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鲁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老舍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副主编）

一、“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与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主张承继和发扬了《新青年》的文学“为人生”的观念，并且取得较大成绩，把倡导时期的新文学推向前进的第一个团体，是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主要发起人有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许地山等12人。这是新文学产生以来最早成立的重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一是强调“为人生而艺术”；二是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文学研究会宣言》表示：“将文艺当作高兴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表达了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共通的基本态度”。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作家，除茅盾以外，主要还有叶圣陶、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王统照等。他们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积极探索现实人生问题，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探索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的作品都注重暴露和谴责黑暗的社会和污浊的人生，显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所首创的现实主义美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叶圣陶及其作品

叶绍钧（1894—1988），字圣陶，江苏苏州人。1919年发表在《新潮》上的《这也是一个人？》，作为他最早引起文坛瞩目的白话小说，提出妇女人格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引起较大反响。以后他的一系列创作实绩使他成为新文学开创期最早取得较高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叶圣陶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等。

叶圣陶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由“问题小说”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拓展的过程。由于长年的教员生涯，他对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情形了解得深切详明，对学校生活的各个侧面观察得细致入微。他以教育界、学校生活为题材创作的“教育小说”在他全部的小说创作中占很大比重。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即是比较完整地写出了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期间的追求与遭遇，是叶圣陶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较有分量、直接反映“五四”以后的时代形势及其对知识分子命运深刻影响的长篇小说。

该篇小说以小学教师倪焕之从信奉教育救国到投身社会革命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再现了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期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原貌，反映了这些历史事件对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倪焕之的生活道路相当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富有革命理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从改良主义走向社会革命的思想历程，高度概括了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这一历史时期那些追求真理，探索前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人生道路。小说完整地刻画了近代中国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变迁史。整部作品以阔大的艺术视野和宽广的历史背景，以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战斗精神以及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成为新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独特一席的重要作品。

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不仅在取材方面反映了叶圣陶的小说尤其善于描写城镇小市民和教育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特点，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显示了叶圣陶小说的基本特色：首先，是冷静的观察和客观的描写，这在叶圣陶小说风格的诸因素中最为突出。其次，在艺术结构上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以质朴的描写，如实地表现平常人的平凡的故事，因此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最后，作品的语言纯净洗练，准确严谨而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文字整饬，平实纯正。即使是从最严格的语法角度来审视其作品，也经得起推敲、咀嚼。

在叶圣陶仅有的几篇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中，《多收了三五斗》描写20世纪30年代初“丰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现象，是当时动乱农村的一幅灰色剪影。

总之，叶圣陶小说的艺术风格最突出地表现为对底层生活和小市民知识分子的描写，观察细致准确。

(二)冰心及其作品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1919年9月当她还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读书时，便以处女作《两个家庭》在《晨报》崭露头角。接着又发表《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等近20篇小说，还有一些诗歌、杂感，成为新文学初期最早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她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文体创作中均取得了很大成绩。

冰心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9—1920），以“问题小说”起步，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热忱。《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等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斯人独憔悴》写参加学生运动的颖铭、颖石两兄弟与顽固守旧的父亲之间的矛盾。这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父子两代人的思想冲突，传达了当时一班不甘被家庭所拘囿的新青年的苦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小说来自投身于“五四”学生运动的青年冰心的真切感受，敏锐地捕捉住时代的脉搏，目的在于“感化社会”、“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想去改良”，透露出鲜明的时代气息，也显示了冰心从家庭窗口审视社会的独特视角。此时的冰心也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描写他们的不幸和凄楚，如《三儿》等。

第二阶段，以1921年发表的作品为发端，突破了第一阶段对社会问题“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局限，冰心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开出了她对种种社会问题的“药方”——爱的哲学。小说《超人》是冰心宣扬“万全之爱”讴歌伟大母爱的代表性作品。原本冷心肠的何彬，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学，但在“母爱”与童心的感化下，转而虔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可以称为《超人》续篇的《须闷》和《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爱的哲学”，把亲子之爱推及万物之爱。

第三阶段，从美国学成归国后沉默数年的冰心在1931年发表了小说《分》、《冬儿姑娘》等，宣告了她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时的作品显然从作者以往信奉与宣扬的“爱的哲学”与早就潜隐地所受的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中有所超拔。略具童话色彩的《分》透露了冰心思想中开始萌生的某种阶级观念。冰心的“问题小说”围绕着“爱的哲学”经历了发展变化的阶段，从追寻到宣扬，最后疑信参半，这是冰心小说的独特旋律。

冰心的创作具有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纯正的审美趣味与强烈的道德力量，使她的作品有永不凋萎的艺术青春。这正是冰心的作品能赢得一代读者并得以传世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许地山及其作品

许地山（1893—1941），笔名落花生，出身于台湾省台南市。其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异域色彩、宗教氛围和情节上贯穿的爱情线索，在这三者之下，隐伏的是作者深沉的身世之痛、家国之感和良苦用心。

许地山的小说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代表作《命命鸟》，描写了一对仰光的青年男女，因爱情受到家庭反对，双双携手投湖自尽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的残害，也流露出明显的消极出世、重返“极乐国土”的宗教情绪，充满着“生本不乐”的思想。

1928年，许地山发表的《在费总理的客厅里》是他走向写实主义的开端，而真正标志着他走向切实沉着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转折之作，是他发表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春桃》。

在《春桃》中，作家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刻画了一个在命运的播弄面前稳健地驾驶着人生之舟的强者。兵匪战乱使春桃的生活中同时出现了两个男人，春桃作出大胆的决定，三人同睡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在“我是我自己的”、“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的信念驾驭下，她和两个男人开起了三人公司，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运：表现了劳动者在生活的重压下“相濡以沫”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准则。春桃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仅显示了比敏明、尚洁、惜官、玉官等早期小说中女性高得多的道德审美价值，也显示了作者许地山对劳动人民的真正了解。《春桃》的结局，表现了作者的民主思想和反封建的意义。春桃的形象塑造得生动感人。她朴实、宽厚、富有勇气，无论对以前的丈夫还是后来的爱人，她的出发点都不是封建的婚姻观念，也不是怜悯，而是出自内心的正直、善良和对同一命运的人相濡以沫的关怀，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运，体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虽然这一人物带有些微理想色彩，但作者却不是牵强地把这些外加于人物，而是通过现实矛盾的自然进展加以展示，细节均真实可信。对春桃感情生活的描写，尤其生动。作品取材新颖、情节独特，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语言也富有表现力，但稍嫌生涩。

许地山的文学创作在“五四”时期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风格情调。他的创作虽然也是从探索实际人生问题入手的，但却伴随着一种“超现实”的、渗透着浓厚宗教哲学思辨的色彩。

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1925），以南洋生活为背景，既表达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又带有浓重的宿命论思想。其中短篇代表作《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在表现黑暗现实和艰难人生的同时，又宣扬了“人生极苦，涅槃最乐”的佛教思想。

许地山完成于1928年以后的小说大大加强了现实主义因素，明显专注于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后结成短篇小说集《危巢缀简》（1947年出版）。这方面的代表作1934年完成的短篇小说《春桃》，小说通过描写一个善良、坚强、豪爽的劳动妇女的形象，表明了她对世俗礼教的蔑视，对自己命运的大胆主宰，还表现了她对同遭苦难命运的人们的深切理解和同情，春桃的性格体现了某种民族精神气质。

从《缀网劳蛛》到《危巢缀简》，显示了许地山小说的思想内涵从“生本不乐”的宗教意识向“助人为乐”的现实主义时代精神的发展。抗战爆发后许地山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铁鱼的腮》，直接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境界，现实主义倾向更为突出。

许地山的创作显出了与冰心、叶圣陶、王统照、庐隐等人不同的奇彩异趣，他的故事往往发生在缅甸（《命命鸟》）、印度（《商人妇》）、新加坡（《醍醐天女》）、马来亚(《缀网劳蛛》）等异域；国内的“生活区”大多在闽、粤等地（《黄昏后》）。

许地山的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些异域色彩：彩云环绕的瑞光大塔，碧浪翻涌的“干多支”，美妙的“雀翎舞”，动听的“巴打拉”……小说中的宗教氛围是作品的另一特色：法轮学校、乞食、礼拜、涅槃、晚祷、讲经说法、极乐寺、放生池……使他的小说流溢出宗教气息；在小说的情节上，几乎都以一条“爱情”线索贯穿。《命命鸟》中的加陵和敏明，《商人妇》中的林荫养与惜官，《缀网劳蛛》中的长孙可望和尚洁……这些男女主人公离合悲欢、微妙幽婉的爱情故事，都相当曲折离奇。异域色彩，宗教氛围、爱情线索的交织融合，构成了许地山初期小说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三个主要因素。许地山小说的主要特点是既描写现实又不等同于现实主义，既倾向浪漫又不等同于浪漫主义，风格独特，颇具个性。

总之，许地山的小说开拓了新文学的描写领域，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不仅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显得独立不群，而且在“五四”时期乃至整个新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

(四)王统照及其作品

王统照（1897—1957），山东诸城人，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创作颇丰，写成新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一叶》，另有不少散文小品集、诗集和评论。对“爱”与“美”的玄想，从一开始就成了王统照文学创作追求的中心。1922年王统照创作的《湖畔儿语》，代表了其小说创作的新倾向，其中对于独行者追梦的抒写让位于对下层劳动者的殷殷关切和深深同情，当年曼妙的童声为尔今苦涩的“儿语”所掩，对于纯真童心的讴歌由此真正具备了切实的内涵。

另一部长篇小说《山雨》也是王统照重要的代表作，是动荡背景下新时代的“流民图”，倾注着作者对于家乡的深情。它以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农村为背景，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苛捐杂税、天灾兵祸下农村经济的凋落，农民寻求出路的摸索与挣扎。它以现实主义的朴实风格，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北方农村在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的双重阴影下广阔的生活图景。作品以中农奚大有一家的生活遭遇为线索呈纵式结构展开，涉及城乡两面，把农民对故土的依恋、离乡的无奈和流入城市寻求生活的艰苦一一写出，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画出了一幅新时代的流民图，尤其是对农民心态的细腻体察与表现。奚大有本是一个安分、憨直的农民。他的愿望只是依靠土地、依靠自己的劳动过一种普通的、以维持温饱为度的生活。农村崩溃的现实，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使这个最依恋乡土的农民一步步离开了乡土，同时也一步步走上了反抗和觉醒的新路，寻求与其父辈不同的归宿。

在现代小说创作中，像王统照这样长时期致力于象征与写实关系探索的作家，并不多见。就艺术情调而言，与他题材上从知识者到农民，从一般的生活背景到注目于齐鲁大地相适应，王统照的创作大致上画出了从感伤的抒情到凝重的写实、从优美到壮美的发展演变轨迹。

除此之外，文学研究会小说作家中比较独特的还有庐隐、王鲁彦、台静农等。

(五)庐隐及其作品

庐隐（1898—1934），原名黄英，福建闽侯人，一生命运坎坷。她最初创作的小说主要是《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吗？》这样的问题小说，存在概念化倾向，而主要小说成就体现在带有自传性质的抒情小说中，代表作是1923年发表的《海滨故人》。她擅长运用书信体和日记体形式进行创作，如《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等。庐隐的小说充满强烈的感伤情绪和浪漫情调，语言流畅自然，与文学研究会其他成员的写实倾向迥然不同。

王鲁彦和台静农是乡土小说创作中的杰出代表。乡土小说作家大都直接受到鲁迅小说的影响，自觉继承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小说特色，他们真诚质朴的创作对于克服问题小说的概念化倾向起到一定作用。

(六)王鲁彦及其作品

王鲁彦（1901—1944），原名王衡，浙江镇海人。20世纪20年代初在鲁迅的启发下怀着对前辈的崇敬之情开始创作。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柚子》、《黄金》等，30年代完成了长篇小说《野火》（《愤怒的乡村》）的创作。王鲁彦善于通过戏剧性情节反映故乡的人情世故，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浙东百姓的心态特征。

(七)台静农及其作品

台静农（1903—1990），安徽霍邱人，作品风格最接近鲁迅。他的小说作品主要收录在《地之子》和《建塔者》两个集子中，《地之子》是乡土小说中出类拔萃的收获。台静农的小说笔调冷峻、深沉，善于通过描写世间凄凉来抒发鲁迅小说一般深广的忧愤之情。

二、“为艺术”的文学主张与创作

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紧随着文学研究会发起成立的第二个新文学社团，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主要发起人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它鲜明地体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提倡主观抒情的创作手法，主要代表刊物有《创造月报》、《创造》季刊等，主要代表作家及其成就是郭沫若的新诗和郁达夫的小说，如郭沫若诗集《前茅》、郁达夫的小说《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

创造社的其他重要作家还有张资平、郑伯奇、成仿吾等。其中，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创造社的作家重自我，重主观，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他们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感情，以感情为生命，强调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创造社高扬的浪漫主义美学主张及其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和意义。

在创造社的小说实践中，郭沫若、张资平和郁达夫的作品影响深远。

(一)郭沫若及其作品

郭沫若的诗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小说成就也不容忽视。郑伯奇将郭沫若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叙性的作品，称为“身边小说”，代表作是《漂流三部曲》；另一类是借他人之事抒发自我情感的作品，称为“寄托小说”，写于1919年的《牧羊哀话》是其代表作，小说通过描写发生在朝鲜的近代人物故事，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全篇充满浓郁的异域情调。郭沫若最具特色的小说是以《漂流三部曲》为代表的“身边小说”，它由三个连续的短篇小说《歧路》、《炼狱》和《十字架》组成，故事集中描写了从日本学医回国的知识分子爱牟在生活上的潦倒穷困以及焦虑愤懑的心情。郭沫若的自叙类小说几乎贯穿着同一个主人公，即作者化身为“爱牟”的自我形象。此外，他还创作了其他《残春》、《落叶》、《叶罗提之墓》等其他类型小说，善于通过梦境和幻觉演绎人物情爱心理，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但是在情调上留有旧小说痕迹。

(二)张资平及其作品

张资平（1893—1959），创造社重要发起人之一，在成立创造社之前他已经开始小说创作生涯。代表作是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冲积期的化石》，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留日学生的身世和经历，揭示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共同的精神状态——苦闷和无聊，但这部小说的艺术水准不高。张资平的作品还有《梅岭之春》、《爱之焦点》、《苔莉》、《飞絮》等，多以编织三角恋爱为故事框架，融会了传统艳情小说和西方自然主义手法，他的作品在当时成为迎合世俗趣味的畅销小说。

(三)郁达夫及其作品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和最重要的小说家。在散文、旧诗词、文学理论、翻译等方面也有独到的贡献，而以小说创作影响最大，他的作品也最能代表创造社在小说方面的卓越成就。

1921年10月出版的《沉沦》，是郁达夫自己第一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抒写了当时青年的时代病，开创了小说的新体式。

1922年回国以后，郁达夫为生活所迫，辗转各地，广泛接触了国内生活，创作视野渐趋开阔，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被污辱被损害者，表现出思想的前进以及从抒写“性的苦闷”向诉说“生的苦闷”的转移。

1927年发表的《过去》与1928年发表的《迷羊》，形成了郁达夫创作路向的转移，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

而20世纪30年代初，生活环境的变化使郁达夫的隐逸思想逐渐抬头。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由武汉转到南洋一带，在那里坚持抗战救亡的实际工作，直至被日本宪兵队杀害，也没有停下手中战斗的笔。他终其一生，都坚持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烈士。

郁达夫的小说突出表现了“五四”青年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哀怨，还鲜明表达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此外，色与欲的描写，烟花柳巷，秦楼楚馆……在郁达夫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地位。他的这些描写，与所谓的“黄色文艺”、“色情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作者自觉的反叛封建道德、抨击虚伪礼教的叛逆精神的惊世骇俗之举，它有力地揭露了假道学们的把戏，使他们感到作伪的困难；它以严肃的态度，力图在文学作品中探讨人的自然本性，呈现出它作为生命现象与社会现象的一部分；这些描写，不是对性行为的无意义展示，她伴随作者痛苦的自我解剖，是对于纯真爱情的向往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结果。作者总不忘在描写主人公性饥渴、性变态行为的同时，施以严厉的自我谴责和良心的审判，让主人公进行激烈的内心搏战，以获得灵魂的最后升华。

就思想倾向看，郁达夫小说有一定的复杂性，而就艺术风格来看，他的小说又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自我的写真；感伤的抒情；结构的散文化；流丽、清新的文笔。

《春风沉醉的晚上》是郁达夫小说创作中一篇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它在显示郁达夫小说基本特色及其发展变化等方面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而这些都与作品的抒情主人公的思想蕴涵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作家的创作都是其“自叙传”。因此，《春风沉醉的晚上》也不例外，作品中的“我”，一个穷困潦倒、一文不名的底层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投入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我”的种种不幸实则映现了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多重悲哀。

其次，《春风沉醉的晚上》是郁达夫小说由主观浪漫抒情向现实主义转变途中的重要作品。因此，作品中的“我”虽然与作者自身的人生经历、主观情感多有重合；但这个“我”毕竟多了一份冷静与清醒，作品透过“我”的感受对人生与社会有了比较透彻的体认和一种严肃的批判的眼光。

最后，“我”与烟厂女工陈二妹的情感交流，不再是郁达夫许多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男女之情，而是上升为一种纯真的关爱与体贴，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真诚理解。尽管“我”对人生与社会仍然存有无限的哀愁，但毕竟从陈二妹身上得到一丝人间的温暖。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既写了底层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的心心相印，又写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实际差异。

短篇小说《沉沦》是郁达夫小说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本是一个热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而又多愁善感的时代青年，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来到日本留学，企图将来一展宏愿。但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遭遇到的不是温暖和尊敬，而是不堪忍受的歧视和凌辱。严重的忧郁、压抑和伤感使他的心理变形以至绝望，最后以投海自沉来表达自己的一腔悲愤。主人公在投海之前，面对着祖国的方向，发出了期待祖国早日强盛的深情呼唤。作品对主人公时代忧郁症和变态性格的大胆描写，有力地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罪恶，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体现出强烈的反帝爱国情思和特定的“五四”时代精神。

《沉沦》在体式上是具有独创性的，它虽然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实际上它的“自叙传”色彩极为鲜明浓厚，作品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特征都最大限度地融入了作者自身的影子，作品以其大胆无遗的自我暴露显示了特有的文学价值。这种“自叙性”的体式以其坦诚、真挚、纯洁的风格成为郁达夫特有的叙述方式。这种基本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胆无遗的自我暴露，忠实于“自叙传”的叙述方式，这体现了郁达夫的一个基本信条，即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从初期的《沉沦》到《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迟桂花》……不论是作品中“他”、“伊人”还是“我”、“老郁”或是“李白时”，甚至古代的“黄仲则”，没有一个没有作家本人的身影或精神气质。郁达夫以自我的个人经验、情感生活为单纯的线索，宣泄一己的情怀。既有卢梭式的自白，也有维特式的自怜、自惭、自卑与自尊、自傲相纠结，构成时代的“零余者”的心史、情绪史。作者深信透过“自我”心灵的观照，也能折射大千世界，因为，深刻地表现个性，即能表现社会，而只有一个人的感情体验，又最真切、最可靠。小说中的形象不只是作者本人的写照，也是“五四”时期一大群染了“时代病”的彷徨、苦闷的青年们的典型。

第二，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突出表现抒情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着力抒发自我的内心感受，把主人公亦是自我的感情脉搏和心灵历程艺术地呈献在读者面前。郁达夫的小说注重抒发主人公抑郁寡欢、孤独凄清的情怀，暴露和宣泄人物感伤、悲观甚至厌世颓废的心境。郁达夫主要借助于人物心理的细腻描摹以及讲究外在景物的恰到好处的衬托来达到。《沉沦》、《南迁》中“他”、“伊人”的纤弱自卑，《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中“我”与于质夫的自伤沦落等“有病的呻吟”，表达了作者的社会态度和对人生的悲剧感情。

第三，以人物情绪的起伏变化来结构作品的“情绪流”结构方式，不注重故事本身的发展，一切以人物情绪的波动来推进情节的发展。例如，《沉沦》中以主人公“我”的孤独感、苦闷感及感伤情调来贯穿前后，形成作品结构内在的一种凝聚力量。现代小说中一种崭新的体式——自我写真的抒情小说，正是这样在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确立的。

第四，如泣如诉的语调，浓烈明快的语言，清新秀丽的文风。郁达夫的小说，笔触所及，都显出“清、细、真”的特色。淡远和清愁配以清丽、流畅、自然、真挚的文词，表现着主人公心灵的某种律动，真有呼之欲出的情韵。有时着墨绮丽，却也不掩一腔真情，更多时是以朴素、质白取胜，随兴而至，平淡无奇的文字间显出跌宕多姿的笔意。如《迟桂花》等佳作，语言的色彩与其独特的风格高度一致，进入了老到的圆熟境界。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造诣不在其小说之下，但影响不如小说之大。除了小品、杂文、书简、日记之外，郁达夫的游记最可注意，它以其情韵、意境、个性和独特的赏鉴能力，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郁达夫对自我写真的抒情小说的试验，呼应了20世纪20年代时潮的一个侧面——浪漫而感伤的时代氛围，吟唱出张扬个性、崇尚感情、表现自我的文学咏叹调，也从道德的角度、心理学的范畴对现代小说的表现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引领了一种以浪漫主义为其风神的小说派别，开创了与鲁迅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不同的小说创作路向。因此，郁达夫不愧为享有盛名的一代文学巨匠，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ND

作者 | 刘勇

图 | 网络

编辑 | 冬濡（linjingyu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