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鲁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老舍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副主编）
一、闻捷、李瑛等人的抒情叙事诗
(一)闻捷的抒情叙事诗
闻捷（1923—1971），江苏丹徒县人。20世纪50年代初期任新疆新华社记者。这一期间的生活和艺术经验的丰富积累，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取向和艺术风格。他独辟蹊径，将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民间传说、风俗世态写入诗歌，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地域色彩。闻捷的代表性诗集主要有《天山牧歌》、《河西走廊行》、《生活的赞歌》、《闻捷诗选》，以及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等。
《天山牧歌》是闻捷的第一部、也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一部抒情诗集。共收入《博斯腾湖滨》、《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天山牧歌》四个组诗，以及叙事诗《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和9首抒情诗。《天山牧歌》从不同的侧面描绘天山南北各民族美好、欢乐的生活图景，纵情歌颂了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后欢欣鼓舞的精神面貌，体现了对新生活的极大热情和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被称为“激情的赞歌”、“生活的赞歌”。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主题，发挥了闻捷长于“叙事”的艺术才能，诗集中描摹的异域风光、浪漫风情以及少数民族青年追求爱情的炽热大胆对汉文化地区的读者更是一种震撼和吸引。《天山牧歌》“一发表就受到了大家的注意和喜爱。给人以新鲜感觉的景物和生活，柔和而又清新的抒情风格，很久在我们的诗歌里就不大出现的对男女们的爱情的描写，这些都是它们的特色”。
《苹果树下》是闻捷的代表性诗篇。诗中以苹果象征爱情，通过季节的变化，果实的成熟，赞美了青年们的纯真爱情。从艺术表现上说，《苹果树下》构思新颖、别致，生动的比喻将爱情与劳动这两个并行发展的主题寓于苹果树开花、结果到果实成熟的过程。全诗富有一种生动而又含蓄、风趣的情味，有力地显示了闻捷善于摄取小镜头来表现生活诗意的艺术才华。首先，《苹果树下》通过一个幽会的场景，表现了小伙子和姑娘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的来到。在这样具体的环境里，诗人选择心跳得失去了节拍这一典型细节，形象地揭示了青年人初恋时的心理，真实而富有诗意。接着，在诗的中间三节，追叙姑娘和小伙子相爱的过程，没有缠绵的情话，几乎全是比喻，用人物心理活动来展现爱情的进展。其次，细腻地、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姑娘的内心从春到秋的微妙变化，写出了爱情在她内心中的萌芽、生长和收获。春天里，勤劳的姑娘在果园里劳动，多情的小伙子用唱歌这一新疆少数民族表达爱情的方式，来表达对姑娘的爱慕之情，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打动他所倾慕的姑娘的心弦。然而，姑娘情窦未开，不理解小伙子的心思。“别用歌声打扰我”一句，说明她内心的平静已经被打破，她可能还不知道，爱情的种子已在自己的心头播下。夏天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伙子的爱更加热烈。姑娘看出了他的心思，只是看得不明白。“别像影子一样缠着我”，写的是姑娘因心烦意乱而产生的嗔怨，同时也暗示了小伙子的热烈。“秋天是一个成熟季节／姑娘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爱情已在她心里生长。现在，她是热烈地期盼对方说出那句最能表示爱情的话。三节诗中都贯穿着劳动和苹果生长的线索，苹果的成长状态与爱情所达到的阶段、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是一致的。最后，诗篇构思独特，诗人把苹果成熟的过程和爱情的发展互相对照地写，既写劳动，又写爱情，表面上写苹果，实际上写爱情。这说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与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诗的最后一节和第一节首尾呼应，全诗和谐完整。将爱情与劳动联系起来，给人丰富的美的感受，苹果由花苞到红熟，爱情由种子到结果。秋天在收获苹果的时候享受爱情的甜蜜。在“淡红的果子压弯绿枝”时，“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全诗抒发了诗人对伟大的时代充满了喜悦之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抱有无限希望。语言明快，散发出浓郁的生活芳香，洋溢着健康、明朗、欢快的情调。
闻捷诗歌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首先，诗歌在构思上较新颖。闻捷是新时代的劳动和爱情的歌手，在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图景的描绘赞颂中，他总是把对纯真爱情的赞美同对年青人的劳动、理想的讴歌、对伟大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紧密结合在一起，如《苹果树下》用苹果比喻爱情，即是把劳动和爱情糅合在一起进行描写，苹果从种子到果实，爱情由萌芽到成熟，主人公在劳动中萌发爱情，在劳动的丰收中收获爱情，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感受。其次，作者善于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充分地表现青年人感情的波动，折射出时代风俗的巨大历史变迁。比如在《婚礼》中，诗人突出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妇在人们闹过洞房后脸对脸坐下时，内心的无比喜悦和激动。从平等互爱的情景描写、深入细腻的心理刻画中，我们可以通过时代和风俗的变迁，看到人们思想上的变化，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再次，闻捷诗歌语言富有民族韵味的音乐美，情感基调高昂欢快，有浓重的牧歌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诗人善于吸收山歌民谣的优点，如《复仇的火焰》采用四行一节的民歌体和民歌中常用的重叠句式。诗歌语言形象传神、比喻生动贴切、节奏明快活泼。如用，“姑娘们扯开裙子飞快旋转，/小伙子把鼓点送上她们的脚尖”来表示欢快的舞蹈场面和浓郁的地方风情。最后，闻捷的爱情诗不单纯描写爱情，而是将爱情与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传达新的时代气息、高扬新的思想情操联系在一起。《苹果树下》、《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等都是透过爱情描写青年们愉快的劳动生活和美好崇高的社会理想。在闻捷的爱情描摹中始终回避感伤忧郁的情调，充满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健康明快的时代精神。
20世纪50年代后期，闻捷着手创作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该诗取材于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粉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的反动叛乱这一历史事件，充分体现了诗人高超的叙事才能，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作者有条不紊、从容细致地描绘出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同时还融注巨大的创作激情对巴里坤草原风光、哈萨克民族习俗进行细腻的描摹。何其芳评论说：“这样广阔的背景，这样复杂的斗争，这样有色彩的人民生活的描绘，好像是新诗的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的作品。”
(二)李瑛的抒情叙事诗
李瑛（1926—〓），河北丰润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赴朝鲜实地感受志愿军战士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操，创作了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其后的《红柳集》、《难忘的一九七六》、《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春的笑容》等10余部诗集共同奠定了李瑛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代军旅诗人的佼佼者地位。反映军旅生活，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歌颂军营内外的进取精神是其诗作的主要题材和主题，这也使李瑛获得了“战士诗人”的美誉。李瑛的诗大部分是抒情短章，表现的题材较广泛，但作为一名战士，抒写战士生活的诗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色。他善于塑造保卫祖国的战士形象，他的诗往往能抓住对象的主要特点，写出战士的英姿豪情和性格。李瑛还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诗意，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富有特征意义的形象，通过大胆想象和精细的艺术构思，创造出优美的意境。李瑛的诗语言活泼，结构精巧，呈现出精致细腻、朴实自然、形象生动、清新又奔放的特点。
《戈壁日出》是李瑛的代表性诗篇之一，写于1961年夏诗人赴西北边陲采访途中。诗中，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生动的形象和新奇的意境。诗人抓住大戈壁地理、地貌的特点，勾勒出沙海中日出前的壮丽景色，以对大戈壁气候特征的感受描绘了太阳的雄姿：“太阳醒来了——/它双手支撑大地，昂然站起，/窥视一眼凝固的大海，/便拉长了我们的影子。”“忽然，它好像暴怒起来，/一下子从马头前跳上我们的背脊，/接着便抛出一把火给冰冷的荒滩，/然后又投出十万金矢……”最后，诗篇用飞来的“歌声”使诗意得到升华，从而热情地赞颂了骑兵战士和勘探队员与严酷的大自然搏斗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操。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大自然奇观，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感，全诗的意境焕发出生命的光辉。
(三)李季的抒情叙事诗
李季（1922—1980），在20世纪50年代被树立为“诗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榜样”。自从1952年落户甘肃玉门，开始了长达30年的以石油工业、油矿劳动者为表现对象的创作道路，享有“石油诗人”的美誉。这段时间他出版了《玉门诗抄》（1955）、《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1956）等5部短诗集和《生活之歌》（1956）、《杨高传》（1959—1960）、《向昆仑》（1964）等8部长篇叙事诗。
长篇叙事诗《杨高传》写于1958年，是李季全部诗作中规模最宏大的一部，也是当代长篇叙事诗创作的重要收获。全诗包括《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玉门儿女出征记》三部分，以主人公杨高的成长历程为线索，大规模地再现了土地改革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历程，塑造了一个在党的培养下由贫苦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感人形象。《杨高传》表明了李季在诗歌民族化方面的进一步探索和所取得的成就。首先，长诗在浓郁的民间情调中铺排场景，烘托气氛和渲染情境。除了以民歌为基础外，还运用了北方民间说唱艺术，特别是鼓词的十字句形式。将民歌长于抒情、鼓词长于叙事的特点相结合，在客观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同时抒发强烈的主观感情。其次，长诗的情节具有传奇色彩，故事曲折婉转。诗人从历史生存环境和人物思想性格的真实出发，刻意安排一系列“巧合”情节来表现描写主人公的际遇。这些情节巧合构成了长诗的传奇色彩，使故事波澜起伏。最后，长诗语言朴实明丽，具有民歌韵味。茅盾曾评价作品说：“朴素而遒劲；不多用夸张的手法而形象鲜明、情绪强烈，不造生拗的句子以追求所谓节奏感而音调自然和谐。”另外，在题材处理上，李季建立了将战争和建设相联结和转换的视角，并以此作为他观察、体验的全新支点，成功地完成了历史时代大背景指导下的创作转型。
二、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郭小川、贺敬之政治抒情长诗、组诗的发表为标志，诗歌从内容到形式找到与自己时代的激情和理想、雄心和使命相互映衬的新型诗体。他们的政治抒情诗，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在诗体上被称为“颂—新赋体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通常以阶级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情感反映和客观评说。在诗体形态上，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无论是郭小川从中国古典诗律中重铸的“新辞赋体”，还是贺敬之从马雅可夫斯基诗体化出的“东方楼梯式”，都以汉语独具的节奏和韵律，传导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磅礴气势、力量和对远景的美好展望。
(一)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出身于河北丰宁县，1937年9月在去延安途中参加八路军，长期的革命生活经验给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高格调的主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郭小川专业从事诗歌创作，曾出版诗集《投入炽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与山谷》、《鹏程万里》、《两都颂》、《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月下集》、《郭小川诗选》等。
郭小川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55年到1956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他写了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诗作在内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这是郭小川奉献给当代诗坛的第一批热情昂扬的战歌，壮美昂扬的艺术个性初露端倪。以“阶梯式”的形式表现斗争、建设、进军的阶段性主题，倾吐着昂扬澎湃的激情和热烈豪迈的感情，以政论家的冷峻头脑和战士的英勇姿态鼓舞人民投入火热的斗争之中。但在艺术方面却不够成熟，政治性的议论往往代替了艺术形象的创作。
1957年到1960年，是郭小川进行探索的又一个时期。前期热烈爆发的诗情逐渐冷却，诗人也获得了深入思考的空间。郭小川意识到：“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批准的源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海洋，而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灿灿的晶体”。甚至对前期的创作根本性的否定，认为他的一些创作“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对那些“政治性的句子”感到不满，怕伤读者的胃口。这种矫枉过正的思想和不安的情绪正面地促使诗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努力克服议论多于形象这一缺陷的同时，开始向复杂的生活内容和新的题材挺进，不再满足于诗的表层政治宣传鼓动作用，而追求深沉的情感内蕴。他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写了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和《将军三部曲》。这些作品显示着诗人对人生认识与思考的深入；并逐步由以政治语言鼓动读者，转向以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感染读者的方向，沉稳的情感的内核日益凸显。例如，《望星空》标志着诗人在抒情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情感的抒发由浮泛激荡转向凝重深沉。
20世纪60年代前期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1960年以后，诗人深入钢都、煤城、农村、林区等祖国建设的第一线，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热情讴歌中国人民励精图治、排除万难的坚定决心和乐观精神，表达了对时代和人生的进一步深刻的理解。《甘蔗林一青纱帐》、《厦门风姿》、《林区三唱》、《祝酒歌》、《乡村大道》、《昆仑行》等一批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诗作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都有趋向丰富和成熟，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出色的艺术表现标示了郭小川的诗歌创作终于进入了成熟期，确定了自己雄浑壮丽的独特风格。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四个阶段。这段时期，诗人身心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和迫害，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他仍坚持着老革命者坚忍不拔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江南林区三唱》等作品，特别是写于1975年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抒写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矛盾的严肃思考和战斗激情，他在这一时期难能可贵地创造了新的艺术高度，当然，他在这个时期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带有时代政治烙印和思想局限的作品。
郭小川的诗主要是颂歌与战歌相交织的政治抒情诗，其思想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革命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强烈的时代色彩的有机融合，具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战斗豪情。郭小川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始终是一个革命者，这是由作者自身的革命生活经历所决定的。在他的诗中，通过对一个革命者精神境界、感情状态的描摹力图探索出治理与革命的斗士的生活哲学和人格情操标准，进而传达出诗人自身的思想认识和感情倾向。诗人直抒胸臆或托物咏志的多元艺术表达手法从内心深处去体味和抒写一个为了新中国奉献青春的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传达出诗人对过去的艰辛苦难的感慨，对现在美好社会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幸福生活的展望。这个革命者形象的抒情主人公热爱祖国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喜爱祖国山河壮美绮丽的自然风光；他拥有热情进取的人生哲学，他坚持百折不回的革命意志；他对于曾经奉献过青春和热血的伟大事业永不言悔。这是对新一代的年轻人发出的热切的呼唤，还是为祖国建设者奏响的祝福的赞歌。
郭小川的每一首政治抒情诗都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力图通过感情的抒发来回答至少是提出目前面临的必须正视的问题。例如，《投入火热的斗争》，回答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青年应当如何珍视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并努力地担当起来；《白雪的赞歌》通过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展示革命者洁白如雪的心灵；《甘蔗林——青纱帐》“表现了我对克服困难的信心”，体现了诗人的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发扬：诗的头一节写道：“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诗人用甘蔗林和青纱帐两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意象象征了两个革命时代，唯物辩证地抒写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青纱帐里的艰辛”酿造了“甘蔗林里的芳芬”，英勇的革命精神永远不能忘却；昔日青纱帐里的战友面对今天的全新生活时，仍要警惕险恶的潜流，革命者永远不应丢弃革命传统，而应“唤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奉献于新的时代伟大的祖国。
第二，激情与哲理的结合。郭小川写诗总是以火热的心胸去体验和感受生活，揭示和发掘生活中蕴藏的哲理。他很少直接描摹生活本相，更偏重于激情的抒发。他的诗没有忧愁和悲伤，代之以战斗的激情、革命的豪情和对生活对人生永不熄灭的热情。因而他的诗的基本格调是热情而豪迈，乐观而昂扬。另外，郭小川的诗作富于哲理，他善于把诗的形象与自己对人生、社会的个性化理解巧妙结合，闪耀的思想火花与热烈的感情抒发融会在一起，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哲理，用平凡的形象表现哲理，通过充满激情和具有哲理意味的诗句唤起读者的阅读情绪和情感共鸣。例如，《望星空》、《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等诗里，形象生动的哲理诗句俯拾皆是，闪烁着人生哲理的耀眼光芒。他的一些哲理性警句，不仅对于表现诗意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是革命者立身处世的格言。如“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投入火热的斗争》)；“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秋歌》）等，把深厚的哲理意蕴包含在形象化的语言叙述中。郭小川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这种对自己思想和感情解剖的坦诚，给十七年时期的诗坛带来一种真挚、率直的美。
第三，对诗歌语言和表现形式的不懈探索。郭小川的诗歌形式丰富多彩，本着在《月下集·权当序言》中的创作理念：“读者可以看到我在努力尝试各种体裁，这就可以证明我不想拘泥于一种，也不想为体裁而体裁。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以及其他各种体，只要能够有助于诗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又有什么可怕呢?”诗人在诗歌形式、语言风格方面作了多种多样的尝试。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多采用参差排列的楼梯式，并对其进行民族化的改造，主张“诗是最有音乐性的语言艺术”，注重发挥诗的音乐美和宣传作用，如《致青年公民》；《祝酒歌》融古代歌谣和新民歌于一体的民歌体；《白雪的赞歌》的半格律半自由的体式；吸取古代散曲、小令的某些特点创作的由轻捷明快的短句形式组成节奏明快、韵律灵活的自由诗体创作《将军三部曲》（《月下》、《雾中》、《风前》）。20世纪60年代的《林区三唱》是在自由体的基础上较多地吸收了民歌的成分创作而成的。郭小川又积极吸收了辞赋的某些特点，创造了一种节奏自由、富有韵律的新辞赋体——“长廊句式”，从而实现了对严谨的形式束缚的突破，有效地增加了诗的容量，把强烈感情与深刻哲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直到今天，仍为不少诗人所沿用。郭小川历史地继承了古代赋、比、兴传统的赋，吸收了古代辞赋讲究文采、注重抒情性与浪漫气息的特点，以偶句、俪辞、排比等修辞手法铺陈渲染，共同构建了半格律化的白话诗体，即格局相对严整、章节大致对称、音韵铿锵流畅的长句体和长短句体，最大限度地抒发强烈的感情、阐发深刻的哲理。例如，《甘蔗林——青纱帐》通过反复排比、铺陈，用大量的有象征性的意象一再唤起人们对青纱帐的回忆，将现实与历史对照描绘，革命的精神自然流淌诗句之间，呈现出一种汪洋浩荡、大气磅礴的美。
贺敬之在为《郭小川诗选》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论述了中国政治抒情诗的诗学：“作为社会主义的新诗歌，郭小川向它提供的足以表明其根本特征的那些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这就是：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和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
(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
贺敬之（1924—），山东峄县人。他的诗歌创作开始于中学时期，1940年去延安之前写的作品，后结集为《并没有冬天》，表现了一个投身革命的青年对光明的向往和蓬勃的朝气。到延安之后，贺敬之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取材于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和真实体验，诗人写了一些反映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的作品，表现了诗人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和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阶级同情，后结集为《乡村的夜》出版。延安文艺整风之后，贺敬之的诗作主题由对黑暗的血泪控诉变为对光明的热情讴歌，以欢快明朗的民歌格调表现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后结集为《笑》(再版时改名为《朝阳花开》)。这一时期，他最显赫的成果是与丁毅合作执笔的大型歌剧《白毛女》。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诗人整个的创作道路来看，还只是一个准备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诗歌创作开始于1956年，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长期从事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使他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导向性的影响。出版的诗集主要有《放歌集》、《贺敬之诗选》等。
就题材而言，贺敬之新中国成立后的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短诗，即从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景出发，突出表现诗人真切的生活感受和真挚情感，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又回南泥湾》等，这些诗大都感情细腻、意蕴深厚、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另一类作品是篇幅较长的政治抒情诗，代表作品主要有《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大都收入《放歌集》和《贺敬之诗选》中。这类作品气势磅礴豪放，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具有较强的政治宣传鼓动作用，能够及时地提出并主动地回答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中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类作品是贺敬之诗歌创作的主体部分，代表了诗人新中国成立后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了他诗歌创作的艺术个性，并对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50年代的《放声歌唱》和60年代的《雷锋之歌》，充分体现了长篇政治抒情诗视野宏大、气魄恢弘，并且具有催人警醒和振奋，给人教育和鼓舞的重大作用的特点。
作为抒情短诗的代表作，《回延安》是作者参加西北五省青年造林大会后重返延安时所写。诗人是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革命氛围的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阔别十年后重返延安，激动的感情难以抑制。正是在这种心境和情感状态下诗人大量地运用比兴、夸张、对偶，排比等修辞技巧和手法，采用信天游的民歌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对延安的无限深情和怀念。诗首先抒写诗人刚刚踏上延安的土地时的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心儿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接着，诗人着眼前延安的建设发展、乡亲人民生活心情的巨大转变，回顾了在战争年代延安的生活、战斗以及诗人自我成长的经历，感慨着延安对自己的哺育之情，感人地描绘了诗人与延安人民相见谈心，话新叙旧、其乐融融的场面，深刻展现了双方的永远无法分割的血肉之情。《回延安》将诗人对革命圣地无比崇敬和向往，化而为母子之间至亲至爱的感情他对延安的赤子之情和拳拳之心是那么的深厚、那么的炽热，诗人曾经说过：“我的真正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诗篇始终贯穿了诗人对延安的热烈深切的情感，真挚动人。《回延安》不是一般的记游诗，诗中流淌着浓郁的陕北地方色彩，一系列内涵丰富的形象的运用都为诗篇增添了魅力。
1956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5周年之际，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创作了《放声歌唱》。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对现实状况中精心地摘取了几个典型性的场景和细节，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以昂扬的旋律和壮美的语言热情地赞美了伟大祖国的新生活新变化新气象，唱出了一曲党的颂歌，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颂歌的最高成就，又为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提供了一种具有导向意义的构思和想象方式，其抒情格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总体诗风。
《雷锋之歌》集中地显示了20世纪6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风格特点和时代精神。在学雷锋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过程中，诗人创作了这首长诗，以独特的构思、亲切的语言、真实的事例宣传雷锋精神，为人们指出了一条革命的光荣人生道路。诗人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歌颂英雄，揭示了英雄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同时又把雷锋作为一个新人的典型，讴歌了一代新人的精神面貌。诗人不是单纯地描写英雄、为英雄立传，而是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着重从英雄的身上发掘出革命的人生哲理，概括出时代精神对英雄的造就。诗人紧紧抓住英雄精神的核心，通过歌唱新时代的革命精神，来鼓励青年人在学雷锋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去迎接和开创祖国美好伟大的未来。这种抒情方式，体现了60年代政治抒情诗在一切题材上挖掘重大主题和追求丰富的政治寄托的倾向。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觉地追求把诗歌作为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时代烙印。以长卷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变迁作整体把握和宏观概括。他善于及时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命题并真实地表现出来，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当代诗歌创作观念的集中体现者，他总是密切地关注政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迅速把握时代脉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紧跟时代的发展方向，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重大主题。例如，《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每首诗都与一个重要的事件和重要的时刻密切相关，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诗人力图以比较开阔的视野去观照时代的重大问题，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相交融，从现实中抽取典型，从历史中汲取诗意，这种手法曾为许多政治抒情诗所仿效，对当时的诗风起到导向作用。贺敬之把一个时代的豪情和壮思化为诗的“声”和“象”，即诗的声韵构成的气势磅礴的交响，和诗的画面展现的当代英雄的形象。贺敬之还善于把政治议论与主观抒情结合起来，把抽象概念与生动形象结合起来，回避枯燥的政治说教，增强感情和形象的艺术感染力。他的政治抒情诗以观念为主干，诗的展开常常是按照提出问题、描述分析，总结归纳、得出结论的政论模式进行的，但诗人没有停留在直白的抽象说教，而是用激情和形象冲淡政治的色彩和说教的味道。《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中可以看做是这种结合的比较成功的范例。
贺敬之的诗歌格调高昂奔放、意境恢弘博大，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他认为，“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对一个民族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来说，绝不可能、也不会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浪漫主义“给人以震撼人心的雷霆万钧的力量”（《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这体现了贺敬之开放的诗歌创作理念，他诗歌除了重大的题材背景之外，震撼读者的艺术力量主要来源于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和由此产生的激情气势、壮阔意境。他诗歌中的革命理想主义、夸张的想象、奇特的构思以及宏观鸟瞰式的图景表现都与浪漫主义的豪情密不可分。《放声歌唱》中对现实和理想的表现，《三门峡——梳妆台》将黄河拟人化又与之对话的奇异想象，为诗歌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贺敬之的诗既洋溢着浓厚的民歌风味，又有对外国诗歌的借鉴和汲取。《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采用的是陕北民歌信天游的调子和古典诗歌的意境章法，开合自如、简洁凝练。《西去列车的窗口》又对这种形式进行了改造和创新。他的大部分政治抒情诗运用的是“楼梯式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描绘宏阔画面，传达复杂思想，产生磅礴情感气势，突出感情的节奏。在使用这种形式的过程中又汲取古典诗歌的因素，使其具备整齐美和对称美，整齐与不整齐相统一，上下两层、遥相对应，创造了中国式的楼梯式诗歌格局。茅盾《十年颂歌》：概括贺敬之的诗歌形式：“从艺术构思，诗的语言，行、句的对仗和平仄等等看来，不能不说《十年颂歌》对‘楼梯式’这个新的诗体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达成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而同时也标志着诗人的个人风格。”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的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与《放声歌唱》相比，《中国的十月》等稍嫌逊色。同时，由于作品的政治性，在历史曲折的运动过程中，诗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思潮影响，留下一些时代的印记和疵点；过于追求理想与豪情的表现，也留下了一些对生活理想化的东西和空洞的呐喊，在表现社会生活斗争，揭示人们思想感情上使真切感受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
三、其他诗人的创作
(一)邵燕祥及其作品
邵燕祥（1933—），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1947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诗刊》副主编。他自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成果非常丰厚，主要诗集有《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八月的营火》、《芦管》、《献给历史的情歌》、《含笑七十年代告别》、《和瀑布对歌》、《为青春作证》、《在远方》、《迟开的花》等。他的诗多取材于火热的现实生活，抒写青年人的理想志趣，感情奔放，时代感强。其中，《在远方》和《迟开的花》，分别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集一等奖。邵燕祥的诗歌创作从题材风格来看，前后两期存在着明显的转向。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诗歌作品，主要是通过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热情地歌颂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形式上较多地采用民间说唱体，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随着诗歌风格的日趋成熟，诗人逐渐选择了适于朗诵的自由体诗歌形式，专心致志地描写50年代工业建设的蓬勃景象，表现青年人对生活火一般的热情，显示了自己的特色。诗集《到远方去》代表了邵燕祥50年代诗歌创作的水平。初版时虽然只收了19首诗，但它却是一部真切体现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实绩的力作，是诗人奔走于工厂、矿山、水库、电站、桥梁工地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亲身体验着时代的足音，用和着时代脉搏而跳动的节奏，再现祖国建设突飞猛进的壮丽图景，传达了大工业振奋人心的洪亮声音。这些新鲜奇异、具有时代气息的图景和声音，“是青春的诗——共和国的青春、同代人的青春、与作者自己的青春交融在一起的诗。”这种图景和声音，第一次鲜明地表现在中国的诗歌中。他用表现工业题材的敏锐和魄力写出的时代的最强音，如《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
大踏步地跨过高山，
跨过河流、洼地和平原，
跨过农业合作社的田野，
跨过重工业城市的身边；
跨过阴雨连绵的秋季，
跨过风刮雪卷的冬天，
跨过高空、跨过地面，
大踏步地跨过时间……
在我们每一步脚印上，
请你看社会主义的诞生！
诗人的自豪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抒发了年轻创业者的没有一丝云翳的晴朗澄澈的心灵情怀和他们的豪迈乐观的英雄气概，真实地反映了崭新的伟大时代青年建设者的青春风貌，表现了青春焕发的社会主义祖国朝气勃勃、生机盎然的形象。表现同样主题的诗作还有：《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到远方去》、《英雄碑下》、《青春进行曲》、《中国张开了翅膀》、《在夜晚的公路上》、《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等。邵燕祥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被誉为“五十年代前期的青春之歌”。他的诗字里行间总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歌唱了祖国的青春，憧憬了美好的未来，描绘了创造春天的人民，颂扬了伟大的时代，赞颂了排除万难、勇敢前进、积极开拓的社会主义第一代创业者的豪迈步伐和坚定信心，用这种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忘我地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邵燕祥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时代号角的指引下满怀激情地歌颂赞美，其后不久就自觉地认识到“只歌颂光明太单纯了，生活复杂得多”。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凭着对当时社会矛盾的分析，对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愤激之情，以及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地创作了叙事诗《贾桂香》和一些讽刺诗作，在《贾桂香》中，诗人揭露了一个农场女工是怎样为流言诬陷、打击并最终走上绝路的过程，鲜明地表达了对陈腐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从而为扫除“阻碍我们前进的旧社会的残余”作出了真诚的探索和努力。
(二)张志民及其作品
张志民1926—1998），河北宛平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在晋察冀军区抗大四团学习。新中国诞生后，曾任华北军区文化部创作员。1951年赴朝鲜参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生活、战斗在一起。1956年转业到地方从事专业创作，历任群众出版社副总编、《北京文学》主编、《诗刊》主编等职。张志民是一位成就卓然、风格独特、影响广泛的诗人。他从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死不着》、《家乡的春天》、《社里的人物》、《公社一家人》、《村风》、《礼花集》、《西行剪影》、《祖国，我对你说》〖HTK〗（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集一等奖）〖HT〗、《今情，往情》〖HTK〗（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集奖）〖HT〗、《边区的山》（获首届全军优秀文学奖）；长诗《将军和他的战马》、《金玉记》、《祖国颂》；战地通讯集《祖国，你的儿子在前线》；散文集《梅河散记》、《故人入我梦》；文论集《诗说》、《文学笔记》等。
长期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张志民的诗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充满了革命激情。他的诗歌风格不拘泥已有传统，而是对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原理兼收并蓄，在实践探索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志民从学习民歌开始写诗，他吸取了民歌体的诙谐明快，现代自由体的舒展奔放，古典格律体的雅致工整，在具体的诗歌格式中整齐中见多变，语言通俗生动且典雅优美，总体上看他的诗歌创作主旨力求深入浅出。“从《死不着》算起，张志民以昂奋的姿态，在诗的领域里行进了三十多年。作为诗人的追求，从昨天到今天，他走的是新诗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他在创造民族化、大众化的新诗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十七年时期，张志民致力于用朴素简洁的口语，生动形象地描写农村的变化和农民的生活。短诗《社里的人物》像一幅清新纯美的农村风俗画和农民人物素描，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人际关系。他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别是带有戏剧性的生活细节和场景，塑造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社里的人物”形象，从一个侧面来表现伟大时代的新风貌，语言朴实亲切、幽默风趣、富有生活气息。比如《社里的人物》第二首《郑秀菊》：
秀菊当选了大队长，
多少小伙子不服气，
老人们劝她：“让了吧！”
可秀菊偏偏就不依。
“你是论话茬儿？
你是论力气？
地里场里任他们挑，
不服气咱们就比一比……”
打谷她会扬场，
耕地她会扶犁，
赶牲口使车她更拿手，
秀菊爹就是个“掌鞭的”。
你看小伙子们多“调皮”，
要跟她比挖河泥，
她挽起裤腿跳下去……
小伙子们才说：“服了你！”
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崭新形象，给读者展示了农村新女性自强不息的鲜明性格。诗人通过对郑秀菊坚强好胜的个性的塑造，歌颂了农村的新一代女劳动者，体现了新中国的妇女充分享受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从而讴歌了新时代里人民地位的提高，妇女的翻身解放真正彻底的实现。
(三)蔡其矫及其作品
蔡其矫（1918—2007），福建晋江人，代表作有诗集《回声集》、《涛声集》、《福建集》、《生活的歌》等。他的诗一般不直接地描写生活，而往往是在对山水和自然风物的咏叹中表现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蔡其矫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诗作比较明显地受到了美国自由体诗歌理论的影响，50年代，诗人主观上力图突破原有模式，主动契合时代和现实环境，创作了一些表现新的生活的主题然而缺乏艺术个性的诗作，被冠以“唯美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标签。
蔡其矫在对诗歌题材、语言、构思的创造上较多地接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认为诗“必须是从我们整个心灵、希望、记忆和感触的喷泉里射出来的”。这种诗歌创作理念的积累决定了他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体现对大自然的挚爱和对人的关怀的情感内涵丰富的爱情诗、山水诗和表现故土人文习俗的风物诗上。诗人认为大自然的美是与人类的精神美相互映照的，所以诗作在力图揭示人的感情活动时，应该从自然中找到比喻的意象，将人活泼的生命力灌注到对自然风物的细腻描摹之中，贯穿蔡其矫创作始终的最主要的特色是人道主义的浪漫精神。《南曲》是蔡其矫的代表性诗篇，南曲是福建一带广为流传的一种戏曲样式，其声调温柔婉丽，富于凄楚迷离的情思，本诗就是在摹写诗人听南曲的感受。诗人把音乐对人情感、心灵的强烈感染，转化为一幅幅鲜明活泼的自然景观画，给人以无限的美的想象：“洞箫的清音是风在竹叶间悲鸣。/琵琶断续的弹奏/是孤雁的哀啼，在流水上/引起阵阵颤栗。”美妙的音乐经过诗人的心灵沉浸而转化为诗篇中的字字句句，诗歌与音乐两种美的享受在诗人的心中达到高度的契合，并最终通过自然界的美好景致再次感染到读者。诗人追求的并不是单纯的写景状物，而是从中传达出自我内在心灵的叙说。诗篇构思完整、围绕着南曲展开的想象，形成了一个意象群：开篇以两个暗喻型的意象写乐器的声音；接着又以一系列明喻型意象写歌声。这些意象所流露出的低沉的情韵与南曲本身那哀婉的情调十分和谐，从而构成了一幅声情并茂的“音画”。最后，诗人以带着感叹的议论点题作结：“故乡呀，你把过去的痛苦遗留在歌中，/让生活在光明中的我们永不忘记。”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四)公刘及其作品
公刘（1927—2003），生于江西南昌。1948年逃亡香港，社会职业为香港生活书店附设的持恒函授学校社会科学导师和香港《文汇报》副刊的编辑。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艺宣传岗位上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公刘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诗歌作品结集为《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在北方》、《黎明的城》、《白花·红花》、《仙人掌》〖HTK〗（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集奖一等奖）〖HT〗、《离离原上草》、《望夫云》等；另外著有短篇小说集《国境一条街》；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望夫云》（与林予合作）；评论集《乱弹诗弦》等。
公刘的诗歌创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其鲜明独特的风格引起极大的关注，被视为中国当代诗坛上新近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公刘的诗歌内容非常丰富，他曾走遍祖国的东南西北、山川大河，50年代初，公刘又随着大进军的步伐来到美丽的云南，那里的人民军队的英雄事迹，少数民族同胞摆脱压迫、翻身做主人的新生活，以及军民之间感人至深的鱼水情，映衬到美丽的山水间，这大自然的美、人们心灵的美、生活的美，以及祖国未来的美好前景都使诗人感到激动，他挥洒出自己的一腔热情，放声歌唱少数民族的翻身觉醒和美丽的边疆风情，真实记录了军民鱼水的深厚情谊和边防战士的严谨而充实的守卫生活，如《山间小路》，细腻亲切、匠心独具地塑造了一名边防战士的形象：
一条小路在山间蜿蜒，
每天我沿着它爬上山巅；
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
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
诗歌的最后一句比喻新颖贴切，体现了诗人高超的驾驭修辞的技巧，令眼前的一切变得庄严和崇高，清新柔美之中带有几分峭拔刚劲，洋溢出战士的爱国热情、乐观精神和自豪感。在公刘的笔下，生活真实与艺术形象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化的统一。这种精神集中地体现在《黎明的城》和《在北方》两个集子中。它们是公刘初期作品成熟的标志。公刘的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形成并完善于20世纪50年代，这种风格贯穿了诗人的在十七年时期的整个创作活动。正如某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公刘初期的诗作，大抵都充满了这种“五十年代精神”，这是一种展现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青春精神。
(五)流沙河及其作品
流沙河（1931—），四川金堂县人。1950年任川西《农民报》副刊编辑，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新时期以后在作协四川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是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流沙河从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等，《流沙河诗集》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集奖一等奖。他的诗歌善以新颖的意象、沉挚的诗思、浓郁的感情和平实的语言表现自己的思想。
《草木篇》是流沙河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组咏物言志的散文诗，1957年1月发表于《星星》诗刊。它由5首散文诗组成，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植物与人的性情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白杨、藤、仙人掌、梅和毒菌等艺术形象，隐喻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立身处世之道。诗歌以笔直的白杨树喻孤傲刚正、宁折不屈的人格；由生长于沙漠的仙人掌，联想到人在逆境中也要顽强地生存；以傲寒开放的梅花比喻人高傲脱俗的骨气。另一方面也以藤和毒菌暗喻和抨击了居心险恶地扼杀美好事物的攀爬现象。组诗的基调是真诚热烈、坦诚率真的，进而衬映出诗人对于刚直人格的执意追求。由此可见，诗人赋予草木的思想和性格特征，正是基于诗人自己对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和感受。无论是对各种草木的赞美或鞭挞，都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各种人生态度、处世哲学的褒贬，既含蓄深沉又韵味绵长，使读者在品味浓郁诗意的同时，无法避免地认真思索这些严肃的人生课题，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教育。
END
作者 | 刘勇
图 | 网络
编辑 | 冬濡（linjingyu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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