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控股猥亵女童案近日引起大家关注，上海市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代表，身价3000万的上市公司老总王振华性侵女童。舆情持续发酵，人们再一次关注到了性侵这一问题。
无论性别，无论年龄，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一暴力行径的迫害。除了骂那些性侵者是禽兽，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性侵案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被曝光的却少之又少？横在受害者与外界救援之间的高墙又该如何被打破？
这些问题不断地在我脑中回想，捡起书架上的一本书：伊藤诗织的《Black Box》，干脆读一读，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答案。
席卷全球的米兔运动之前，2015年4月3日，伊藤诗织就工作问题与TBS华盛顿分局局长、首相安倍晋三传记记者山口敬之相约进行进餐约谈，却遭对方强奸。她曾两次付诸法律手段，但起诉均被驳回。她也是日本第一位公开身份姓名的受害者。事件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后招来社会上的各种诽谤以及人身攻击。
而《Black Box》这本书则出版于2017年10月，作者作为新闻事件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记者，不仅仅是在揭露这一新闻事件，更是对整个性侵有关的法律与社会进行梳理。
受害者被性侵后的恐惧、担心、想要捅破这层黑箱所需要承担的压力，却都是外界所无法想象的。性侵事件发生后，社会结构失调，几乎使搜集证据这件事变得愈加困难。妇科诊所的工作人员态度冷漠，更别提什么会用“性暴力受害者物证采集包”来帮助受害人。社会上对于性侵后该怎么收集证据的传播和讨论都少之又少。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不好办呐。”
负责本案的警员生硬地说道。
在漫长的等待中，警方承诺的“予以逮捕”算是一丝往前走下去的希望。然而在逮捕当天，为何行动又被上级临时叫停？是否与山口敬之的身份权力有关？一个是日本知名记者，为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写传记，另一个则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受害者赖以维权的性侵法律，则是引用1907年日本明治时代制定的准强奸罪，那时妇女还没有投票权，而这一法律的主要目的则是“保护家族荣誉及血统”。
本书作者并没有单纯作为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来控诉强奸罪行。更像是一名调查记者的报道，抽丝剥茧地去研究整件事情背后的成因。事件背后夹杂着政治、公权、司法、性别问题、社会偏见……这一切都使得受害人的求助变得愈发困难。恍如困于黑箱，无法挣脱。
2017年6月8日，日本刑法修订中，“强奸罪”“准强奸罪”两项罪名，自明治时代制定改法以来时隔110年首次进行重大修订，对强奸定义进行扩充，男性也可能成为法律上的强奸受害者。受害者也不再被要求必须由本人提起质控，强奸犯最低刑期也从3年提高到了5年。另一项争议性要求，即父母或监护人对未到18岁的未成年实施的性侵，若要被视为犯罪，需要涉及到“暴力或恐吓”，在修订案中也被废弃。
伊藤诗织案间接地推进了日本刑法修订。关于王振华案，你期待的改变是什么？这些改变就会使你我，以及我们爱的人，免于成为，下一个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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