商人，所以在春秋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很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很多地方的国君将商人视为偷盗者。他们是将自己的东西运输到其他国家去谋取利益才富裕起来的，这些原本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所以商人可以说在我国一出现的时候就是带有原罪的，并且这种对商人的鄙视一直延续到汉朝时期。
同时，在先秦时期，国家之间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战争。而国家之间的战争最重要的比拼就是人口和粮食。所以很多国家都会出台很多的政策来鼓励人们进行生产，同时减少非农业人口，因为非农业人口，具有极大的流动性既不好管理，还拥有很大的财富，对国家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在李俚以及商鞅的变革中，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同时出台一些对商业的抑制措施，但是他们的抑制是处于扶持农业的需求而没有其他的偏见。
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常年对匈奴进行战争，导致国家的财政一直处于一个赤字的状况。在最紧要的关头汉武帝经常将自己的私人收入，主要是属于皇家的山林的盐铁税收，都捐给国库。当时皇家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两套系统，土地税，人头税都是国家的税收，山林的盐铁基本都是皇帝的私人收入。
即使是这样依然不够，但是民间有很多的富商却有着很多的财富，但是他们这些商人却对国家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人基本只管自己的财富，或者囤货居奇不仅不能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还是国内粮食价格波动的最大推力和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来源。正是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告绢令，也就是对商人征收财产税，如果不老实回报自己的财产，一旦被人举报了财产全部充公。举报的人得到一半。所以中国后世商人一直都是被抑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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