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8.4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8.5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离娄下》

现在我们把第四章、第五章合起来讲。这两章比较短，并且内容上很相关，主要是讲君主和士大夫的关系问题。孟子认为应如何处理他们的关系呢？其实也存在一个各尽其职、各尽其道的原则。他在这里提出的主张是，如果君杀害一个无罪的士，那么更高一层的大夫可以离开君主；如果杀害了无辜的百姓，那么与百姓关系更密切、身份上更接近的士，也就可以离开君主。后面一章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则是从正面说，君主仁义，所有人就会跟着仁义。这种观点在前面的很多地方都有表现，这是一种感化的、示范的政治。有人说儒家的伦理学是一种示范伦理学，强调德性的表率，要做出一个示范，大家会受到感化。人人都受到感化，人人都去学习榜样，那么天下自然就治理好了。

前一章是说反面的情况，治理得不好，大家就会离开，“近者不悦，远者不来”。那我们想一想，孟子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无罪而杀士”，“无罪而戮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般来讲，如果有罪，那当然是要进行惩罚的。但无罪的话，为什么会受到惩罚呢？从常识上说不过去。明知他无罪，却要惩罚他，加害于他，把罪责转移给无辜的人，有时候我们称之为替罪羊。孟子说的应该不会是指那种明知无罪的情况，应该是说实际上他无罪，但是判断失误，认为他有罪，这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冤假错案。或者老百姓都认为那个人没罪，可是法官根据他的经验，根据他掌握的证据，认为那个人有罪。

大家知道，多年以前美国发生了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案件——辛普森谋杀案。李昌钰参与了案件的侦破。他被称为神探。李昌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辛普森是有罪的，可是最后法院判定他无罪，当然民事上还需要赔偿。但美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人都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一定是他策划的谋杀案，但是最后法院为什么判他无罪呢？李昌钰在案件审理中是辩护方的成员，他是为辛普森辩护的团队成员之一。他说辩护方胜诉了，但他作为辩护方的成员，却一点都不高兴。李昌钰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是一个有良知的神探。他认为辛普森有罪，可最后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辛普森有罪。为什么检方提不出足够的证明呢？因为检方和公安系统在侦查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把一些重要的证据无意中破坏掉了。那些能够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拿不出来，而拿出来的证据却证明不了他有罪。民众都认为他有罪，但最后也只能判他无罪。所以说，真正的凶手却不能惩罚他，可是反过来说，那些不是凶手的却给判了有罪，出现一些冤假错案。法律要讲证据，特别是谋杀罪等执行死刑的罪行，必须要有高度可靠的证据，不能轻易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但有时候仍然会出现错误。

那么回到孟子这里，那些被杀的大夫和士，是不是确实是过错？如果不是，那么可能是被仇家陷害，但君主调查得不是那么好，没有弄清楚，就判断有错，就实行了惩罚。那么，孟子所讲的无罪而杀之，应该就是指这种情况。不可能说明知道他无罪，还要去杀，那就等于说是替罪羊，被嫁祸的那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罪”不是说君主明知他无罪，而是他无罪，君主却认为他有罪，将他处死。这种情况让人心冷，让人感觉不公正，那么大夫和士当然会选择离开。这里讲的无罪而杀之，可能还不能理解成明知无罪而去杀害他。这个过错就更大了，那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君主应该做的事情。虽然我们对有些事情很难判断和处理，但是尽量要公正，要客观。我们知道臣对君主要忠诚，要进谏。但进谏的时候，君主有时候可能会杀害忠臣。这种情况也可以说臣子无罪，触怒了君主，君主在一气之下对其进行惩罚，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们说纣王非常邪恶，大臣们都要进谏，他不听。微子、箕子等一些贤臣，要么离开他，要么装疯卖傻。但比干去进谏，非常坚定，最后被纣王杀害了。而且纣王还说，圣人心有七窍，把比干的心剖开，看是不是这样。大家看，这是非常邪恶的。他们都是忠臣，而且还是纣王的亲人，或是叔叔，或是兄弟。所以国人都很愤怒，这也就是后来周武王为什么能够推翻纣王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说文革期间有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饿死的、病死的、受难死的，各种各样都有。他们无罪无过，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政治里面黑暗的一部分，好的政治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朝堂上都写着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就是一定要公正，一定要客观。想要赢得人心，就得让人信服才行。现在韩国朴槿惠否认支持率只有5%了，绝大多数国人都不支持她。不但不支持，还有一些抗议。当初她做总统也是选出来的，但是现在韩国的国民不再认同她，他们通过抗议、示威，要她辞去总统的职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即便你在台上，貌似把握着权力，其实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这些故事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孟子这两段话的内容。

解读专家

王中江，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会长，张岱年研究会会长。曾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出土文献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