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Ⅲ》中记录了大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资料，其中一个没有注明具体年份的法院案件简述，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欧洲农民地位的微妙改变。

（18世纪的欧洲乡村）

18世纪早期，法国热沃当地区有一位农民，名叫皮埃尔·马尔科。他因为得了狂犬病，自知时日无多，所以开始安排后事。

马尔科找来了药剂师和牧师，商量该怎么办。他告诉牧师，因为自己发病时极有可能伤害到邻居，所以大家都希望驱逐他或者处死他。药剂师表示，可以割开马尔科的动脉，让他流血而死。

牧师明确的拒绝了这个提议，不允许人们谋杀这个可怜的病人。马尔科很欣慰，他希望牧师能够保护他——事情如他所愿，牧师说服了邻居们，让大家轮流守卫马尔科的房子，保证他不出去伤害别人。

在这之前，马尔科已经把家人送走了，他还想为了活着做最后的努力。药剂师按照要求，给他做了一些放血治疗，但是没什么效果。牧师希望有人能在马尔科发病的时候，进入房间绑住这个可怜人，但是没有人敢这么做。

之后，马尔科多次发病，在自己的房子里发疯一样的撕咬怒吼，吓坏了周围的邻居们。领主也派人来了，他们守在房子外面，商量着到底该怎么办。此时，大家已经不关心马尔科，他们希望能够结束这一切。

牧师没有表示反对，他也无能为力。领主的执行官把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让他持枪进入房子，打死了马尔科。

似乎事情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毕竟马尔科早晚要死的——但是，既然我们是从法院资料中看到的这个故事，说明事情没这么简单，司法机关插手了。

这成了一起“狂犬病人谋杀案”，人们有预谋的杀害了这个需要帮助的患者，必须接受惩罚。资料中显示，法院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漫长调查和审讯，才惩治了罪犯。具体的判决结果并没有说明，但是牵扯到的人，一定不止执行官儿子一个吧。

如果说这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那就是牵扯到了当时欧洲众多的阶层：农民、教会、领主，以及司法机关。

（在领主城堡外耕种的农民）

如果你了解欧洲中世纪的实际掌权者，就一定会感到惊讶：一个小小的农民之死，怎么会掀起这么大的浪花？

在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期，真正的统治者并非国王。领主们对自己领地内的农民，是拥有裁判权的——某种意义上说，农民近似于领主的财产。虽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杀掉农民，但是领主要真的这么干了，并且随便找一个理由，也不会有人管的。

教会是中世纪欧洲毋庸置疑的老大，他们有土地、有财富、有声望，可以左右政局，甚至可以发动战争。一个神父（或者牧师）牵扯到世俗事务当中，是有着很大的权威性的，即便是遇到“人命案”，也基本不可能遭到司法调查。

所以，18世纪的这起谋杀案，在中世纪是完全不可能出现。那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农民的地位提高了？

教会统治地位的崩塌，是一切的开始。16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和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让欧洲积攒数百年的宗教政治矛盾得以爆发，最终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战败，大量的独立主权国家出现，传统教会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

各国君主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开始想尽办法增强本国的实力。在众多革新派的鼓动下，君主们慢慢认识到了农民的特殊地位：他们生产粮食，是强大国力的保障；他们此前受制于教会和领主，一定充满了怨恨，可以利用。

有鉴于这两个理由，君主们开始关心农民。

（腓特烈大帝）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明确表示：人们开始意识到，农业在人类活动中居于第一位，没有农业就没有商人，没有廷臣，没有国王，没有诗人也没有哲学家。唯一真实的财富形式，是由土地产出的。

君主们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他们也通过实际行动“提升”农民的地位。《企鹅欧洲史6》记载了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女王的玛丽娅·特蕾莎，亲自来到奥地利埃森施塔特附近的山区，卷起袖子帮助人们采摘葡萄；176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要和腓特烈大帝会面，在途中他让马车停了下来，然后从旁边的农民手中接过耕犁，犁出了好几条垄沟；而热爱农业的乔治三世更是大力发展英国的乡村，被誉为“农夫乔治”……

不管是不是“作秀”，君主们的这些行为，客观上提高了农业以及农民的地位。知识分子开始探讨农业和改进农业生产，改革派们创建了大量的“农业协会”和农业学院，从各方面促进农业的发展。

这是一场席卷欧洲的大变革，18世纪欧洲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农业比大部分机械行业对从业者的技能和经验要求更高，“每个因为职业或者好奇心与农村下层人和城市下层人交谈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事实上比城里人优越多少”。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观点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事实上经过16、17世纪的战争，饥荒给欧洲人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没有农民，再也有钱的人也可能被饿死。

即便是在农奴制最为盛行的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也支持开明贵族组建了俄国自由经济学会，他们所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应该拥有的权利。

结果，这个学会把征文比赛的头等奖给了一个叫拉贝的作者，他的文章表示：农民是国家繁荣的根基，对国家而言，再贫穷的农民也比没用、没教养、贪婪的权贵有价值，农民应该获得解放，获准拥有一切形式的财产。

种种材料都表明，18世纪的整个欧洲，都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所以空前一致的讨论或者实施措施，提高农民的地位。

（狩猎的贵族）

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不接受这个改变的旧势力，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教士和守旧贵族——他们也是君主和改革派的敌人。

1684年，一位来自德国瓦尔堡的教士，因为在征收什一税的时候遇到了麻烦，所以用笔名写下了一段文字进行控诉：

农民确实属于人类，但他们没那么优雅，比其他人粗野……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不用餐具，而是把手直接伸进碗里……对待农民就该像对待干鳕鱼一样：要敲打的恰到好处，才能呈现出最好的状态。此外，农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最容易被控制的，那就是给他们沉重工作压力的时候……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不管说多少正确的事情都不能改变一个农民，他唯一能理解的就是以体罚威胁为支撑的坚定语言。

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教士对农民是多么的愤怒。也许他真的遇到了农民对什一税的抗拒，这在中世纪是不可能存在——什一税是所有基督徒奉献给上帝的，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必须上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决不能抗拒。

但是现在，教会的权势已经不在了，农民也可以表达对这种沉重税赋的不满。

贵族领主们自然也不满意，一位法国贵族就表示，农民们“浑浑噩噩、醉酒、放荡，他们喜欢胡闹、欺诈成性、残暴、懦弱、愚蠢……”这位贵族似乎是想把自己知道的所有负面词汇，都用来形容农民。但是他忘记了，正是农民供养了他。

君主和改革派乐于见到领主和农民的矛盾，并且想尽办法支持农民。在以往，农民必须服从领主，即便被残暴对待，也无法反抗。可是现在，君主们发现了对付领主的“利器”——法律。

自视清高的贵族领主，可能会反抗国王的军队，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反抗法律。毕竟，每个国家都需要法律，甚至每个城堡都要有自己的规矩。

再回到最初的这个“狂犬病人谋杀案”，其实邻居们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害怕马尔科的狂犬病，达成了一致意见要杀死他——只不过他们没有亲自动手而已。

（莱尔米特《圣佩尔山的割麦人》）

教会已经毫无掌控力，虽然马尔科求助于牧师，但是牧师也控制不了事情的发展，不得不“顺从民意”；领主派来的执行官，同样被迫同意邻居们的意见，并且还让儿子动了手。

更能体现农民地位提升的，就是这样一起本来形势所迫、“可以原谅”的事件，地方法院却坚持了调查和审判。即便我们不知道审判结果，也能清楚的看到：不管牵扯到教会还是领主，都必须服从法律。

法律成了对付旧势力的最好武器，教会和领主地位的下降，直接表明了农民地位的提高。在黑暗中挣扎了上千年的欧洲农民，短暂的迎来了“曙光”。

但是农民们想不到，随之而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把他们拖入了痛苦的深渊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