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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

非洲国际难民危机

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主要是宗教矛盾和战争造成的，而独立后的非洲地区的难民问题主要是由种族冲突引发的。曾被誉为“东非明珠”的乌干达，独立后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党派斗争、宗教纠纷、部族冲突不断。进入20 世纪70 年代后，矛盾不断升级。1971 年，陆军司令伊迪·阿敏发动政变，推翻奥博特政府，成为乌干达的军事统治者。伊迪·阿敏统治期间，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不堪，再加上种族迫害，造成大批国民外逃。1972 年8 月，伊迪·阿敏指责居住在本国的亚洲人是“吸血鬼”，并责令其90 日内离开，由英国殖民者带入非洲的许多印度和巴基斯坦人聚集的社区遭摧毁，大约有9 万名亚洲人遭驱逐，其中约5 万人逃到了英国，一些印度人的穆斯林团体逃到了加拿大，只有小部分人逃回了印度。这些人掌握的财富占乌干达经济的很大份额，遭驱逐后，他们的财产被没收，银行账户被冻结， 珠宝被抢走。在乌尔干，有5000 至6000 个亚洲人的公司被政府机构和个人瓜分。直到1986 年，穆塞韦尼执政后，才结束了乌干达长期的混乱状态，并力促民族和解，协调政派纷争，化解宗教矛盾，政局才日趋稳定。

1994 年的卢旺达非洲大湖区也出现了难民危机。布隆迪、卢旺达和扎伊尔三国坐落在非洲中部的坦葛尼喀湖和基伍湖沿岸，被称为“大湖国家”。该地区由于跨界民族的存在，再加上历史积怨，种族冲突不断，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在独立后，民族矛盾一直非常尖锐。1994 年，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总统遭遇空难，引发了两国激烈的国内动荡，在卢旺达则直接导致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这场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造成50 万图西族人被杀，400 万人无家可归， 200 万人逃往邻国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在扎伊尔东部的戈马地区，有着在世界范围内都算颇具规模的难民营, 在这里聚集着125 万之多的卢旺达难民。在布隆迪，种族冲突导致70 多万胡图族人沦为难民，其中有20 万人逃往扎伊尔。但由于扎伊尔地区长期战乱，再加上自然环境等因素，大量难民的涌入使得扎伊尔难民营的食物、饮用水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非常匮乏。另外，该地区霍乱肆虐，已有近4 万难民失去生命。此外，难民营实行的军事化管理进一步激化了本地区的种族冲突。1997年，扎伊尔发生暴动，以卡比拉为首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并将扎伊尔更名为“刚果（金）”。然而新政府掌权不久，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刚果（金）出现叛乱。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战火燃遍了整个大湖地区。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末，战火才逐渐停息。但由于种种原因， 大湖区难民的遣返工作一直难以进行，而且难民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联合国难民署在南非的帐篷难民营

进入21 世纪之后，非洲的难民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因为地区性冲突，难民人数进一步加大。2003 年年初，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两支黑人反政府武装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武装活动，这场战争导致了20 万人死亡，250 多万人背井离乡，25 万名难民生活在乍得难民营。

“外来者”的未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难民危机解决的经验来看，难民危机的解决，一方面要依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缩写为 UNRRA）、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缩写为UNHCR）等协调下的国际社会的合作，以提供实质性的国际援助。另一方面，难民危机“危”中有“机”，它对难民接收国来说，也不完全都是负担。从欧洲战后的成功经验来看，难民能够为接收国提供丰富劳动力，促进该国经济发展。如20 世纪50 年代的西德经济奇迹， 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到该国大量难民劳动力的支持。又如英国根据“欧洲自愿工人”（European Voluntary Worker）计划，接收了八万多名各国难民从事农业、矿业、钢铁冶炼和轻工业。北欧等国在战后几十年里，也接收了数百万外国工人或“客工”（guest worker）移民。直到1973 年石油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才停止了这一难民接收浪潮。所以，从世界历史上成功应对难民危机的经验来看，应对难民危机的最好办法，不是建筑围栏，不是驱赶，也不是不断加强欧洲边界巡逻， 而是经济发展，加强难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

欧洲一些国家民众举起欢迎难民的牌子

但今天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又有许多不同。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整个世界经济，欧盟各国都处在经济衰退、预算减少、就业率下降的阵痛之中，他们的制造业不再能够为难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欧盟委员会中各国的争吵，联合国难民署资金和能力的缺乏，让叙利亚和利比亚的难民危机造成全球性后果。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繁荣能够让难民接收国更好地包容作为“外来者”“陌生人”的难民，而经济衰退和经济紧缩则具有相反的效果。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文化包容，减少西方对世界事务的肆意武力干预， 调节各文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妥善解决包括叙利亚难民在内的国际难民问题。

原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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