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革命”新思潮相对立的，是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新文学与封建复古派的斗争，由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拉开序幕，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他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反对白话，维护文言，攻击《新青年》，受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反击。但是，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也存在着某些缺失。倡导者在对待古代文学方面否定过多，对外国文学则多加肯定，缺乏批判分析。

向新文化新文学进行反扑的封建复古派主要有两个：一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的“学衡派”；二是20年代中期出现的“甲寅派”。

《学衡》杂志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主要编撰者有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这些人跟老牌守旧分子林纾相比略有不同，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自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写道：“杜威、罗素为有势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之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吴宓也把对西方进步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的余屑”、“专取一家之邪说”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学衡》1923年第16期。此外，《学衡》杂志又重复胡先骕在“五四”前夕写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中的许多论点，反对以白话代文言，反对语文合一，主张文学上的模仿。胡先骕又在《学衡》第1卷第1期中作文反对白话诗，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

1925年，章士钊的《甲寅》在北京复刊，《甲寅》杂志原为月刊，191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复刊后的封面印有黄斑老虎标志，以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章士钊曾留学英国，当时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自说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调和派”。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前后，《甲寅周刊》刊载军阀政府的许多文件，并发表评论硬说进步师生“越轨”，为军阀的倒行逆施作辩护。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还鼓吹所谓“读经”，主张恢复科举制。章士钊在1925年9月《甲寅周刊》第1卷第9号上重登了他在1923年8月已经发表过的《评论文化运动》，接着又在第14号上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在这些文章里，他重弹封建文人反对白话文的老调，认为“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并直接诽谤白话文，“盖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如登天”章士钊：“答适之”，载《甲寅周刊》1925年9月5日1卷8号。刊物上发表的其他一些文字，也都主张“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瞿宣颖：“文体说”，载《甲寅周刊》1925年10月17日1卷14号。甚至公开提出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

针对以《学衡》杂志和《甲寅周刊》为代表的复古思潮，《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及时地发表文章，指出这一股复古逆流在政治上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号召进步的思想界联合起来，向“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反动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载《中国青年》1924年1月26日第15期）。鲁迅及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拥护者也先后参加了这场论争。

《学衡》出版后不久，鲁迅即对这批新的复古派展开了斗争。在此之前，他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右翼和封建复古势力的勾结，预见性地指出这样的迹象：“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鲁迅：“随感录四十八”，载《新青年》1919年2月第6卷第2号）。所以在1922年所写的《估〈学衡〉》里，着重以实际例子，揭出他们所谓“学贯中西”的把戏，“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学衡》上有人在“乌托邦”这个不能分拆的专门名词中间加了一个“之”字，成为“乌托之邦”。鲁迅先从西学入手，嘲笑道：“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间‘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这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一文中特用“梅光之迪”的由来。鲁迅接着又就《学衡》上那些以中学自炫的文章，逐篇批驳其内容谬误和文字不通，说明他们“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名曰“学衡”，“‘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鲁迅：“估《学衡》”，载《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

章士钊虽然研究过逻辑，并以博古通今自命，但发表在《甲寅周刊》上的许多守旧派人物的复古主张，却往往不能自圆其说。鲁迅在《评心雕龙》等文中对他们的荒谬推理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则是针对《甲寅周刊》的“读经救国”、“废弃白话”而发的，指出“读经”与“救国”绝不相干，不过有些“学而优则仕”的人，想把它当作耍把戏的工具。至于说白话文要做好，就得“读破几百卷书”，那不过是“保古家”的“祖传的成法”。鲁迅认为“古文已经死掉了”，而白话文也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在《再来一次》里，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复古派反对白话时所举的例子，回击和嘲讽了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解释为“两个桃子杀死了三个读书人”的谬误；在《答KS君》里，又将章士钊的“旁加密圈”，自视名句的“得意之笔”，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骈文没有融化，急于闲扯，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字句和声调都陋弱可哂。“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鲁迅：“答KS君信”，载《莽原》1925年8月28日周刊第19期。）这许多杂文都坚定地站在维护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立场上，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此外，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不少文章，针对《甲寅周刊》及其他守旧派所列举的反对白话文的种种理由，分别说明了文言改白话不是“避难就易”而是“去繁务实”；“活人要说活人的语言，没有模仿古人的必要”；白话自由活泼，既便于表达思想感情又有利于国语普及；白话文可以写成美文而“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茅盾的《驳反对白话诗者》说明旧诗声调格律拘束思想，而白话诗破弃一切格律规式，“并非拾取唾余，乃是见善而从”。这些文章大都有论有据，进一步阐发了白话的长处。

这场与复古派的文白之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五年之久，虽然不是有组织地集中进行的，却再一次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力。《学衡》和《甲寅周刊》的挣扎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从此以后，复古的声浪日趋低落。在气势汹涌的新思潮面前，企图以别样方式、别种口实去继承林纾衣钵的章士钊、梅光迪等，也终于不能不被这个浪潮所淹没。

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还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载《文艺新闻》1931年7月27日、8月3日周刊第20、21期）。

文学革命兴起后，这类作品的地盘日益缩小。但在复古声浪中又纷纷抛头露面，与新文学争夺读者。一度中断的《礼拜六》周刊于1921年三月复刊。而《半月》、《红杂志》、《快活》等期刊以及专登这类作品的小报也纷纷出现。《玉梨魂》、《兰娘哀史》、《情网蛛丝》等小说重复风行。这些刊物既标榜趣味主义，长篇也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在民众觉醒的道路上，起着麻醉和迷惑的作用。

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写了许多文章揭露这类作品对读者的腐蚀。《文学旬刊》成为反对鸳鸯蝴蝶派的重要阵地。茅盾在《自然主义和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指出鸳鸯蝴蝶派在思想上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在艺术手法上是“记账式”和“虚伪做作”。

郑振铎的《血和泪的文学》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创造社及其他进步文学社团也积极参加与和支持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和作品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衰亡，全国解放才销声匿迹。这派人物也和复古派一样，后来起了不同的变化，其中不少人逐渐进步，但也有一些人自甘堕落，为时代所淘汰。

在和各种复古逆流斗争的同时，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也越来越趋于明显。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逐步发生分裂。胡适眼看自己无法阻止《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就退出该刊，于1922年另办《努力》周报，提倡“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这种主张立刻受到革命阵营的坚决驳斥。胡适接着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攻击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传“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向导》周报于是列举了当时英、美、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许多事实，说明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口号的正确性。毛泽东指出过：“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毛泽东：“青年必读书”，载《京报副刊》1925年第67号）。

胡适正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在哲学思想上，胡适继续大肆宣传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在文学问题上，胡适也由原来就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后退。他鼓吹“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政治，钻入“故纸堆”。他还列出一张将近200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反以前的主张，列入并“表彰”了《三侠五义》之类宣传封建主义的作品，推荐了许多佛经。

鲁迅与之针锋相对，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鲁迅并不是反对青年读古书，而是告诫人们不要落入胡适的圈套。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和胡适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传。他们和复古派一样，借泰戈尔学说提倡“神”、“爱”、“精神复兴”、“诗化的人格”等，妄想以唯心主义思想抵制正在广泛传播的革命思潮。恽代英、瞿秋白、郭沫若等都曾为文加以批驳。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里，对于在被压迫民族里宣传无原则的非暴力思想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同年年底，陈源、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胡适在幕后予以支持。围绕着“五卅”和“三·一八”惨案，徐志摩和陈源先后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辩护，并且百般诬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鲁迅和他们作了长期鏖战，并直接揭露其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奴才的阻险的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鲁迅：“并非闲话”，载《京报副刊》1925年第166期）。

新文化与新文学阵营中的进步力量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分裂，实际上是在要不要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裂。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开始是反封建、“五四”以后则是以反帝反封建为政治基础的，胡适及其追随者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远远地背离了这个基础。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总要在它的内部产生对立，使原来统一的东西发生分裂。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经过斗争，固然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脱离了统一战线，但新文学队伍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却大大加强。

END

作者 | 刘勇

图 | 网络

编辑 | 冬濡（linjingyu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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