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范墩子×鬼鱼×宋阿曼×王闷闷×王邪|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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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

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

范墩子×鬼鱼×宋阿曼×王闷闷×王邪

完整版答卷发布

“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中华文学选刊》向目前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35岁以下青年作家（1985年及以后出生）发去调查问卷，提出了10组问题。

共有117位作家参与了本次调查，主要内容刊发于《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5期、6期。

今天发布的是范墩子×鬼鱼×宋阿曼×王闷闷×王邪的完整版答卷。

——编辑部

范墩子，男，1992年生，陕西永寿人。现为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

1. 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与那时相比，你对文学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范墩子：大学二年级开始学写小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伴随着种种变化，无论是对小说的理解，还是对小说写法的突破，都曾有过颠覆性的变化。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有时是一本伟大作品的刺激，有时又是现实对自我的改造。从来就没有永恒的感知力。它永远在变化，尤其是对小说而言。变化会让作家的洞察力更为成熟。

2. 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

范墩子：史铁生、加缪和马尔克斯。

《病隙碎笔》是我反复阅读的作品，就像闪烁在夜间的火光，幽暗深沉，丰满灵动，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作家孤寂的内心世界。史铁生对生命、爱情、上帝、困难的苦苦追问，显示出他的独特。这一点，很多中国作家都难以企及。

加缪一直被我视作自己的精神偶像，作为一个小说家，加缪深知文学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现状，亦不能让我们远离痛苦、荒谬、战争与孤独，但他始终坚信文学的力量，文学至少能让我们理解我们的日常处境，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去接近或者享受光明与美好。

马尔克斯对我的影响不言而喻，无论是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还是短篇小说集《礼拜二午睡时刻》《梦中的欢乐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总能启发我，并将我及时从困顿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3. 你学习的专业或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它能够给写作提供滋养吗？是否希望成为职业作家？

范墩子：目前是一本内刊的小说编辑，日常工作就是看稿件，对理工科出身的我而言，这种生活很有新鲜感，非常有趣。不断阅读别人的稿件，对提升自己的语言和对小说的感知力都非常有益。当然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职业作家，一个精神自由的作家。

4. 当下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是否为你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与足够多的途径？你的作品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发表？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

范墩子：我的小说基本都首发在期刊上，然后我会选择一部分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博客上。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文学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但实际上，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并不多。也就是说，在这种多元化的传播机制下，文学阅读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和困境。

5. 怎样看待从“五四”发展至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其中的经典作品在你的日常阅读中占有怎样的比重，是否构成写作的参照系？

范墩子：现当代文学为汉语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审美。民国时代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在我的阅读中占据很大一部分，早已成为我写作的标杆和参考系，包括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后来的先锋文学。

6. 你关注同代人的写作吗？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或倾向？

范墩子：根据我个人的阅读体验，相比已经被“经典化”的作家而言，同代的青年作家在写法上更为灵动，风格诡异多变，更注重小说技法的突破，更愿意去关注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和精神内在，最为重要的是，青年作家逐渐将自己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不再受其牵绊。毫不夸张地说，同代的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7. 文学期刊、专业奖项、写作同行、专家学者、图书市场、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等所呈现的文学评价尺度，有哪些会影响到你的写作？你的“理想读者”是谁？

范墩子：写作同行、图书市场和个人的阅读影响会更大一些。我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更像一位深邃睿智的批评家，他有些古板苛求，却又不失风趣宽容之心，他能随同我一起进入小说文本内部，能够更大面积地发掘我在文本内制造出的种种机关，在我的小说的牵引下，他的情绪，也时刻跟随着小说主人公的处境与命运起起伏伏，不断发生波折。他也能够更大程度地理解人在世界中的渺小以及人性的复杂，这就将阅读从形而下的消遣转变为形而上的感知，如此一来，我的小说就成了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侧面，如果汉语语境中能有这样一位的读者，那我的写作就是有意义的。

8. 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

范墩子：认同。不认为。

9. 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戏剧、影视等，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范墩子：最初学习写小说的时候，秦腔曾对我有很重要的启发，尤其是秦腔里的折子戏，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过是用唱的方式来演绎罢了。戏剧和小说写作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尤其是对场景的刻画，人物的内心独白和情绪，演员的面部表情与情感的拿捏，故事的推进速度和节奏感，都会启发小说的写作。现在，对我启发最大的却是电影。

10. 科幻、奇幻、推理等类型文学，非虚构写作以及互联网时代种种新的写作实践，是否正移动着文学的边界？在你看来，未来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范墩子：类型文学的出现，撕破了纯文学冰冷的面目。我以为，在未来意义上，文学必然会变得驳杂，脱离开“纯”的束缚，以一种神性的眼光来观望世界。长期以来，我们被“纯文学”绑架，受到种种束缚，观念和技法都有些陈旧。“纯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没错，实质上，它的范围也是很宽广的。可现在人们更多地把它符号化了。很多作家陷入为文学而文学的泥沼当中，不能自拔，作品生硬呆板、矫揉造作、缺乏灵动的人物与故事。长而久之，大家就误以为那就是纯文学。事实上，那不是。那是伪文学。未来的文学也许会打破这个局面。这便是类型文学对我的启示。

范墩子作品《我从未见过麻雀》

鬼鱼，男，1990年生于甘肃甘州。艺术学硕士，现居兰州。即将出版小说集《白露》。曾获黄河文学奖。

鬼鱼：大学一年级。那时的写作更多是出于和百无聊赖生活的较劲，现在有了“更自觉”的认知。当时认为文学是“那人”，如今越来越觉得文学是“灯火阑珊处”。

鬼鱼：一开始深受格非那批作家影响，后来是马尔克斯、加缪、麦克尤恩，如今是帕维奇、曹雪芹等。只列三位作家太少了，远远不能表达阅读对我创作的那种给养之恩。他们有殊途同归之处，都是在无限开掘人与世界、人与世界观、人与世界中心的意义关系。

鬼鱼：读了普遍常见的专业，先是中文再是戏剧，现在的职业将它们合二为一，从事一份与戏剧有关的编辑工作。如果有重选的机会，我可能会学习植物学、建筑学或者宗教学。专业提供的滋养还是蛮多的，在审美、构图、语言、气息等各方面都有影响。目前不想成为职业作家，因为尝试过休假一个月，过的基本是早上从中午甚至下午开始的生活，床的引力巨大，而我功力尚浅。以后保不齐。

鬼鱼：没有具体了解过，因为我的作品主要依靠传统文学期刊来发表，只有极小的一部分通过网络传播。

鬼鱼：我的认知是，在那个现代汉语发展的爬行阶段，大部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作品或尚处于雏形状态。但没关系，那是末技，在任何时候真正引领时代文学的永远是思想精神。很遗憾，“五四”发展到现在，现代汉语一直进步，而思想精神节节败退。我们现在可能只是在共搅一潭死水，造以波澜壮阔的假象。其中的经典我常读常新，但那构不成参照系，它太孱弱了，就像几棵大树，即使参天，也并不能称之为森林。

鬼鱼：一直在关注。我愿意分类为以“时代”为写作对象的作家和以“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就我的阅读，写“时代”的基本没变，写“人”的有变化，但不成气候。至于“群体性特征或倾向”，我想以这样一句或有失偏颇的话来表达意见：小说只是小说家离群索居闭门谢客的虚构臆想，它是私人化的经验公布，与任何人、任何群体无关。

鬼鱼：或多或少都有影响，但绝大多数我是抱着那种“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别憋坏了，反正说出来我也不会改”的态度来对待。至于“理想读者”，门罗已经替我举了牌：“理想读者”应该是真正的成年人，你得在社会上经历一些事情，明白人性的局限和人生的本来面貌。这样的背景下，美好的东西才愈显弥足珍贵。

鬼鱼：我并不认为“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匮乏”是什么问题，天下大势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文学也应当允许有“大”有“小”，这是文学发展无法规避和僭越的客观规律性。我们的审美认同度还停留在过去的“大文学”时代，如果以此而指责“小文学”，这是评论界偷懒和堕落的恶果，有失公允，有良知的评论家应当与时俱进地举起“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火把来，而不是一味地拿陈旧的评价标准和文学观念来对应（是“对应”，不是“评价”）当下的作品。把“经验的同质化”套到文学上来并不会让我感到服气，因为这是整个人类发展到现在都无法妥善解决的疑难杂症。独特的个人经验我自认有，但有什么用，第六个问题已经在问“群体性特征和倾向”了。

鬼鱼：奢侈而偶得的灵感万分重要，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功不可没。

鬼鱼：被我们尊崇为传统文学高峰的四大名著无不是类型文学，哪有什么边界？若干年后看现在，可能我们自认为是中心的正属于边界。生命是圆的，地球是圆的，历史也是圆的，大轱辘滚来滚去，谁也无法幸免。未来的文学必不是如今江湖一统的局面，我向往真正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

鬼鱼作品《端阳》见《人民文学》2019年3期

宋阿曼，女，1991年生。文学硕士，现居北京。出版有小说集《内陆岛屿》。小说与诗歌见《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诗刊》《星星》等刊。

宋阿曼：无意识的小说创作从十三四岁就开始了，那时已经写出五六篇完整的短篇小说，但少年执笔，受阅读潮流与生活视野的框限在所难免。小说写作完成真正的自觉是在二十四岁。这是很让我欣喜的一个时间点：若十二年为一年轮，人生命的第二个轮回结束。像宣告某种成熟，很圆满。相比青春期与中壮年，这个年龄像一个中介，一个中性词；我对外在与内在事物的认知已经成形，并趋于一个均衡水平。到现在，我对文学的理解没有发生过突变，只是对文学下定义变得越来越困难，它像命运之网，笼罩在一切生灵之间，让认识自己成为可能。

宋阿曼：对我写作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还不明晰，但有几位我深刻喜爱的作家，也许这种影响是将来时的，还未显像。

米·布尔加科夫，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是神启之作，每一章都散布着灵感的闪光。他对于人与现实的理解以及对长篇小说的操控，极其超前与深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的长、短篇小说和诗歌我都很喜欢，她的作品彰显着最为当代的女性智慧。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里尔克的诗对我也产生过一定影响。近期对我写作贡献最大的作家是吉奥乔·阿甘本，他思考的许多问题正是我在小说写作中触及的，总能给我灵感与启迪。

宋阿曼：我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毕业后做了文学编辑。就像婚姻，浸淫在欢喜之间，一面是一种达成，一面是一种破坏。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有这个希望，但达成之日遥遥无期矣。

宋阿曼：空间和途径是比较充足的。文学接受的口味千差万别，如果能杜绝“一票否决”的编审过程，应该能鼓励创作者踏出平台发表的“舒适区”。我的作品主要发表在期刊，部分发在文学阅读APP，以及通过出版社结集出版。

宋阿曼：我认为“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经过多次碰撞与融合后，可以分成两条脉络，一是鲁迅，一是沈从文。就我自己的感觉，两条脉络在当下的文学现场都是失落的，只能说“五四”时期文学以及文学青年的那种精神与感觉还延宕在创作者中间。

其中作品，除了人文版《鲁迅全集》，我已经很少去阅读，尚没有形成直接的参照。

宋阿曼：同代人的作品，我真正阅读过的很少，可能也就几位，但对处于同一个创作环境中的作家还是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所关注的写作群体，已经彻底进入了“无名状态”，几乎已经全部持有个人的叙事立场。明显的代际特征差异我还并未发觉，更年轻的作家自然享有时代发展的红利，年轻一代更加勇于承认独特的自我，也接收到更多更广阔的讯息。

宋阿曼：某几位同行的“勤奋”会时不时刺激到我，除此之外，我只忠实于自我内部。我的“理想读者”是任何一个不会觉得思考很累的人。

宋阿曼：上述的几点可能客观存在，但对于写作来说，我不认为这些是问题。反观每个世代，大师只有一两个，但不能要求其他写着类似题材与经验的人放下手中的笔。很多问题是写着写着出现的，然后写着写着就克服了。我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经验，小部分来源于成长，大部分来源于思考。也许一个城市会有两个成长轨迹相似的人，但绝不会有两颗同期思考的大脑。

宋阿曼：音乐、颜色、电影能对我的写作产生帮助。在我看来，颜色是氛围、感觉；音乐是时间的情绪；电影是空间的行动。我一旦开始想象，脑海中首先是一张平面，像极了电影中的一帧。但要说具体的影响就太零散了。

宋阿曼：我不认为某种类型的作品出现会推动“文学的边界”，应该说是其移动着人们想象力的外延，更新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我难以估测未来文学经典的面貌，小说的描写对象、写法、展示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我认为但凡成为经典，那它的核心不会与《浮士德》《1984》《到灯塔去》《抄写员巴特比》《阿Q正传》相差很远。

宋阿曼作品《内陆岛屿》

王闷闷，男，1993年生于陕西子洲县。西北大学作家班学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咸的人》《米粒》，即将出版《零度风景》《日月》。

王闷闷：有自觉意识地写作大概是高三，说来也怪异，别人正是为前途梦想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时，我却写起所谓的小说，至今，我也不知这是神的安排还是命运的嘲讽，走着看吧，未知未觉大概就是生命最大的惊喜。说到变化，我以为生命最神妙的地方就是千变万化，如果一成不变必然难逃陈词滥调的悲哀结果，有句诗我很欣赏，不时就从心底涌上，自言自语，“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是大境界大眼界，清楚静中之变。我经常刻意锻炼这样的思维或眼识，看家里摆放的那些似乎一成不变的家具，然后领悟其中的真意奥秘。中西方的绘画在此种上皆有很高的成就，文学上也有或多或少的尝试，但似乎还可以做得更宽阔深远，艺术探索是无止境的。

王闷闷：大学里读过很多书，包括现在还一直在读，愈发觉得多数傲慢源于无知。读书就像是找寻那个自我中最有趣的人，别人推荐的或许有用，但终究要自己找寻，这样才能做到天衣无缝的适合，会产生道不尽的有意思。

读残雪的作品，很受启发，怪怪奇奇文，谁知竟深意，跌撞之下隐藏着许多道不明的哲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之芽苗。

读奥尔罕·帕慕克，知晓了文学也可以成为艺术——通常就是艺术包括文学，现在看来文学也可以包含艺术，帕慕克实现了一种可能，当然《红楼梦》更是把另一种可能写到了极致。

读美学家宗白华、叶朗的著作，找到了自己难以突破的症结，有了周边视觉——原先只围绕在就文学论文学的中心视觉里，不知还有周边视觉，美学引发数不清的周边视觉，波涛汹涌，建筑、篆刻、书法、摄影、中医、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目不暇接，不禁恨起时光无情生命短暂。现在可以说正循序渐进地探索找寻着更有意思之后的东西。

王闷闷：每个经历皆是用处，我学习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尽管愈发觉得其逼仄，但词语就是这样，有逼仄就有宽阔，然后就找到宽阔的去处，逼仄是起点。以往我们总说有用无用，老子说无用之用，终为大用，《红楼梦》里那块补天无用之石，不正是尘世情爱往事的主角吗？必然要去历练一回，是那样的精彩纷呈。生活中的点滴都是文学的滋养物，但这需要写作者内化，拿来即用那是复制，谈不上内化，更难成就艺术。摄影起先就是拍摄世间所有，原模原样，但逐渐有人发现光线、画面构图、色调、角度等因素，拍摄出了变形夸张但能淋漓表达情绪的作品，比如荒木经惟、森山大道、布列松等人。绘画更是，没有内在情绪的溶解交织，难以表达特有的思想情感。职业作家是个遥远的称谓，从内心讲，能有个不太繁忙的工作，不时能看书写字就挺好。

王闷闷：当下的传播途径前所未有地丰富，不再完全依赖实体，网络快速便捷，但是人很奇怪，或许本就是恋旧的物种，实体纸质的那种感觉很踏实，不像以网络为依托的各大载体，读着读着就轻薄，一股塑料味这——就是个塑料时代，记得在小说《日月》里就写到有个塑料小孩。发表途径空间是多，主要是没写出满意的作品，传播依靠的还是好作品。过去人们阅读如饥似渴的时代，大家轮流看，看不够就抄写，便捷程度连现在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不够，但好作品依然众所周知。现在写完作品主要还是刊物发表、出版，上传网络。

王闷闷：文学发展和时代及人的延续密切相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五四”也是次思想的解放，大量学习吸收西方现代的文化价值体系。前两天看一本关于中国宗教的书，里面就提到那句“中国人无宗教信仰”的话语，作者论证这就是在“五四”时胡适先生依据西方现代的价值体系做出的评判，带有一定程度的偏激性片面性。“五四”对文学艺术而言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新鲜往往是前进的动力，但也有禁锢束手束脚的绑缚，开悟同时也是遮蔽，希望这只是个正常的过程，不会停留太久。

阅读中经典占的比重大，有句话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但不定能构成写作的参照系，这个很复杂，各方面都要有造诣，不容易，所以参照系不仅于此。非要说的话，这就是一滴，不是一块，因为是流动的。

王闷闷：同代人的写作肯定关注，在世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谁也代替不了谁，一块儿缤纷地存在着。从而，取长补短是假话，扬长避短是真话，别人的好可以去知晓，但万不可模仿，就像临帖，临的不是字形模样，最终是书者的心境。每代人都不同，那天还和朋友说起，我们越来越难以抓取时代的特征，或许是手太滑或许是时代泥鳅样流水样，如何来准确抓住，这是基础，在基础之上融入作品，有深度有广度，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锋利坚固且转速飞快的器具。如今没有那么多大起大落，有的是微乎其微、轻而又轻、细之又细，我们这代人或许就要在缝隙里看惊天动地的波澜壮阔。

王闷闷：都有影响吧，但终究还是以自我对艺术及社会世界的理解为主，相信只要是好作品，这些外在的影响皆不是影响。“理想读者”首先是自己，过了自己这关，那爱谁谁，都可以。

王闷闷：谈不上认同不认同，我总是觉得如今的写作很危险，极其容易自我集体化和自我他者化，皆是在丧失自我，不管历史感、现实感如何匮乏，经验如何同质化，自我的丧失才是最大的魔鬼。大环境就是这样，无力改变，这时就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期间依靠的就是完整健全的自我。如果自我都丧失了，何谈其他。

王闷闷：现在正在看戏剧方面书籍，戏剧真是艺术种类里最能包容的，舞台上下所有演出元素统一表现来实现综合的艺术效果。包括话剧、歌剧、舞台剧、音乐剧、木偶戏等，每种里又有好多学问，演出元素有演员、舞台、道具、灯光、服装、音效、化妆等，任何一项都是独立的艺术，比如用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服装、化什么样的妆、做什么动作、跳什么舞蹈、使用什么样的道具等等，真是有意思，就是众多艺术融合一处，来一次火山样的爆发。这么多都是对写作的启发。文学里没有解决的难题或许其他艺术里早就解决了。

王闷闷：文学是浸润人的思想精神层面，类型文学是在拓宽文学的范围，要说边界似乎还有些不够，范围和边界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是不能混淆的，就像遗传基因学和优生学，这是两个概念。至于未来文学经典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我无法说出，这个面貌我想还是交给未来吧。

王闷闷作品《咸的人》

王邪，女，1992年生于河南孟州。文学硕士，现居兰州。小说见《西部》《作品》《芙蓉》等刊。曾获黄河文学奖。

王邪：我大概是初中时有意识地去写作，读了一些书，打开了无比精彩的文学大门，迫不及待去探访那个美妙世界，想把少年记忆保存在纸上。可是很快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所以继续大量读书。很快我又被古代文学吸引，读了唐宋方向的研究生，写对联、诗词和文言文，其实还是有隔膜的。于是我又转向写小说，小说里的自由快让人感动哭了。对于文学的理解，随着年纪增长，经历了事情，自然就不同了。

王邪：曹雪芹，张爱玲，金庸。

大观园里是年轻人的世界，大观园外是成年人的世界，八十回里延续了少年人的美梦，道尽了成年人的心酸，马齿徒增的岁月里一遍一遍读红楼，我意识到曹公笔下有慈悲心，复杂的人性中总有点其他值得书写的东西。

张爱玲对于语言技巧的驾驭着实了得，个性中的敏锐犀利也令我折服，从旧梦里写出花来，对于题材的再创新也本领高超。

金庸的武侠世界光怪陆离，宏大的场面，细微的情感，诡谲多变的江湖都吸引读者手不释卷，全部作品读下来，我们对书中的人物是有感情的，就比如看到黄衫女子出场，会怀念神雕侠侣。我希望我的作品中人物也能有如此力量和魅力。

王邪：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在从事地名词典、地名志书的编纂工作，专业给我提供取之不尽的文学底蕴，工作让我更了解所在省市的地名文化，对于写作还是有帮助的。我目前没有做一个职业作家的打算，因为第一我没有顽强的自制力，第二脱离工作的环境，也容易与社会脱节，闭门造车的写作缺乏生命力。

王邪：我的作品主要是发表于期刊。作品被选用和拒绝，都是太正常的事，合作过的各位编辑都非常和蔼可亲，并不吝扶掖年轻人，尚不曾合作过的编辑也肯指出我的不足之处，每次交流，都让我受益匪浅。

王邪：文学传统是很多的啊，文以载道，以抒性灵，争论了几百年，索性百家争鸣。人人都在支持原创的时候，最怕被说模仿，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模仿是最好的老师，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不外如是。上学时大量读书主要集中于经典作品，从中吸取营养，也曾模仿过名家，被老师一眼看穿，后来想形成个人风格，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参照系，我们不仅有参照的稚嫩时期，也有超越的勇气。

王邪：对于同龄人的写作我也一直关注着。有些我很喜欢的作者，从他们近几年的作品甚至可以看出生活轨迹和心境变化。虽然素不相识，也觉得似经年旧友，互相陪伴着走了一段孤独道路。个人命运的主题有相似之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也意味着前辈们试图探索的部分也是我们困惑的，不过不要紧，我们经历着并自觉做出自己的阐释。时代与环境对于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小说再怎么虚构，技巧再怎么高明，我们无法摆脱自身的感触来描述，所以表现出和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不同的情况再正常不过。次第成长起来的更年轻有才华的作者们也会和90后作者有区别，群体性特征本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

王邪：白居易为道旁老妪读诗，也是在找一种文学评价尺度吧。这又像成了文学观念的范畴。我感触比较深的，无非小时候同学“夸”我作文写得好，评价说“因为看不懂，所以觉得好”。后来是小说结尾比较悲观，朋友评价说看了糟心。别人的评价还是会影响到我的写作，毕竟小说并不是作者耽溺于个人情绪的工具，合理的批评还是有益于写作的。我没有想过我的“理想读者”类型，图书馆不会赶流浪汉出门，我也不想拒绝任何有兴趣读一读我写的字的读者，我会更加努力。

王邪：认为这些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的人，大概也并没有耐心去仔细观察这个群体，鉴于九斤老太发表感慨的时候不需要听众，晚辈们只需作侧耳状。写作行业里的竞争并不比其他行业弱几许，要让人记住名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冷雨敲窗的夜里，谁还不曾描过几幅《燃藜图》。大浪淘沙之下，谁不明白，若笔耕许多年，作品还缺乏历史感与现实感，还被人评价为经验同质化的作者很难再有机会，所以谁又敢不进则退。我的成长中饱受亲友师长的疼爱，幸不曾见过月亮背面。年纪既长，许嫁良人，也喜相庆，病相扶，寂寞相陪伴。二十余年所历劫难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这算不算独特的个人体验？既没有涉三江过五岳，也不曾遇奇人经异事，不过我并不感觉遗憾，毕竟对写字没有过多的影响。

王邪：戏曲吧。小时候陪着奶奶听戏，彩袖粉墨里有爱国爱民的清官、苦心教子的慈母等等，一眼辨忠奸的世界对小孩子来说真是简单明了。少年时听昆曲，惊异于词藻能如此变幻繁丽，林黛玉读《西厢》，赞叹口齿噙香，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戏曲由“折”组成，如作诗讲究起承转合，也讲究矛盾冲突，再有意思不过。照应到小说写作中，也大抵如此，算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吧。

王邪：作为一个业余的小说写作者，不太懂文学的边界在哪里，谁又曾巨笔如椽，为文学画下边界，又或者是孙悟空为唐僧画出圆圈，告诫说不可出圈。大河历三十年尚有东西之论，谁又能保证文学边界永恒呢？未来的文学若传播广泛，饱受好评，体现出卓越的生命力，那么也不失为经典之作，至于类型，倒不是很重要了。

王邪作品《西施之死》见《芙蓉》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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