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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
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
程皎旸×贾若萱×黎子×连亭 ×杨知寒
完整版答卷发布
“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中华文学选刊》向目前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35岁以下青年作家(1985年及以后出生)发去调查问卷,提出了10组问题。
共有117位作家参与了本次调查,主要内容刊发于《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5期、6期。
今天发布的是程皎旸×贾若萱×黎子×连亭×杨知寒的完整版答卷。
——编辑部
程皎旸,女,1993年生。香港大学文学硕士,现居香港,从事编剧工作。小说见《香港文学》《字花》《皇冠》等刊。即将出版小说集《危险动物》。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入围台湾时报文学奖。
1. 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与那时相比,你对文学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程皎旸:二十岁开始认真写小说。那时觉得文学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我可以不吃不喝,但不可以没有它。现在觉得世间万物都可以是文学。
2. 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
程皎旸:张爱玲是常看常新的。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开头就翻一翻卡佛。马尔克斯让我的文字飞起来。
3. 你学习的专业或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它能够给写作提供滋养吗?是否希望成为职业作家?
程皎旸: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份职业,只能说在很多领域都工作过,目前是编剧。工作消耗写作的心力,但被消耗的感受很适合写出来。做编剧这件事本身也很适合写出来,我要和很多人打交道,我喜欢记下大家的对话,非常黑色幽默呀。
这世界上有不想成为职业作家的写作者吗?哈哈。
4. 当下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是否为你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与足够多的途径?你的作品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发表?
程皎旸:我在杂志和网站都发表过。最大的难处是大众好像不怎么关注文学了。关注电影的比较多,收入也较好,一些熬不住的作者就去做编剧了,电影可能会越来越多人参与,文学便越来越小众——希望不要这样啊!
5. 怎样看待从“五四”发展至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其中的经典作品在你的日常阅读中占有怎样的比重,是否构成写作的参照系?
程皎旸:感觉自己没有怎么研究过。
6. 你关注同代人的写作吗?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或倾向?
程皎旸:不太关注,偶尔看一下朋友写的小说。
7. 文学期刊、专业奖项、写作同行、专家学者、图书市场、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等所呈现的文学评价尺度,有哪些会影响到你的写作?你的“理想读者”是谁?
程皎旸:专业奖项和互联网吧。
只要愿意花时间、认真读完我小说的人,就是我的“理想读者”。
8. 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
程皎旸:我不知道别的当代作家有什么困境,我觉得自己的作品还是很现实的。
我觉得我的成长经验挺有趣的。爸妈是生意人,我是在他们公司里长大的。在办公室里,我度过了无数个周末,并见过形形色色的客户和其他商人,也跟着爸妈走南闯北,经常搬家、转学,认识全新的城市与朋友。可能这些令我的写作总是和“异乡”“商业社会”有关吧。
9. 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戏剧、影视等,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程皎旸:我觉得所有艺术形式都可以启发写作的灵感,主要还是看文本内容。比如电影,我喜欢学习叙事结构,镜头之间的过渡也很适合放到小说里。
10. 科幻、奇幻、推理等类型文学,非虚构写作以及互联网时代种种新的写作实践,是否正移动着文学的边界?在你看来,未来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程皎旸:我觉得以上所说的类型本来就属于文学,如我开头所说,万事万物都可以是文学。
如果一部作品,对社会发展具有预言性,我觉得是可以成为经典的。
程皎旸即将出版小说集《危险动物》
贾若萱,女,1996年生。现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
贾若萱:我是在即将二十岁的寒假开始写小说的,很突然,在此之前没什么具体的征兆,也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完成,所以真正写出来时内心非常激动。那时我比较偏激,或者说很狭隘,认为只有一类“语言简约、情节突出、夹杂着莫名的诗意”的小说是好的,其他的都不行,尤其讨厌长句子。直到现在,突然颠覆了以往的观念,以前读不进的作家,能快速进入了,以前偏爱的,发现也并不是特别特别好了。所以我觉得文学特别复杂,对文学的理解也跟自己的生活经验、阅读、年龄等有关。
贾若萱:克莱尔·吉根: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在看完她的《南极》后才写了第一篇小说。她带给我很正面的影响,以前我喜欢给小说做阅读理解,读完她后才发现不必如此,小说的内核可以简简单单。
王小波:他的语感非常好,而且故事有趣,辨识度极高,尤其他的武侠长篇,我曾偷偷模仿过好几次,均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伍尔芙:本来是不喜欢她的,被著名的“意识流”吓破了胆,以为会很难进入,一直到最近才开始读。读完我痛苦捶胸,遗憾怎么没早点买她的书,大段大段的长句和思考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此起彼伏,惊得我嘴里不停重复一句话:太美了。
贾若萱:我学的是中药学,现在做了老师,教创意写作。滋养有一些吧,主要是空闲时间比较多,可以看书写作。挺想尝试职业作家的,但目前看来不太可能。
贾若萱:我觉得空间和途径都提供了,也足够了。尤其当下网络如此发达,搜索一下便能找到你的简介和作品。有次我同学还特别激动地告诉我,咦,百度上能找到你哎!但他们也只是看个热闹,真正读小说的太少了,当然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主要通过期刊发表小说。
贾若萱:只读过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余华、莫言、苏童、王安忆、阿城等。应该也构成了我写作的参照系,因为有次和朋友聊余华,我们都很感叹,什么时候写出这样的作品就好了。但平时还是读国外作品多一点。
贾若萱:关注过一部分。我觉得90后写作相比于前几代作家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把名字遮住,很难分辨是80后还是90后。如果非要找出群体性特征,感觉90后整体来说还是乖一点,跟时代有关吧,80后那会儿人们还比较爱读书,纯文学可以走期刊也可以走市场。但现在市场走不动了,我所能观察到的90后基本是走期刊,而期刊相对来说严格一点,所以大家也会把自己往里边收。
贾若萱:写作同行和专家学者会影响我的写作。我的“理想读者”是同样有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的写作者。
贾若萱:不太认同。我始终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只是用什么方式更好地将其转换出来。
贾若萱:音乐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改换我写作时的心情,我曾有一个创作计划,用喜欢的乐队的歌做题目,写一系列的小说,但至今没完成。绘画的影响最小,我不会画画,却挺喜欢去各种画展看画儿的,但目前并未窥探到和小说的联系,所以在小说中也很少提及。戏剧和影视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观赏这些时就像看了一部精美的小说,有时会带给我特别多的灵感。
贾若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虽然推理小说是我一直挺喜欢的,科幻是最近才读的,我甚至有尝试类型文学的想法。但我始终觉得,未来的文学经典依然属于纯文学,而且是呈精英化的趋势,而偏商业的会更商业,两者会产生巨大的沟壑,无法融合。
贾若萱作品《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
黎子,女,1993年生,甘肃庆阳人。作品见《散文选刊》《西部》《作品》《星星》等刊。曾获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大赛一等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
黎子:2012年读高二,整夜整夜不休息,写一些寥落滥情的青春故事。后来高三,就停笔了。2014年春天读大一,写了短篇小说《城》,讲述位于城市边缘地带一对拾荒母女荒诞残酷的生活。这篇小说获了一个不小的奖项,让我尝到创作本身的快乐和它所带来的甜头,正式开始写作。那时认为文学应聚焦于人类生活的苦难和悲剧,因为悲剧集中了人性的更多矛盾与复杂性,值得持续探讨和深入。现在观念有一些转变:书写是打通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渠道,它映照人性的困惑、阴暗、局限,也应当发现人性之中潜藏的美和良善,正视它们的力量。文学是一种对自我的反复质问和追寻,作家要有试图解答的决心。
黎子:迟子建:读她的小说让我懂得,人生的底色如同大地,是苍茫而荒凉的,但即使被大雪覆盖,白雪之上亦有温暖徐徐降临。
庆山:写作是自我的修行,它需要跟我心对话,说出真诚的、有益于他者的语言。
克莱尔·吉根:写小说可以是一件又冷又酷的事情,需要充分的才华,足够的智慧,但这些都仅仅如同一片广袤原野上的清凉小溪,不必汹涌而外露,滋养而顺意流淌就足够。
黎子:目前专门教小孩学习欣赏和写作儿童诗。每天与童诗打交道,看待事物的视角有了天真和新鲜的一面,这放在写作中总是会不自觉保留温暖的质地。但同时也是一种局限,拥有儿童心态的人,总是容易事事都看得太过乐观和单纯,会蒙蔽真实和焦虑的存在。
希望成为职业作家,养成铁打的写作习惯,构建属于自己的写作体系。
黎子:当下网络平台的阅读要比纸质阅读的数量更为广泛,我在纸质杂志发表小说和诗歌,自己也有个人微信公众平台,写一些散文和随笔。虽手机阅读已成趋势,但严肃类的纯文学作品,如小说,在网络上阅读则考验耐心,故读者不众,还是需要手捧纸张的潜心阅读。诗歌则不同,更适于网络平台的传播。这是文体差异所决定的。对我来讲,如今纸质杂志的发表更多像是一种对写作才能的肯定,而网络平台才是更多读者云集和闲谈的地方。
黎子:“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也曾革新,也曾先锋,也曾反叛,但现今,更多的是站立在经典之上的四顾茫然。我想读到令人耳目一新、有五雷轰顶之感的新作品,那是完全独特的,另类而有力的作品,不必循着前辈和经典作品的思想与叙事传统,不必装作少年老成。我也想做那个反叛者,揭竿而起另立山头,但讽刺的是,我还如此年轻,就已觉得自己老了,甚至迷惘,无助,跟不上自身所处的时代,它跑得太快了,快过我的血液。而我成了一个打不起精神的年轻人,写得稍尖锐就要被编辑砍掉,因为心里想着能发表就发表吧,砍砍又何妨!
黎子:不太关注,但我觉得总体有被压抑之感,90后一上来就太“成熟”了,离传统靠得太近,以至于忘记了发出自己的声音。
黎子:在学校刚开始写作那两年,文学期刊和专业奖项可能会对写作风格或叙事手法产生影响。但现在能影响我写作的,只有我自己,我只想写自认为好的,自己想要去进入的。一个真正追求写作的人,他的文学格局与征途只能由自己打开,旁人无法做那个引路人,因为热爱与擅长,已注定了他的道路。
没有想过读者这个问题,但想过自己永远不要故作高深,文学应是灵魂与灵魂的交流,若有同样追问生命思考人性的灵魂来到我的面前,无论他的学识高低,我希望我的文字是一条畅通的道途,不阻拦那些渴望得到沟通的人。
黎子:对历史感、现实感的侧重,当代青年作者在上面所做的努力已够多了,但仍旧做得不够好,仍旧匮乏。这与时代变迁带来的人心的疏离与默然有关,我们已经没有宏大的视野,盛大的历史观和时代观。当每个青年都在为着房子而奔波时,当人人都陷入物质的繁忙追逐时,书写渺小、书写欲望就是我们这一代最真实的现实。当然,我们不能把缺乏广阔视野和长远目光都赖给外部环境,人是可以试图自救的,寻找出路的,这便是作家写作的使命。
每个作家都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我希望自己的更加鲜明。
黎子:写作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人间的慰藉,使灵魂得到共振与安放。
黎子:是的,或许我们要创作出新的文学浪潮来了,这是机遇。未来探讨科幻智能颠覆、重塑人类精神这样的作品可能会深入人心,会为我们创造出新的叙事技巧,故事性重回巅峰,这与影视需要与人们娱乐习惯的转变有关。未来值得期待,但需解放四蹄,开疆驰马。
黎子作品见《星星·散文诗》2019年3期
连亭,女,壮族,1990年生。出版有散文集《南方的河》。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壮族年度散文家等。
连亭:应该是2010年吧。从那时开始,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写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只是涂鸦和写日记的态度,而是以纯文学作为参照。那时的我,已对文学史、文艺理论、经典作品有了系统的阅读和学习,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这些阅读和学习建构起来的。举例来说,白先勇、残雪、卡夫卡、鲁迅等人的作品在我眼里是纯文学,而《故事会》是通俗小说,郭敬明是青春小说。那时,我是以纯文学作家为榜样的,并希望写出独特的不一样的作品,既能融会传统,又能开创新体。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野心很大,也很天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作久了,越来越能感觉到写作的艰难,这种艰难不是说没有东西可写,而是想要突破已成为传统的前人很难,就连每一次的自我突破都犹如脱壳似的艰难。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写出独特的、卓越的作品,却比以前更懂得写出好作品是多么不容易和难得。因此,我告诫自己戒浮躁、戒草率,更虔诚、认真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另外,与那时不同的是,对发表的态度不同了。那时只是真诚地写,不知发表为何物,现在会有不发表就不“在场”的感觉。写作的确是一件孤独而又艰苦的事情,犹如旷野中踽踽独行,终究是希望能有所回响的。作品能发表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孤独和艰辛,但会有短暂的慰藉和欢欣,觉得自己得到小小的呼应。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为发表而写,发表是写完之后的事情,写作时更多的是抒发情志的冲动,表达自我的渴求,解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建构自我的理想世界。我对写作最首要的期盼是安顿心灵,而后盼望它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
连亭: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影响的作家很多,而要选出三位,却觉得困难。
刚开始写作时,童年与河流在我内心萦绕不去,这时我在萧红的作品中得到很多共鸣。这种共鸣很关键,就好像冥冥中有人与自己对话,有人和自己一样为一些小小的事、一条闪亮的河的秘密而欢欣、流泪。
我开始思索作品的现代意义时,卡夫卡的小说深深地触动了我,他还让我明白,作品向内走也能辟出深广的境界,向内生长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作品洞穴般的内部世界能包含现实的宇宙。
如今,我是社会的一粒尘埃,被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震撼,他让我不断地发现我身边也有米格尔街,他打开我另一双眼,看见平凡人身上的笑与泪。小人物的哀、乐、欲念、幽默、失重,揭示着生活的本相,“理想”在这里不可避免地遭遇凄凉,却始终支撑着人生的意趣。我想,写作和人生是一样的,无论多么卑微、困顿,我们总能生发出一些光。因为这点光,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就不是毫无意义的。
连亭:我大学本科学习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读这个专业的想法在小学六年级就已经有了,也是在那时萌生了当“作家”的想法。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有写日记的习惯,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那时的我,觉得“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人小的时候,就是想长大了要做了不起的人的。此前,我曾经想过当警察、科学家、市长之类的,但是从六年级开始,我突然想当作家,可能是因为看的文学书渐渐多了,而这些书又恰恰能抚慰我童年时被“寄养”的孤独。我尤其喜欢对人生、生活感悟很深的书,我觉得我的生活、我的世界,在书中有了清晰的呼应,这让我敏感的心得到许多慰藉。初中,我长久地沉浸在《三毛全集》《朝花夕拾》《莎菲女士日记》《红楼梦》等书中。课余时间,我经常和舍友窝在宿舍看书,她捧的是《陆小凤传奇》,我捧的是鲁迅、丁玲、小仲马等等。阅读的快慰,导致我大学专业选了汉语言文学。结识文学社的朋友后,我们一起编辑以纯文学为宗旨的校园季刊《采薇》,就在这期间,我有了纯文学的写作意识。
事情并非就此延续下去,大三的时候,我越来越为文学给我带来的动荡和不安困扰,我内心不能宁静,经常处于撕裂和矛盾之中。考虑再三之下,我研究生专业没有报文艺学,而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奇怪的是,我到上海攻读这个专业之后,内心又开始无比渴望接近文学。我所在的古籍研究所,从事的是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当代文学的距离是很远的,没有人和我谈论文学,没有人夸赞写作才华,我却在独自行走中觉得文学和写作离自己更近了。
写作是文学传统和个人经验共同作用的行为,在写的时候,个人经验、直觉、冲动、驾驭能力是决定作品面貌的直接因素。好的作品需要好的写作契机,这个契机是由灵感和写作冲动启动的。而驾驭能力和技巧能让人懂得如何取舍、剪裁源于生活和经验的“材料”。这种技巧和驾驭能力,可以从文学经典中领悟而来,更重要的是要自己多写多练,并依赖于个人的文学气质和天赋。专业对我的写作是有一些影响的,比如它们曾经让我重新认识写作对于我的意义,无论执着还是逃避,我最终都会回到写作这条路上。专业的影响,多表现为无形的影响,而非直接影响。我的写作冲动和题材主要来源于生活在我内心的投影,人生和生活中触动我、引发我思考的东西。
我目前没有固定的职业。研究生毕业后在南宁、桂林、新疆、合肥、北京等地短期工作过,但最终都辞职了。我有过不少好的工作机会,比如名校高中老师,大学本科写作老师,著名出版社编辑等等。离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家庭,有的是因为工作让我焦虑。保持一颗自由、柔软、血性、敏锐的心是很难的,在工作中经常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得不伪装成无坚不摧而又彬彬有礼的人。我倾向于短期的工作,以便保持自由的状态,因此到过不少地方。这些地方的文化、生活、习俗、观念有巨大的差异,对比这些差异,让我重新发现它们各自的特点,这种体验对我来说很宝贵。比如,我从小在广西,我以为广西人或者南方人都是一样的,当我到上海和新疆之后,我发现广西人和别的地方的人、南方人和西北人,在观念、习俗、文化方面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心理上的冲击和现实的摩擦,然后在冲击和摩擦中,加深彼此的认识和理解。这几年,我试图做好这种重新发现。
连亭:生产和传播机制,不太了解。我不太关注“写”之外的事情。我的作品主要是发表在文学期刊上。2012年,我尝试性地向文学期刊邮箱投稿,其中《星星》《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的编辑给了我回复,不久我的作品就发在这三家杂志上。那年,《星星》诗刊邀请我去参加夏令营,打开了我的“诗界”视野,我第一次知道在上海、北京、成都、武汉,诗歌是很活跃的。那年《民族文学》编辑石彦伟老师收到我的稿件后,给我打了长长的电话谈稿子,他说我有写叙事散文的气质和潜力,从此我一直在探索这个文体。《青年文学》的于亚敏、陈集益老师,也在那年给予我很高的认可并发了我的作品。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是非常幸运和珍贵的。有了这些期刊作为起点,很快我的作品也被其他杂志编辑认可了。文学期刊的投稿和约稿,就成了我发表的主要渠道。
连亭:从“五四”发展至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中学和大学本科有过大量的阅读,几乎所有在文学史中出现过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读过,还读过不少作家的全集,现在很多文字和故事都忘记了,可能成了无形的积淀吧。近年来出现的作品,则是有选择性地阅读少数作品。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会进入参照系的,各人风格和气质不同,喜欢的心仪的作家,有时能给自己一些启发。
连亭:偶尔会关注他们的状态、写作观念,但不常看他们写的作品,只读读较为出色者的一两篇。在我眼里,前几代作家是没有群体性特征的,每一个作家都是独特的。人们认为他们存在群体性特征,我觉得和他们处在一个被共同关注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语境中有关,他们所书写的对象,存在很明显的整合性经验,不像现在那么破碎、跃动。群体性特征不是作家决定的,而是时代和历史语境决定的,是人们的心理前提决定的。鲁迅一辈,我们会想到“五四”,因为这是“全民”关注的历史,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历史,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了时代性的思想潮流和民族问题,身处其中的作家自然被熏染而呈现出这些特征,这构成了这一代作家共同的时代背景和文本前提。50后、60后一辈,对应知青、文革、上山下乡等等。80年代,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带动个性、先锋等潮流。90年代,共有的、整合性的、全民性的文学空间忽然消融了,举目只见个体,我们很难再看到整体,文学出现书写日常、私我的趋势。我们说哪一代作家有群体性特征,是源于历史和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作品出现一些共有元素,并且这些元素有很强的整合性。这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决定的,也属于“文本”的外部问题,而若看风格和气质,则会发现每一个作家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群体性特征,是放到历史和时代语境中才会出现的。现在的这一代人,有没有群体性特征呢,这要问这个时代存不存在群体共性,而且这个共性往往是在“回望”时才会发现。
连亭:发表、获奖、好评能让我高兴,但写作时,我只想写我想写的。我的“理想读者”是所有愿意了解我并有所共鸣的人,不分时空的,甚至来自未来的。
连亭:这存在一个预设,即什么才叫“历史感”“现实感”。述说知青苦难叫“历史感”“现实感”,在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复杂社会中呼喊不叫“历史感”“现实感”?海明威的小说以战争为背景的叫“历史感”“现实感”,他的非洲打猎题材不叫“历史感”“现实感”?萧红的《呼兰河传》有东北沦陷的前提才能生发深刻的文学意义,离开这个前提它只是优美的散文化小说?当下的文学评判标准,长期由宏大叙事观念主导,这是粗大的评判标准。文学审美标准,应该是多元的。按照宏大的历史观、时代观标准,川端康成的《千纸鹤》《古都》,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很难得到好评,但这些作品无疑是世界经典。有个就近的例子,张悦然的《茧》,故事的内核和她以前的惯常手法一样,由扭曲的爱恋、变态的成长经历、纠结的亲情、不堪的隐情与迫害、残酷的真相等因素组合而成,而最核心的仍是扭曲的情感和不堪的真相,但是由于放进“文革”这个历史模具中,就赢得了评论家眼中的时代质感和隆重的历史意义,得到她以往作品得不到的高度认可。内核不变,加了模具,就得好评,否则仍然受到大面积质疑。评论界似乎是在暗示我们,“模具”很重要。我认为,这样的标准,失之于粗大了。
我确实看到过一些说85后、90后同质化的评论,这些评论和论调往往出现在小型的或局部的“文学圆桌会议”,或为几个年轻作者办的作品讨论会,评论家据自己关注到的有限的小范围的作者的作品得到此印象。由于受评论家关注视野、作家同类相聚等因素影响,很容易得到“同质化”的印象。
当下,作家的发声渠道也是分散的、局限的,前几代的作家可以自创刊物发声,这一代的声音只零零散散地出现在个别自媒体公号和文学期刊上,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被筛选出来的“秀女”,甚至经历多道加工程序,成为“大家闺秀”的形象。“大家闺秀”的形象,也许就是所谓“同质化”的表征吧。个性,是在“任性”时才充分展现的,也是在任性时才较为容易被人感知到。当都“端庄”时,隐藏起来的个性,需要较高的感受力和洞察力才能感知。
实际上,尽管这一代人整体面貌较为温婉,却是各有特点的。人们没看到他们的“吼叫”,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若认为“吼叫”才是个性,他们自然被过滤掉。必须看到的是,个人经历、生命体验、观念差异等因素,令他们呈现出不同的气质。评判这一代人的写作,,研究对象应该选取较为出色的作者,而不是正在成长的处于“模仿”阶段的作者;更不能局限于窄小的关注视野,要在全面调查、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才下论断。
我认为我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因为我所经历的一切,别人没有经历,我是不可重复的我。没有人的人生是可以替代的。这个不可替代的我,在经历,在思考,在书写,在逐步焕发巨大的潜力。如果我足够幸运,能把属于我的个人经验,变成所有人感同身受的作品,我就完成了对巨大潜力的焕发。
连亭:我小时候喜欢画画,一定程度上影响我感受世界的方式,比如我的不少文字很有画面感,我擅长通过独特的景观表达微妙的情感。其他几项,我没什么明显的体会。
连亭:科幻、奇幻、推理,是题材,不是决定它们是否成为好的文学作品的因素。决定文学品质的是作品的深度,是作品内在的品质。以科幻、奇幻、推理为题材的作品,若写得足够深、足够好,触及人的终极意义,也能成为文学经典。非虚构,这个概念有点含糊,可以指纪实文学、散文、非虚构的实录小说,只要不是虚构的,都可以叫非虚构,那么它本身不能叫一种体裁,而只说明作品不是虚构的而已。互联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利用互联网写作,会不会移动文学的边界?有文学意识的人都明白,文学指的是具有文学性的文本,因而判定作品是否属于“文学”,是看作品是否具备文学性,即在语言、结构、剪裁、意蕴等方面是否达到一定的标准。互联网也只是一种写作和传播媒介,互联网上的作品参差不齐,劣质品将会被淘汰或不被认可,优质品才有可能留存或得到认可,无论这个作品是在网上完成的,还是在纸上完成的。能不能成为文学、跻身经典,最终要看的是品质,而不是媒介。《繁花》是在网上写成的,学生作文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我们会因为是写在纸上或网上来评判它们吗?
文学的种类会越来越丰富,这是无可置疑的。而评判优劣的标准,则是恒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家族会出现更多的新类型,文学媒介也会更多样,但只有高品质的作品,才会有机会跻身经典。
连亭作品《南方的河》
杨知寒,女,回族,1994年生。现居杭州。已出版小说集《作茧》、长篇小说《寂寞年生人》。
杨知寒:从很小就开始,写得不讲章法、横冲直撞,也是学习枯燥之余自我培植的乐趣。有自觉意识的写作是我离开家乡到南方上学开始,直到现在。理解上的变化不止有,还很大,几乎就伴随着我每天的生活来发生,因为写作占据我生活相当大的比重。越写下去,越觉得那是与生活既紧密相连,又其实完全隔绝的地带。最初把写作当成很私人的事情,见到什么写什么,心里感受到什么就呈现什么,缺乏敬畏,但十足真诚。当我意识到写作将是我一生的追求之后,有一阵子,突然觉得无论如何试图锤炼技艺、打磨字句、训练感受,它都如黑洞一般,只能带给我消耗,而无法给出需要的答案。今年年初,我又有了新的理解,文学其实最为需要的并非智慧的心性,世上聪明人许多,感同身受者寥寥。文学最美好之处在于将一段经历、一个故事,洒下种子般安放到读者心头,至于或深种或浅收,缘分不一,写作者是无法强求的。关键在于你要做那个播种的人,对于有可能成长发芽,与时间伴随的物事,慎重是必须。
杨知寒:我读书一直很杂,喜欢的作者倒是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去循,我更偏爱叙事冷静、简洁、克制而暗含有深情的作者,这其中茨威格是一个例外。茨威格的小说乍看有些臃肿,大量密集的长段,情节并不复杂,关注普通人在某一特定情境中的心理脉络,作不亚于心理医生般的绵绵解读。或许是以情动人,他的小说阅读起来,并不给人凝滞、呆板的感受,就因为有深情的地下河在流,即便最细微的动作,也能相当准确地击打普通人的心肠,感受力和细节描摹的能力是其最让人惊艳的部分。开始写作短篇时,我受茨威格影响很深,会不自觉在文章里塞进大段的心理活动,然而缺乏足够准确的击打点,让这些作品更多沦为自我感动的习作。
此外喜爱的作家有芥川龙之介、陀思妥耶夫斯基、菲利普·迪昂、丹尼斯·约翰逊、雪莉·杰克逊等,这些作家或冷静如外科医生或奇诡如精神病人,都有边缘性的因素在,让我迷恋的正是其中不会被确定的部分。在我看来这正是写作或者说一个作家,最迷人的部分。写作本来就是异世界,是作家凭一己之力在生活这个原始工地上搭建一个新宇宙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在高中时代手捧的圣经,后来的菲利普·迪昂《三十七度二》则让我领悟,本可以举重若轻的处理许多事情,轻盈一点儿,迷醉一点儿,红酒慢舞,无论洗碗还是打字,都可以不靠得那么那么近,让出缝隙给空气流通。
杨知寒:大学专业是一所艺术院校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身对我写作提供的滋养有,不多。但相对熟悉的传媒环境却在写作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微妙的助推。我出身于一个传媒家庭,母亲是新闻主持人,家里也有很多亲属是做主持或记者,我从小就比较习惯在一种语言密度很高,语速快,讲求时效性的环境里成长,经常放学在电视台的直播间外打发时间,等待母亲下班。朗读成为从小被训练的能力,母亲对我的要求是字与字间清楚,能做到准确的停顿。这些帮助初期没有在写作中显露出来,但当我渐渐认识到一篇好的作品应该经得起通过朗读来断句,判断字与句的位置是否适当、合口语时,便养成了每日朗读他人作品的习惯,也将朗读起来是否顺畅作为一项标准。
我不太理解职业作家的定义,如果以能否仅仅凭借写作糊口生存来判定,目前我是这样的状态。写作是我的工作,是我的生活本身。
杨知寒:其实我觉得目前的途径或者说空间是合理的。在大学期间写作,我会觉得机会很少,门槛很高,尤其是纯文学,不同于其他类型小说,可以在网络上有比较成熟的平台去接纳你,所以选择“曲线救国”,作品最初在一个纯文学网站上发表,相当小众,与读者的信息互通也不及时,对写作提升也有限,但总算是开了一扇小门,后期经过几年的坚持,从这扇小门里走进去,得到家乡作协的关注和师长朋友们的提点,算是渐渐开阔明亮。期间也曾和一些文学APP签约,在上面发表作品,或选择像豆瓣一类有良好读者基础的网络平台,发布专栏。目前主要通过期刊发表作品,很多期刊都在关注、发掘90后新作者,门槛仍然是那个高度,写作者需要不断修炼武功,让自己身量高一点儿,门槛才好迈。而这是一个合理的互相选择、发现的过程。除却部分期刊偏于保守传统的考虑,对于新作者机会并不少。但或许在网络平台上,可以开辟除类型文学外更多的,专属纯文学的发布平台,让一些新人既有机会练手,同时与纯文学读者们能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
杨知寒:这也是近两年我着重补课的内容。现代文学三十年是我常心向往之,抛开战乱动荡不谈,大家作学问也好,写点小文章、诗歌也好,常常是见到喜欢的主义就信它,各处推荐,明日有了新的理想,又在同友人的信中全部推翻前我……他们似乎同时在启蒙和被启蒙,当然那也是一个新传统的建立时期,人人都有热望。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大家接受的教育差不多,没那么多真理需要去重新发现,也不再仅仅依靠文学作品作为补充的途径,文学作为时代发声筒的效果大大减弱了。但有一些东西是相承下来的,这大概跟中国现当代文学一路成长环境中政治因素的荫蔽过大相关,文学似乎从不被认定为单纯宣泄的艺术,总需要它和现实挂点钩,和太阳或土地这些明亮的印象沾点因缘。偏阴柔私我的文章固然有,却始终无法取得抗衡地位,现在也是,偏现代性的东西无法唤起更多的共鸣,这又是和民族记忆、历史因素相关的事情了,需要一个过程。经典作品看得不多不少,比重占日常阅读的三分之一吧,对我写作的确也构成一些参照。比如老舍先生的一些作品,对世情和民俗的关注,比如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可读不可学,更为受教的是这些先生们做人作文的态度。像前日读到汪老一句给小说的定义: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正合我眼下的毛病,便用来作改正。
杨知寒:80后、90后的作品都有关注,80后看得更多一些。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还是比较明显,好像在一张画布上,画有一个圆圈。60后的前辈们会把这个圈画到占满整张纸,使它看起来饱涨、圆满,浪费很少;70后的前辈们则知道该留少许的空白;到80后,这个圈已画到一个适中的位置,与它外部的空白之处占比一半一半;到90后、00后,这个圈可能更小,最后小到近于点,而缩小到点以后,会形成无数微尘的爆炸,最终成为飘散于空白之间的细小碎片。这是我一种私人抽象的感受,即伴随互联网带来的时代剧变,人与人的联系并非更紧密,而是趋向隔离与独立,再想找到过去时代里的群体感受已经很难。尤其80、90都是独生一代,家长里短都少,何况邻里、家族、特定环境下的共同体。科技和教育形成的较好质素,都市生活环境,让这几代人比起前人,都要更关切人精神上的困疾、新的沟通模式带来的人际交往上的种种变更。但又与文学史上的几次“私人化”写作有客观上的差别,缩小的许不是心理范围,而是观察视野。
杨知寒:种种都会影响到写作一事,因为有所关注,所以看到新的观点或评价总会进行代入和思考。但并不会多么影响自己写作的标准,或者说有大的转变。艺术总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断随波逐流或许会航行得轻易一些,也不可避免会错过先前希望停泊的那个点。那便不是作艺,仅仅是航行了。我没有想过“理想读者”这件事,写作时会一直想着作为故事原型的那个人,希望他或她在生活中过得顺利一点。
杨知寒:我认同,一度也觉得是严重的问题,这几年想法有所转变,不那么焦虑了。这是没有办法从开始就妥善解决的问题,因它是我们落生的这个时代身上固有的问题,没有文学革命,没有上山下乡,没有筒子楼下岗潮,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既感到遗憾又无法改变的事,而遗憾,也应该只是一个念头,你无法要求时代因为没有给你机会,就应该永远保持它贫瘠动荡的状态。现在的环境对青年作家来说,即便文学上不利好,总也不利坏,不必推诿那么多。归根结底它更加考验一个作家适应环境或者说顺应环境的能力。并不是一个吃饱喝足的时代就没有它的困惑,困惑可能更多,即便不那么尖锐,但需要更为敏锐的眼光更为清醒的头脑来发现和梳理,把它从温柔乡中挑拣出来,料理成人人看得清楚的普世问题。
每一个作家都会有他独特的个人经验,他写作中的母题,永远感到迷醉和困惑的一些画面。这恰是吸引我们最初去写作的机缘,并非大苦大难才可称为独特。正是作家能够从平凡处开掘那么一点不对劲的宝物出来,才使他成为作家,成为时间和记忆里的考古工作者。作家将永远仰仗小时候他做过的那些奇怪的梦。
杨知寒:欣赏其他这些艺术形式都和我的写作息息相关。有的成为了我写作时伴随的习惯,比如音乐,山下达郎带点复古气的日本民谣,二手玫瑰烟火气沸腾的群魔乱舞,写作时都很能帮助心境的顺利进入。这又和看电影的习惯相关联,电影包含了几乎所有艺术门类,是大综合。大学时学习的专业每天都要拉片子,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分析电影,你会发现写作时其实也需要这么做。写作好比是把一个静止了的镜头用笔触还原,讲述的顺序即是镜头移动变换的机位,音乐的伴随丰富了情境,让一张文稿上的黑白宋体字有了更灵活的律动。最近开始练习人物素描,包括写作时照镜子看自己的表情,人物不止脸孔活动起来,更为重要的,是肉身下面那颗心开始跳动了,这对于写作者加强对人物塑造的信任感很有益。话剧偶尔会去看两场,记台词可以帮助训练我写人物对白的语感。我很喜欢传统戏曲,从中学习造境与入神。
杨知寒:因为我写作的起点是在网络上,所以对于目前网络文学代表的类型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分界线的逐步移动,或者说消解,感受很深。其实高质量的类型小说和高质量的纯文学小说,气质上难分彼此,它们注定相似。而眼下高质量的类型小说正在各个平台上展露它们的风头,如豆瓣近些年一直在做的阅读大赛,筛选出一批写作很扎实,风格也给人带来惊喜的新作家。类型文学的分类,比如悬疑或言情,我以为,只是加在一些好作品身上的标签罢了,不应下定义,把故事性的突出等同于思想性的浅薄,留存于世的文学经典也有很多都是好故事与深道理的结合物。如莫言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好故事,语言也无处附丽。这其中的界限本来就有些霸道,应该相信我们的读者。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经典标准,处于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未来的文学经典相信是各方因素逐步综合、趋一的作品,如斯蒂芬·金的悬疑小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并不会因被贴上类型文学的标签而妨碍跻身经典。包容带来理解,开放带来多元,看前看后,都是挺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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