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让我们愤世嫉俗，聪明让我们铁石心肠。我们想的太多，同情太少。除了机器，我们更需要人性；除了智慧，我们更需要良知。没有良知，生命就没有意义。”

多年以前，著名艺术家卓别林曾经这么说过。

从古至今，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在人性和良知面前，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姑且也是一个笑话。

清朝末年，有一次，法国一个使臣对清朝的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很不人道，因为将健康人变成残疾。”

还没等皇帝回话，边上的贴身太监就说道：“你怎么可以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的事！那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

有人说，长期以来，我们似乎都得了病，游离于奴才和奴隶之间。奴隶是一种生活状态，而奴才则是一种思想状态。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良知。

做奴隶的人，大凡都知道自己身处的状况，想抗争，甚至会为之付出行动和生命。

做奴才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奴才，甚至还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潇洒的，沾沾自喜。

人都有欲望，但良知使得人能控制甚至消弭一些不符世俗道德的欲望。

十八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有一座行宫。一次，他登高望远，发现视线被不远处的一座平民磨坊挡住了，他甚为扫兴。

之后，他派人去与磨坊主商量，打算买下它，然后拆掉。不料，不管多少钱，磨坊主都不肯卖。他说那是他祖上留下来的，不能丢在他手里！

威廉一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派人强行将磨房拆了。磨坊主也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他向法院起诉。

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判定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损失。

更令人惊讶的是，威廉一世服从并执行了法院的判决。

谁都没想到，这一座小小的磨坊牵动着时代的脉搏。

多年后，威廉一世和磨坊主都去世了。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债务缠身，磨坊濒临破产。他写信给继任的皇帝威廉二世，打算将磨坊卖给他。

不过，威廉二世认为那座磨坊关系到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是一座丰碑，也是一种象征，应当永远保留。

于是，他劝对方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后世。另外，还赠送金钱，帮助小磨坊主偿还债务。小磨坊主对此十分感动，世代将磨坊保留了下去。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曾经这么说过。

我们知道，司法归根到底来说，它根植于道德，根植于我们的良知。即便是任何人，都不能践踏良知，随意践踏他人的安全和幸福。

你无法拒绝命令，但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

一个冬夜，20岁的克利斯偷偷攀爬柏林墙，他想逃向另一边。

几声枪声响，克利斯的前胸中枪，他很快就断了气，他是这堵墙下的最后一个遇难者。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名叫英格·亨里奇。

九个月后，围墙被推到。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受世人关注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

亨里奇的辩护律师称：亨里奇是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他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他。此时，旁听席上的人也大多从默认了亨里奇是无罪的。

然而，法官赛德尔却义正严词地说：作为一名士兵，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是，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赛德尔还说：世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赛德尔的话给人深深的心灵震撼。亨里奇也流下了眼泪。他对克利斯的家属说：“对不起，我错了”。最终，他被判三年半徒刑。

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当履行职责，或者执行命令成为一种罪恶时，我们应该有一种比职责更值得遵守的东西，它就是良心。

这是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是一个谋食的生物，我们还有灵魂，我们的行为要有是非标准，要理清善恶。

这也就是说，个体而言，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

比如，在某个时期，我们对生育大搞计划的时候，你如果雄赳赳地走进超生了的人家时，你可以温柔一点，怜悯一点，而不是痛下手去拆，去“抢”。

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当看到小摊贩拖着营生的工具奔跑逃散时，你可以选择比他们跑慢一点，别真的追到。

我们不一样，有的人仅仅是为了生存就竭尽了全力。

有人说，“把枪口抬高一厘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散发着良知的温暖，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在下惶恐，惟愿不管是谁，都不违背良知，都不漠视真理，更别丢了真善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