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鲁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老舍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副主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语丝社和新月社，现代派和论语派之外，重要的文学社团流派还有浅草-沉钟社、七月派和“九叶”诗派等，他们以其独特的文学追求和艺术风格在新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缺少的一席之位。

浅草—沉钟社是20世纪前期出现在现代文坛的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社于1922年冬在上海创立，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和冯至。1923年出版《浅草》季刊，共出了四期。浅草社由于林如稷出国而停止活动。

1925年10月，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和冯至四个文学青年有感于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的童话剧《沉钟》，意识到艺术的成功在于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此启发下他们在北京创办了《沉钟》周刊（1926年8月改为半月刊），沉钟社由此得名并成立。因为沉钟社的核心人物都是浅草社的成员，而且他们有影响的作品也在《浅草》季刊上发表，因此一般把浅草社看做是沉钟社的前身，沉钟社是浅草社的后续，两者是既有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文学社团。鲁迅称赞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从创刊起，几经周折，在停刊与复刊之间苦苦挣扎与忍耐，一直坚持到1934年2月终刊，历时将近10年之久。

浅草—沉钟社作家在文学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他们的创作多取材于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重压下的悲凉人生，注重反映他们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孤寂，进而表达他们对精神压迫的反抗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秦林芳在《论浅草—沉钟社个性主题的表现模式》中认为，浅草—沉钟社同仁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确立了个性主义的价值观，并形成重视自我表现的文学倾向。“在这种价值观和文学观的作用下，他们致力于高扬个性自我的价值、讴歌个体自我的理想、表达个体自我反抗社会的要求，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主题。他们在个性主题的创作中，既表现出了相同的历史内涵，同时又形成了几种表现模式。它们服务于个性主题内涵表达的需要，又制约了个性主题传达的方向。”他指出，在个性主题的创作中，浅草—沉钟社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表现模式：

一是在“离乡与回乡的互补”中，以决绝的“离乡”喻示个性意识的觉醒，以深情的“回乡”表现对都市文明的超越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

二是在“童心与成人的对照”中，以儿童的圣洁反衬成人世界的污浊，显示出自然人性的价值取向。

三是在“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中，以秀丽、雄强的自然景观寓托和谐、强悍的生命形式，以反社会的姿态表达改造社会、实现异化人性复归的强烈愿望（秦林芳：“论浅草—沉钟社个性主题的表现模式”，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6期，2002年11月）。

浅草—沉钟社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陈炜谟和陈翔鹤，戏剧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杨晦，而其中影响最大、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人冯至。

冯至的诗歌并不多产，但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鲁迅的赞誉，被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诗篇主要收入《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本诗集中。冯至的第一本诗集《昨日之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代表作《我是一条小河》，它意象含蓄，语言清新，情思缠绵，虽是一首爱情诗，内涵却远远超越了爱情的范畴，上升到更为高远的哲思境界。冯至注重从生活细节中捕捉诗意，《蛇》、《绿衣人》、《风夜》等想象奇特，体现出诗人善于把难言的抽象感觉具象化的诗歌特点。《北游及其他》是诗人接触社会、深入生活和情感进一步升华的产物。

抗战期间创办的文学期刊中最早问世的是《呐喊》，坚持最久的是《抗战文艺》，而最具风格和力度的首推《七月》杂志。《七月》周刊于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创刊，持续3期后于9月25日停刊。同年10月16日在武汉以半月刊的形式复刊，同时增加了篇幅。1938年在战争的威胁下，《七月》半月刊坚持到18期又被迫中止1年。1939年7月《七月》转至重庆，由半月刊改为月刊。战争的特殊时期导致《七月》从第4集始，纸张粗糙而且时有拖期。1941年9月出版第7集1、2期合刊后，皖南事变迫使《七月》再次停刊。《七月》前后总计32期30册，其中第27、28期、第31、32期均为合刊。《七月》刊载的文体有诗歌、杂文、剧本，而诗歌成就最大，也最能体现出《七月》的现实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围绕胡风等人在国统区主持创办的文艺杂志《七月》，还形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即“七月”派。“七月”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胡风、绿原、牛汉、杜谷、彭燕郊等代表的“七月”派诗歌。“七月”诗派基本遵循胡风的文艺理论主张，注重抒写重大题材，在诗作中表现对战斗的强烈渴望与对光明的热切向往，体现出激情澎湃的战斗精神。

二是路翎、丘东平等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路翎是“七月”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是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以及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等。在“七月”派小说创作中颇有影响的作家还有丘东平，他创作了《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他们以《七月》、《希望》、《诗创作》等杂志为创作阵地，以充满火热战斗热情的诗篇在国统区广大青年中产生重要影响。“七月”诗派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如下：

首先，“七月”诗派产生于民族解放战争高潮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赋予他们的诗歌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其次，“七月”派的诗歌充分体现了诗歌的现实性、战斗性与艺术性的密切融合，诗作以讴歌民族意志和斗争精神为主，热切反映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愿望，题材广阔宏大而绝少个人情怀的低吟，强调力和美的统一，把对力与美的表现当作诗歌的最高境界来追求。

再次，“七月”诗派在诗歌追求上看重主客观的相互拥抱，体现出既注重生活，又重视主体的双向追求，而不是在对时代生活的书写中消解主体意识，或漠视主体力量。他们倡导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从客观的社会现象中去挖掘历史的深沉底蕴，用个别的、普通的事件来反映典型的时代情绪和文化心理。在“七月”诗派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作，其中胡风的《血誓——献给祖国的年青歌手们》、《为祖国而歌》，绿原的《颤抖的钢铁》，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山野的气息》，鲁藜的《泥土》等都是颇具影响的诗歌杰作。

在“七月”派小说方面，路翎的作品无疑最富有独特性和代表性，而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财主底儿女们》。这部长篇小说共分为两部，以开阔的视野全面展现了大财主蒋捷三一家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发生的分崩离析的变化，尤其深刻地描画了财主的儿女们不同取向的人生选择，表现了财主家庭中青年知识分子与特定时代的错综关系，进而揭示出实现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整部小说以全景式描写展现大财主家庭的豪奢生活以及家庭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生动再现了国统区昏暗腐朽的真实社会面目。小说中人物刻画较为细腻，如财主儿女中的蒋慰祖、蒋纯祖等人物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主人公蒋纯祖更是寄托了作者热切同情与期待的人物典型。

《七月》坚持的时间仅有3年，但却对抗战文艺及整个新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七月”派文学团体成为当时抗战文艺队伍中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力军，他们以杰出的文学创作实践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不朽的历史贡献。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了20世纪40年代9位诗人的诗歌选集《九叶集》,此后,“九叶”诗派的名称便在文学界广泛流传。“九叶”诗派由一批年轻诗人组成，9位诗人主要是辛笛、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和穆旦，他们多是西南联大的学生，40年代后期围绕着《诗创造》、《中国诗歌》等刊物为阵地自觉地进行诗歌创作，并以其独特的诗歌美学追求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流派名称。它与以现实主义诗歌为主的“七月”诗派一样,对发展我国现代新诗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不但承接了以李金发、戴望舒等诗人为主的现代诗派的脉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80年代初形成的“朦胧诗派”。

《中国新诗》第一集《代序：我们的呼唤》可以视为九叶派的宣言：

“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我们必须以血肉似的感情抒说我们思想的探索。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联。我们应该有一份浑然的人的时代的风格与历史的超越的眼光，也应该允许有各自贴切个人的突出，与沉潜的、深切的个人的投掷。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中形成自己个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中形成诗的风格，而我们必须进一步要求在个人光耀之上创造一片无我的光耀——一个真实世界处处息息相通，心心相印，一个圣洁的大欢跃，一份严肃的工作，新人类造成的辛勤的耕耘。”

这一宣言表明了“九叶”诗人的思想和艺术追求。

“九叶”诗人融会了我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滋养，诗歌注重将时代的现实感和内心的深切体验相结合，许多诗人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危难感和个人生存的流亡感，在特殊的历史年代经受着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般的人生拷问。

“九叶”诗派作为一个诗歌团体体现出比较一致的艺术追求：

首先，他们是特别注重诗歌本身审美价值的诗派，要求坚持文学本身的价值和独立的传统，保持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平衡与和谐。他们在艺术上大胆创新，力求在诗歌里营造新奇的意象和境界，并且运用富有跳跃性的跨越式想象造成陌生化的独特诗歌效果。“九叶”诗人辛笛强调，他们的诗宁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也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

其次，他们追求个人与时代的密切结合，主张以丰满的血肉感情表达思想层面的深沉探索，首先要观照自身，思想自己，进而把思想自己与一切严肃的社会历史生活命题自然地关联起来，诗歌中既要有凝重的时代沉淀，又要有深切的个人投掷，从而投射出把握全局的胸襟和超越的目光。由此可见，九叶派诗人在处理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系上，并不是独自封闭在个人的情感体验之中，也不是浪漫地喊着动人的标语口号或陶醉于对纯粹审美意象的营造中，他们的创作始终关怀现实人生，不曾脱离时代和社会。

“九叶”诗人提倡“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用现代主义的感受方式和艺术手法把时代的激情、历史的现实与个人的声音融会一处，使个体与时代之间达成浑然一体的默契关系。

袁可嘉提倡“新诗戏剧化”，就是主张用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表现形式把主观感情客观化，打破以往诗歌表达情感的单一功能，从而创作出具有具象性和思想性的诗歌意象，使思想感觉化，感觉理性化，达到两者的有机结合。

陈敬容在《和唐祈谈诗》中也主张现代诗歌要从“五四”后的诗“传统”中走出来，冲破“一个尽唱的是‘爱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的诗歌局面，从而追求一种“复杂错综的情绪”与诗歌多种功能的综合表现，达到知性与情感的融合。

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人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都为现代新诗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九叶”派诗人善于运用扑朔迷离、色彩驳杂的意象，通过心灵的体验来实现对历史时代内涵的感触，其中穆旦是“九叶”诗派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富影响力的诗人，他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叶芝、艾略特、奥登的影响，主要有《探险队》、《穆旦诗集》和《旗》等诗集传世。穆旦一生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丰富的痛苦，这也造就了他诗歌所呈现出的痛苦的丰富。战争使穆旦的心灵和肉体受到双重考验，更增加了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敏感气质。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丰富、痛苦、挣扎和永远难以协调的矛盾心态的相互撕扯。他的诗向读者展现了诗人灵魂惊心动魄的自我搏斗历程，真切地传达出种种痛苦而丰富的焦灼体验，具有深沉的内省力量与雄厚的思辨深度。此外，穆旦的诗歌着重表达自我的复杂与变化，集中探究人性中错综混乱或非理性层面的精微变化，而他诗歌中的“我”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的，诗人始终在社会人生的整体现实中探讨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的展开中体认时代生活，这是穆旦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穆旦的诗歌渗透着强烈的体验意味和由体验带来的独特思考，他不仅用头脑，而且还用身体来思想，《诗八首》等诗歌将肉体的感觉与形而上的玄学思考结合起来，这种特点在其晚年创作的诗歌《冬》里，得到进一步的积蓄和发展。在这首诗里，血液与欲望，年轻的灵魂与老年的硬壳并列充斥在文本中，构成思考的丰富张力。为了适应表达的内容，穆旦还进行了一系列诗学观念上的开拓，从语言技术学上进行了大面积的变革。“他避用陈词滥调，但对普通白话也做了一番修剪，去其啰嗦而保其纯朴，炼出了一种明亮的、灵活的、能适应他的不断变化的情绪的语言。词汇是简单的，但它们的配合则不寻常，形象更令人惊讶……”（郑敏：“诗人与矛盾”，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穆旦的诗不仅用语通俗，而且还大量运用意义抽象的词语，大部分诗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关联词。连词、介词等关联词的运用，虽然缺乏了语词形象的模糊与朦胧之美，但它结成了诗歌严密的逻辑关系，扩充了诗歌知性内涵，使诗人主体意识可以不受文字束缚得到更自由的舒展。这是穆旦针对传统语言形式而进行的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更新。穆旦的诗歌语言是口语化的，但它“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穆旦：《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使诗歌的内涵十分晦涩，读者只有在细细品味全诗之后，才能领悟其中的深意。

穆旦不仅创作了大量意味丰富的诗歌，而且还在诗歌理论建设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穆旦诗论强调诗的形象的现代生活化，提倡表现他自身所属的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特殊历史体验，强调明白无误地用形象或感觉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同时观点要独到而新颖。

在晚年的时候回顾自己年轻时的创作道路时，穆旦说：“诗应该写出‘发现的惊异’。你对生活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因为不同于一般流行的看法，或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于是你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其中或痛苦或喜悦，但写出之后，你心中如释重负，摆脱了生活给你的重压之感，这样你就写成了一首有血肉的诗，而不是一首不关痛痒的人云亦云的诗。”诗歌《出发》正是穆旦在此方面的重要实践，是他写出生活中“发现的惊异”的一首“有血肉的诗”。他的诗歌和这种理论相互印证，用诗歌中清晰的形象体验代替浪漫主义朦胧模糊的诗意，体现出诗歌在反传统方面的创新意义。尽管穆旦的诗以“看法”作诗骨难免抽象难懂,但正是在这种拒斥性的痛苦体验中，读者才能获得更为深刻的启示和更为震撼的力量，他传达出的不是某种思想的结果，而是思索过程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体验纠缠。这正是穆旦诗歌最动人之处。

中国现代女诗人、翻译家郑敏也是“九叶”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郑敏，福建闽侯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后转入哲学系。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郑敏曾与穆旦、杜运燮、袁可嘉一起，一方面直接受到闻一多、卞之琳的诗歌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熏陶，这些促使郑敏成为一个自觉的现代主义诗人。1943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英国文学硕士。郑敏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情思细密连绵，意象新颖奇特，重要的诗作收在《九叶集》中，此外还出版了个人诗歌专集《诗集（1942－1947）》，论著《英美诗歌戏剧研究》等。

郑敏初期创作偏于抒情的哲理诗，常常把哲学、诗、生命融合为一体，用形象的语言与修辞从容地展现一个敏感而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风暴里的心路历程。后期的诗歌创作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郑敏以沉重和反讽的冷峻代替了40年代的清丽典雅，以愤怒取代了抒情，从幻象回归到现实，形成与早期创作不同的风格趋向。

郑敏偏爱于对艺术题材的表现，注重在沉思中注视并追寻美。在她看来，生存的痛苦、斗争和忍受都包含着美的体验，生、死、寂寞、贫穷等人生体验在郑敏的诗句中通过思辨得出全新的感受。她冷静细致地观察事物，以深思敏感的理性探求宇宙人生的价值，并用一种静默如雕塑的风格引导读者进入一个深沉的诗思境界，带来沉潜、静止、雕塑美。她的代表作《金黄的稻束》，酷似米勒的画。

“肩荷着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这不仅是自然的风景，更是充满思考的立体画面。在诗作《寂寞》中，“寂寞”不断地被否定、肯定，诗人从中发现了生命的严肃意义。郑敏还特别擅长探索少女的精神世界，《Renoir少女的画像》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紧闭自我的少女形象，

“现在我看见你的嘴唇，这样冷酷地紧闭，

使我想起岩岸封锁了一个深沉的自己。

虽然丰稔的青春已经从你发光的长发泛出

但是你这样苍白，仍像一个暗澹的早春。

如果说，穆旦诗歌让读者在灵与肉的搏斗中体验到一种分裂状态的“丰富的痛苦”，那么，郑敏诗歌理智与情感的默契，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和谐的状态。在郑敏这里，生命被诠释为一种倾听，在倾听的过程中，日常的逻辑束缚松动了，外面世界中快乐的力量与她息息相通，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契合。郑敏诗歌追求对生命状态的解剖和对生命本质的捕捉，在这一理想烛照下，她从不同角度去表达对生命的思考，这就使她的诗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风格。

郑敏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郑敏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自我解剖精神。郑敏在对自我心态的解剖过程中，不仅获得愉快，也饱尝了苦恼、寂寞和忏悔，特别是她早期的诗作明显具有这种特征，并且呈现出清纯和抒情的格调。

其次，郑敏诗歌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照。郑敏接受了波德莱尔的理论，她认为，自然同有知觉的人一样，也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宇宙中万事万物之间，具体事物与抽象理念之间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诗歌的任务就是要找与之相对应的自然之物。所以在她看来，关照自然是诗人对生命理解的一个新的途径。从郑敏的作品中可以发现，郑敏尤其喜欢选择树木、鹰、岛、池塘等意象入诗，她很少直接简单地书写自然，而是把自然万物作为意象处理，以此寄托她对生命的思索。

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郑敏不同于以往的现代主义诗人，她并不轻视历史和现实，而是提倡用诗人的热情去拥抱现实，积极投入社会。郑敏有不少诗作表达了对现实的思考，真实刻画了下层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她又绝不是常规的现实主义诗人，她对现实的关注是通过诗人的心思和体验来表达的，而这种感觉和思考不是直接抒发的方式表达，而是把感情具象化，运用比喻或象征的手法传达内心的体味和波折。

最后，郑敏的诗歌充满深邃的哲理思辨意味。郑敏善于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哲理思考，尤其是对生命现实和本质的探寻，这是郑敏诗歌的一种特殊气质，把哲学或玄学渗透在现实的描写和象征的形式中，把生活的哲理和具体的物象融合而一，将普遍的生命体验与个人的独特感知交织在一起，形成知性与感性的错综交叠，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这使郑敏成为“九叶”诗人中成就显赫的一位。

袁可嘉，“九叶”诗派中的重要诗论家，也是著名的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1946年袁可嘉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随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46年开始发表诗创作和诗论，20世纪40年代有诗作数10篇，主要辑入《九叶集》。其主要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的研究翻译，是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九叶”诗派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理论研究者之一。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极为复杂、充满矛盾的特定历史阶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由单纯的抗战热情转向对历史、社会、文化、文学本身进行理性和哲理的反思。袁可嘉在西南联大特有的文学氛围熏陶下，以年轻学者特有的锐敏和激情写下了数十篇诗论，对早期诗歌创作对教育功利、浪漫感伤的追求一一进行了清算，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文学杂志》、《大公报·星期文艺》、《诗创造》、《益世报·文学周报》等报刊上。袁可嘉打出了“诗歌现代化”的总口号，在这个主题下，开始全面反思和系统探讨诗歌与政治，诗歌与现实以及诗歌意义所在等诗歌理论问题。在新文学诗歌理论建设方面，袁可嘉功不可没，而且在40年代后期的抗战语境中更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

袁可嘉“现代化”诗论坚持艺术本位立场，针对当时诗坛的弊病而提出，并在比较考察中西方诗歌观念和发展情况中逐渐形成体系。袁可嘉拥有深厚的西学修养，深受艾略特、瑞恰兹等人的理论影响，又借鉴了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同时他的诗歌现代化理论也是中国化的理论，它没有脱离本土的文化精神，在中西诗歌俯瞰式的比较研究中获得对新诗的创新认识。诗论本身也承载了更多的中国现实，一直没有脱离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热情，诗歌理论中灌注着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世的强烈现实精神。

袁可嘉的现代诗学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即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的艺术主张。在他看来，写诗要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要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和情感。戏剧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就是表现上的客观性和间接性。这种思想正反映了现代派诗歌“思想知觉化”的创作追求和诗歌特质。从文化意义上说，袁可嘉的现代化诗论又可以概括为诗本位、人本位这两种现代性的文化命题。这两个文化命题一方面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诗歌的新理解和新阐释。袁可嘉的诗歌理论主张鲜明地体现出他对现代化理论与文化的自觉追求。

在“九叶”派诗人中，袁可嘉主要致力于诗歌理论建设，诗歌作品数量最少，但他的诗作往往带有来自真切感受的强烈的知性色彩，广泛运用象征、暗示、想象手法，把感性的事物加工提炼并升华，使其闪现出知性的光芒。诗歌《旅店》全篇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旅店”比喻为纯洁善良的伴侣，旅店象征一种温暖的社会力量，它在黑暗现实中给孤单的人以帮助，给迷惘的人以安歇，而不仅仅是旅店本身的意义。袁可嘉善于将生活的内容和诗人的情感融入到具体的诗歌形象中，从而增添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以穆旦、郑敏、袁可嘉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执着追求一种诗性的智慧，追求在诗歌世界中融合现实、象征和情感为一体，从而增强了诗歌的厚重质感和思考力度。

END

作者 | 刘勇

图 | 网络

编辑 | 冬濡（linjingyu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