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从余启

译文来源 | 思想潮

原文出处 | The Economist

《经济学人》

卖淫可以合法化吗？这是拷问人类灵魂深处的老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争议，但与之有关的新思想、新政策又层出不穷。近日，《经济学人》杂志刊文，聚焦欧美社会各群体和观念在此一议题上的新博弈，推荐阅读。

译文如下：

瑞典知名零售商宜家家居近期一条广告问到：“您能在您的卧室里，获得充分的满足么？”如果不能，“宜家宝典”，就是您的解决方案，里面有高架床，适合“不怕采取上位”的人士，还有光亮丝滑的羽绒被套，能带给您“难以抗拒的快感”。

瑞典人在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举世闻名。

瑞士公立“车震专区”

不过，瑞典针对性服务行业的法律，却没那么自由，相当出人意料。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开始模仿瑞典。

荷兰，便是最近“恋上”瑞典模式的一个国家。

阿姆斯特丹红灯区

瑞典于1999年禁止了性服务购买，但却没禁止售卖。那项法律，获得了女性主义群体以及基督教群体的支持。

支持者们认为，法律通过消灭需求市场，能把性服务买卖一扫而空，这将是件好事，因为所有性工作都具有剥削性。售卖性服务的任何人，都是受害者，即使她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对于想花钱购买性服务的男性来说，他们都是应予以惩处的“猎夺者”。

过去二十年间，“瑞典模式”在邻近国家如挪威、冰岛，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如加拿大、法国、爱尔兰、以色列、北爱尔兰都落地生根。

2014年，欧洲议会曾敦促欧盟成员国，对“瑞典模式”也予以采用。在西班牙，相关立法程序已经启动。

在美国，缅因州与马萨诸塞州的政界，都在呼吁采取相应行动。

在荷兰，性服务买卖是合法的，且性服务行业相当蓬勃，但在即将到来的7月3日，荷兰立法人员将开始讨论是否要制定相关法律，以及是否要对拉皮条予以禁止。

阿姆斯特丹红灯区

正如在瑞典，支持者们都是那些抱持严苛道德观念的女性主义者和基督教群体。在荷兰，一项支持把性服务购买行为定为犯罪的请愿，已获得40000个签名。

该请愿，便是由一家名为“曝光揭露”（Exxpose）的非营利性组织实施，其领导者主要是信奉福音派的青年学生。在如此“自由”的荷兰，议会不大可能通过相关立法，但此类活动却正在蔓延，而且，毫无疑问，将来会有更多类似行动。

荷兰的现行法律，对性服务行业进行了规制并予以课税。行业的进入门槛挺高，获得许可成为性服务提供场所，光许可证就要花1000至10000欧元不等，而且之后还必须定期更新。

荷兰有近四分之一的自治市，压根儿就拒绝发放此类许可证。首都阿姆斯特丹，也在努力缩减红灯区规模，主要是因为当地人抱怨红灯区容易滋生有组织犯罪以及药物滥用。

阿姆斯特丹

荷兰全国范围来看，获得许可证的性服务营业实体的数量，已从2006年1100家降到了2014年不到700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性服务提供者都在非法工作。其中，不乏是被胁迫的（具体有多少很难说，不过，在荷兰，估计约为10%）。

有些是外来移民，没有工作签证，或者达不到许可证的某些要求，比如，其中有项要求，是要会说荷兰语。

有些是不想支付许可证费用或不想被课税。有些想在自己住的地方提供服务，尽管这样难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网上张贴此类服务广告，属于非法行为。

4.2万名荷兰青年发起“我无价”请愿行动，推动“嫖娼非法化”

其实，并没什么证据能证明，“瑞典模式”能减少商业性性服务需求，或能减少对性服务提供者的伤害。瑞典把性服务购买定为犯罪行为后，瑞典城市街头性服务者的数量就减少了，但很快却又开始攀升。

向民调人员表示购买性服务的瑞典男性的数量，也已有所下降，但这可能只能反映出，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而非在相关行为方面有真正改变。

其他相关指标或许意味着，性服务行业依然红火。据瑞典警方数据，2009至2012年间，斯德哥尔摩的泰式按摩店的数量，翻了近三倍至250家，而通常情况下，其数量仅是性服务场所数量的两倍。

而且，越来越多的性服务工作者，开始在隐蔽场所或者网上进行交易，这就很难纳入统计。

尽管有禁令，但很多男性依然对性服务难以抗拒，而且消息还很灵通。瑞典一位名叫阿斯特丽德（Astrid）的性服务提供者，工作范围遍及欧洲。

几天前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说曾收到67位潜在客户的请求，不过，最终她只接受了两位。其他的都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或电话号码，或许他们是因为担心被抓。

瑞典模式的支持者声称，赋予性工作者某些权力，对性工作者是一种保护，因为性服务购买者会担心被送到警察那里。性工作者们却表示，那样做会起到反作用。面对面商谈，会更匆忙草率。

爱尔兰“性工作者联盟”工作人员凯特·麦格罗（Kate McGrew）就表示，与以往相比，现在向客户示意“红线”的性工作者更少了。

举个案例，有位变性女性，就曾在服务过一位客人后，被暴打一顿，那客人还问她，是不是就她一个人。客人也更可能会坚持要到偏远地方进行交易。而且，因为男性大都拒绝透露身份信息，性工作者即使受到攻击，也提供不了什么追查线索。

一项针对法国的500多名性工作者的研究发现，有近40%的人表示，自2016年性服务购买被禁止之后，她们向客人的要价能力，以及坚持让客人戴套的能力都已荡然无存。有近80%的人表示，她们的收入已经下降，几乎90%的人都表示，不支持那项法律。

据一家鼓励性工作者报告被袭的团体“丑陋嘴脸”（Ugly Mugs）的数据，在爱尔兰，性服务购买被禁止后的第二年，针对性服务提供者的暴力事件，蹿升了近80%。

不过，在爱尔兰，向警方报告此类犯罪的性工作者的数量已经下降。法国也已出现类似状况。性工作者不敢联系警方，害怕因诸如违反移民政策或开情色场所等其他事情被起诉。

据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社会学者妮娜（Niina Vuolajarvi）介绍，针对性服务行业的瑞典式法律，经常被用来作为打击非法移民的托辞。

挪威制定了相关法律，部分原因就在于，选民对街头出现尼日利亚性工作者的现象表示反对。自爱尔兰的相关法律生效以来，因性服务购买行为，警方只逮捕了一位男性，而逮捕的性工作者数量却高达55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曝光揭露”的一位领导人娜塔莎（Natasja Bos）称，瑞典模式通过打压客方需求和拉皮条者，能有效威慑人口贩卖（即，通过强制或欺瞒招募性工作者）。

不过，相关立法生效已有15年之久，但瑞典警方在这方面，并没发现有缓和现象。以前，有些男性怀疑某些性工作者是被贩卖而来，有可能会向警方报告，现在他们则不再会这样做了。

支持对性服务行业应采取更加自由的政策取向的人士，点到了新西兰。

新西兰政策层面，性服务行业与其他行业没什么两样。一份官方报告表示，自2003年提供性服务非罪化后，“广大的”性工作者们更加安全、更加健康了。

街头的性工作者表示，他们与警方的关系也变好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性服务合法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性服务工作者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性服务被禁止的地方州。

人类的整个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曾根除过性服务现象。性工作者工会表示，很多人往往在日常性生活之外，想要更多，而性工作者，就能满足那样的需求，而且，只要双方能自由商谈，法律不该制止。警方只需对真正发生胁迫的案例予以插手。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性服务信息中心”（Prostitution Information Centre）的工作人员弗勒（Fleur）就表示：“没人比性工作者她们自己，更想要一个更加安全的性服务行业”。或许，荷兰的立法人员，应该也听听行业人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