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梁启超素称多变，不惜以“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交战”，此种思想在其书法学习上亦时有体现。流亡日本期间，梁氏曾专心临习王羲之小楷《黄庭经》，并于1911年以小楷手抄自作诗集、《南海先生诗集》各一册。可见梁氏并未完全遵从其师康有为尊碑的教导，而是以晋唐之基上溯六朝，一反其老师“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窥见古人之日”之说。

行楷书题《爨龙颜碑》

1916年，梁启超再次临习欧阳询《化度寺碑》，同时兼取隋《龙藏寺碑》，确立了其以隋唐融汇魏晋的书学思想。此外他还追摹汉隶，以《张迁碑》《曹全碑》《张寿碑》《乙瑛碑》为主，通过临习汉碑，逐渐将汉隶笔意融入魏碑。他在跋自临《张迁碑》中记，“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生平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跋《西狭颂》中云，“西狭颂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跋《张寿碑》时写下了“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健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这一时期，梁启超碑帖并举，取二者之长以完成其个人书风之塑造。

楷书六言联

1918年至1922年，梁启超更加潜心书学，通过不懈地临池和揣摩，总结出其独有的“梁氏”书学思想。在创作上，他将隋唐楷法和汉隶笔意融入魏碑，以北碑形式写出，做到刚柔相济，倚古而出。结体则以北魏《张黑女墓志》扁方体势为主，保留了欧阳询楷书的险峻，加以汉隶之方笔，横、竖画起笔方利，收笔自然，撇捺伸展外拓，保存了汉碑隶意。同时他认为“方严峻拔”为“盛魏正宗”，学习北魏楷书应该“从方正严整入手为是，无论做人做事，都要砥砺廉隅，很规律，很穏当，竖起脊梁，显出骨鲠才好”。

楷书七言联

最终梁氏以其绝高之天资和丰厚之学识，打造出一种厚重典雅的北碑风格。此种书风极大地继承了魏碑中皇家墓志的书法特点，用笔凝练自然，深得古人三昧。梁启超书法的高明之处还在于除日常临习外，亦用毛笔创作大量文稿、信件、题跋，其人之勤奋用功，与同时期的政治家相比罕有出其右者。且他的手稿，如其创作书法一样整饬端庄，丝毫不苟，亦如一幅美丽的书法作品。

楷书题『松坡军中遗墨』

据笔者研究，在康有为诸多弟子当中，梁启超书法为康门中成就较大者，也是能自立门户者。能达到如此之境，在于梁氏学富而气盛，词达而意诚，个性鲜明，他的书法风貌并未承袭其师康有为大气磅礴的特点，而是以整饬入手，求书写的稳重端庄，不求惊世骇俗之表象，以“古拙”“厚重”为质，体现出梁启超严谨的治学特点。

梁启超像

同时，他的书法还孕育着一种南帖的秀丽，助其碑派书法蜕化成蝶。观梁启超书法，正如后人评其文，“条理明晰。笔端常带情感，具有使读者特别感动的魔力”。其书如其文，同样有一种魔力，足以令后世习书者翘仰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