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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东亚地区形成了以“陆海分离”为特征的安全秩序。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频繁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及军事部署，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导致这一秩序迅速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 基于确保地区主导权的考虑，美国不断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抵消中美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影响。 期间，美国由寻求确保台海两岸军事平衡，到维持中国与东亚军事强国的军事平衡，再到阻止中国抵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与中国针锋相对的一面明显上升。 为有效管控这一趋势，避免两军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确保地区安全稳定，有必要从观念、秩序和实力三个层面出发，思考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可能构建的军力对比态势。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吕晶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罗曦，文章发表于《美国研究》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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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东移进程持续推进。从老布什政府的“太平洋伙伴关系”(Pacific Partner) 到克林顿政府的“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 ，从小布什一度试图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到奥巴马政府大张旗鼓地“重返亚洲” (Pivot to Asia) ，再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美国历届政府提出的亚太安全战略虽内容不同，但有一个核心目标始终未变，即“阻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霸权国家，维持地区力量平衡”。美国学者金骏远(Avery Goldstein) 指出，冷战后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主要有两个威胁: 其一是核扩散、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致命混合，其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大国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 对后一威胁的关注，实质上就是美国对于权力转移的担忧，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变化两个领域 。相对而言，后者更具零和、对抗特性，一旦出现震荡，所引发的冲突将更具破坏力和毁灭性。本文旨在从军力对比的视角出发，分析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西太平洋原有的军事力量对比态势逐渐被打破的过程，探索这一变化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当前特朗普采取强硬对华政策的背景下，中美建立军力对比新态势的可能性。其目的，是确保在双方关系持续动荡之时，仍能保持军事领域的总体稳定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经济上的指标如何，军事力量建设、特别是除武器装备之外整体作战能力的跃升，绝非一蹴而就，中美军力的代差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也决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军队还将是一支着眼东亚的地区性军事力量。鉴于此，本文所研究的军力对比态势，在地域上限定为西太平 洋，对美军事力量也仅关注其西太平洋驻军及中等规模战争背景下可能投送到西太平洋的部分。

一 、“ 脆弱的战略平衡”: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建立的相对稳定状态( 20 世纪 70 ～ 80 年代)

冷战期间，美国将欧洲视为美苏对峙的主战场，主要的战略资源均投放于此，在亚太则一直延续20世纪30年代所确立的基本理念，即确保东亚海域不受任何一个地区大陆国家的控制。如艾奇逊在1950年所言，只要美国控制着东亚海域，即使中国成为东亚大陆的主导国家，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也致力于确保陆地边界安全，并未谋求控制海洋。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东亚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两极均势结构”，即基于“陆海分离”状态的战略平衡。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这一状态得以保持，源于双方的安全目标互不具有针对性。中国于1980年正式确立“积极防御”战略方针，1985 年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1988 年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全面反侵略战争”转向“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

其核心是放弃原来的大规模作战尤其是核战争准备，以苏联为主要对象，强调国土防御。美国在冷战时期将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冷战结束后认为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常规武器、远距离弹道导弹、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和国际贩毒”，对亚洲的关注低于欧洲和前苏联地区，对于中国的政策则是“继续鼓励其发生积极变化”。

从军事层面看，这一状态源于双方在核领域形成了相互核威慑的态势，在常规军事领域具有巨大的代际差与规模差。在“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军队总员额由高峰时期的660多万人减至1984年的420万人，当年又做出继续裁军100万的决定，国防预算从1978年的99.67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降至1990 年的60.69 亿美元和1.56%。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统计的数据，1990年美军费开支3061.7亿美元，中国仅为100亿美元。从武器装备来看，20 世纪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常规兵器发展即陷入基本停滞，不仅海空军总体实力远远落后于美，陆军地面部队也仅依靠数量而非质量取胜，仅具备基本的边境作战保障能力。

这样一种安全秩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第一，它是以中美巨大的常规军力代际差与规模差为前提的，而中国军力发展在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 第二，对抗苏联这一共同需要是中美接近的最重要驱动力，在苏联瓦解后，双方主要安全需求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中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演进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路径，也就不可能长期接受“陆海分离”的状态。

二、中国军事现代化起步与美国向亚太的第一次“转身” (20 世纪 9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原有的军力对比态势开始受到冲击。

在海湾战争和世界范围内军事变革的影响下，中国军队对战争形态、军队建设模式及作战方式的认识出现明显变化。解放军确立了以科技建军为中心的建设方针，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拉开帷幕。中央军委于 1993 年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由应对“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1995年提出军队建设模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1998年进一步做出“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的判断。经历了较长时期停滞的军队，此时开始进入“补偿式”发展阶段，国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从1991年至2000年，国防预算从62．05亿美元增至145．87亿美元，军备采办金额从2．5 亿美元增至26 亿美元，在美欧对华制裁的背景下，从俄购买武器装备金额占全部采办金额的比重从 50% 提高至 84%。在军种结构上，为适应战争形态的变化，中国军队降低了陆军野战部队的比例，海、空军和第二炮兵等专业技术兵种部队的比例有所上升。

美国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亚太在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美国防部1992年发布的《亚太战略报告》，将美国称为太平洋大国，表示“我们对于跨太平洋纽带的依赖 程度绝不低于对跨大西洋纽带的依赖”。克林顿政府于 1994 年和 1995 年分别发布《东亚战略报告》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之后又由时任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提出“预防性防备战略”。这标志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新调整，其核心是 保持美军在亚洲的前沿存在，巩固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关系。

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认知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长远目标不明确”，2015年后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发展为美国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竞争对手”。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评估认为，中美在台湾的冲突是最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根源，而一旦台湾在两岸军力对比中处于劣势，就有可能造成中方倾向于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自此，美国开始将确保台海两岸军力平衡作为重要关注点，将制衡中国军力发展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对台售武方面，美国确定的一个原则是，台湾装备的技术水平应“稍高”于大陆，但也不能过分。 根据美军的评估，台湾在反导和反封锁领域有明显弱点，“到2005年中国将掌握导弹攻击优势和空中优势”，而“爱国者－II”防空导弹、“鱼叉”反舰导弹、“毒刺”对空导弹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售武清单的。美学者强调，解放军这一时期重点研发与电子战有关的作战手段，如预警指挥控制系统、先进制导系统、各类精确制导弹药(PGMs) 、激光技术、夜视装备等。同期，美国对台军售的重点也开始向软件装备倾斜，主要涉及作战软件、指挥控制、电子作战等。2000 年，克林顿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AIM－ 120 中程空对空导弹，但暂不运交，理由是等待中国获得类似的武器后运交。2002年，小布什政府又以中国大陆从俄罗斯获得 AA－ 12 空空导弹为由，决定将导弹运交台湾。

第二，对于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地位，美国曾一度将其作为主要制衡对象，但很快就转变为抵消中国军力增长的“桥头堡”。 1995年，在大幅削减海外军力部署的同时，美国决定停止削减驻亚太美军计划，保持既有的10万兵力，规模上与驻欧美军达到同等水平。其中，驻日、韩兵力合计七万余人，成为美国亚太驻军的主体。1996 年 4 月，美日签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次年修改为“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协防范围扩大至“周边事态”。其核心含义包括: 假想敌从苏联转变为中国; 决心联手干预台海问题; 美国默许日本作为其远东“忠实助手”进一步在亚太地区扩大其政治与军事影响力。

三、中国军事力量建设持续推进与美国调整亚太军事部署 (21 世纪前十年)

进入 21 世纪，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军事力量建设持续推进，军费开支从 2001 年的 1742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2010 年的 5333 亿，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每年都在 7%左右。美国接连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两场战争，进入“战争的十年”，在军事领域对东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都明显减少。

从中国方面看，现代战争样式和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国家利益扩展后对周边安全环境需求的增强，以及1998年炸馆事件、1999年美国《考克斯报告》出台、1999年李登辉“两国论”等事件的冲击，使得中国军队做出一系列调整。2004年的“国防白皮书”提出，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目标，逐步实现军队建设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2007 年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解放军的职能任务进一步拓展。

在战役层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军队从强调纵深防御转变为战略外线反击作战(Strategic Counterattacks on Exterior Lines) ，即“待敌方越过战略防御的边界，力求尽远击敌，尽可能把战争引向敌方的作战基地或战争策源地”。中国军事战略问题专家彭光谦指出，该战略依然属于防御作战，是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实施防御性战略的国家的必然选择。

这一时期，中国的海空军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海军部署两艘商级攻击核潜艇，四艘基洛级、三艘宋级和一艘元级柴电混合动力潜艇，列装两艘旅洋II级、两艘旅洋 I 级、一艘旅海级驱逐舰，以及两艘江凯级和四艘江卫 II 级护卫舰。空军部署一系列新型战斗机，主要包括苏－27SK、苏－30MKK、歼－10、歼－11，第一代国产战斗轰炸机歼轰－7也开始小批量装备部队。中国还向俄罗斯采购了S－300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加强空防能力。2008年，中国海军首次派出舰艇编队从海南三亚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远海兵力运用、组织指挥、兵力投送和遂行任务能力经受了全方位的锻炼。

从美国方面看，两场战争对于美国军事实力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美为应对战争投入了巨额资金，军费开支稳步上升，年度国防开支从 2001 年的3047亿美元激增至2010年的6936亿美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2001 年的3.0% 上升至2010 年的4.8%; 军事采购费用由517 亿美元激增至1336 亿美元，增长超过2.5倍; 军队规模也止跌回升，由138.4 万人增加至143.1万人。另一方面，美国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后陷入战争泥淖，付出了巨大代价。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统计，到2014年，美国会为军事行动、重建、相关外交事务及退伍军人相关补助等拨款总额达1．6 万亿美元。截至2012 年，美国军人在两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达6200 余人，伤者达4．6 万余人。美军在2011 年版《国家军事战略》中坦承，“重新准备将提升我们全谱作战中的战略深度，这一深度在持续的战斗中已经受到损伤。”

与此相关联，美国学术界也对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军事战略提出广泛批评，并提出了以“战略克制”为核心的多种替代战略，如“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 gagement) 、“离岸制衡”(off-shorebalancing) 、“新自由国际主义”(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等，建议美国承认或暗示自身实力的有限性已难以支撑传统霸权，因此有选择的后撤。在大战略争论与军事资源高度聚焦中东的双重影响下，此时的美国在亚太地区总体处于守势。

此消彼长的态势，加剧了美国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的担忧，从担心中国是否以武力方式改变台海现状，转变为担忧中国与东亚地区强国的军力对比失衡，认为这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爆发冲突。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使得中国有能力在台湾意外的亚洲地区作战，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次年的美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则认为，“中国军事扩张已经将地区军事平衡置于危险境地”。美国学界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认为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均未明显感受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威胁，到小布什政府时期，在常规武器和防御技术领域，中国与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基于上述判断，这一时期美国在亚太的安全战略调整主要围绕两个核心来展开: 第一，打造第二岛链，拓展战略纵深。 美国在这一时期开始评估认为，中国正在开发“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这将使中国军事打击能力由第一岛链拓展至第二岛链，以非对称方式对抗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投送能力。2004年的《美国军事战略》提出，要将驻守地分散多处，从重武装集结变为轻装机动，从固定驻地转为前沿基地。其目标是将前沿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的第二岛链，构筑一条东起阿留申群岛、西至波斯湾的上万千米的超长“海上防线”。

第二，继续加强日本在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将日本推向制衡中国的前台。 这一时期，美国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向东与澳大利亚建立安保合作关系，向西与印度加强战略合作关系，意图构建“美日印澳”四国战略联盟体系。2006 年 3 月，美日澳外长举行首次三边安全对话，使三边安全合作“构成稳定区域安全的基本架构”。2007 年 3 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日澳安全协议》，并发表《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布加强在情报、维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的合作，并设立由两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组成的“日澳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 + 2 会议) 。自此，日美澳结成了以遏制中国为实的“民主轴心”。美日印关系也同步加强。2006 至 2007 年，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参谋长相继访问印度，印度国防部长和空军参谋长也相继访问日本。2007 年 4 月，美日印在日本海域进行了首次三方联合军演，9 月美日印澳与新加坡在印度洋举行军事演习。

四、中国军队“走出去”与美国“亚太再平衡”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美关系开始经历又一轮新波动。以 2012 年 1 月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21 世纪防务重点》为标志，奥巴马政府在军事领域开始全面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其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美国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忧程度进一步增大。从最为基础的军费开支指标来看，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的统计，从 2011 年到2017 年，美军费开支从7589．8 亿美元下降至5971．8 亿美元，中国则从1490．2 亿美元增长至2281．7 亿美元。两者相差虽然巨大，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当然，外界对于中国军费开支的评估远高于中国官方提供的权威数据。但即使按照后者来统计，中国军费开支在 2011 ～ 2015 年间也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分别为12．7%、11．2%、10．7%、12．2%和 10．1%，2016 ～ 2018 年降至一位数，但仍然保持在7%以上，分别为7．6%、7%和 8．1%。

这一时期的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有以下突出变化:

第一，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与军种战略继续更新完善。 中国在2015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提出，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由过去的“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调整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虽然只少了四个字，内涵却有质的飞跃。各军种也据此对本军种战略做出调整，包括陆军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海军由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空军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第 二炮兵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信息化转型。 这充分表明， 随着对战争形态和战争制胜机理的认识发生变化，在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前 提下，中国军队的职能任务、建设重点与发展方向都在调整。

第二，将当前主要在本土和近海的战略空间，逐步向相关海区、太空空间、信息网 络空间推进。 与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相伴随，要求中国军队“走出去”的呼声高涨。2011年《解放军报》发表文章称，“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扩展到哪里，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就应该延伸到哪里。”自2012年“建设海洋强国”进入十八大报告以来，应对复杂多端的海洋安全威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就成为中国军队的 重要职责。此后，中国军队在海上力量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 首艘航母“辽宁号”下海，并开始建造新航母; 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实施陆域吹填工程; 派遣编队赴西北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实施远洋演训; 继续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护航行动等等。在太空，中国已发射十几颗“北斗”卫星，预期在 2020年前建成由 35 颗卫星组成且覆盖全球的卫星系统。美国媒体 2013 年 9 月报道， 中国卫星已具备在太空中进行复杂机动变轨的能力。2014 年 1 月，中国成功进行WU－14 高超音速飞行器试验，预示着弹道导弹突防能力取得重大突破。中国还于2010 年 1 月、2013 年 1 月、2014 年 7 月和 2018 年 2 月进行四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在网络空间，提出了“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网络防御、支援国家网络空间斗争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遏控网络空间重大危机”的目标。

第三，武器装备长足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代差，因此主要谋求发展“撒手锏”武器。 具有代表性的是歼－20 战斗机、东风－21D、东风－26、反卫星试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等。相比于东风－21D，新部署的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能够将中国的反航母“狙击圈”再向外拓展数千公里。歼－20 战机被称为四代机中升力系数最大的战斗机，甚至被认为在某些方面优于美国 F－22，加之良好的隐身性能，将对空军的作战样式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认为，随着中美军事差距的减小，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的能力将逐渐被抵消。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 分析认为，按照中国将70%的军事资源部署在中国东部、美国将 60% 军力部署在亚太的计划，未来双方将在距离中国海岸线约 1500 ～ 2000 海里处形成相对稳定的军力对比态势，从此美国将失去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主导权。军力失衡态势不仅限于西太平洋海上区域，有可能继续延伸至近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美国防部 2015 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也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具有削弱美国核心军事技术优势的潜力”，中国在多个领域对美军优势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双方将最终形成“均势”甚至“美弱中强”的局面。

基于上述判断，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阻止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平衡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美军在全球实施战略收缩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大亚太驻军的比重。截至 2018 年 12 月，美驻亚太五个盟国及关岛现役部队人数虽与 2012 年 9 月“亚太再平衡”战略刚刚开始在军事领域全面推进时期的驻军人数大体持平，但在海外驻军总人数大幅削减的背景下，其占海外驻军总兵力的比例从原来的 31% 激增至 52%。根据 2020 年前将 60% 海空力量部署于亚太的规划，“里根”号航母(Ｒeagan CVN － 76) 、濒海战斗舰(LCS) 、“萨德”反导系统 (THAAD) 及大批先进战机、核潜艇等先进装备已在亚太部署到位或列入部署规划。在扩展联盟体系方面，美国的举措针对中国的特征更为明显。一是在亚太盟国与中国的争端中，不再扮演“中立”角色和执行模糊政策，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盟国一边，如奥巴马公开确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将钓鱼岛纳入防卫范围，美军政高官公开指责中国的南海九段线主张“与国际法不符”，以“全政府”的“低强度胁迫”方式处理岛礁争端。二是在构建亚太伙伴关系过程中，降低了原来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人权等“择友标准”，而将能否“牵制中国崛起”作为新的指标，如印度、越南可与美“在战略上相互借重，提升彼此在亚太地区地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可为美军提供更大战略纵深和更多行动选项”，都成为美拓展防务合作的对象。三是以“基于规则”为旗号，在深化原有双边同盟之外，力主构建由美主导的多边安全体系，宣称要建立“有原则的亚太安全网络”。

在作战理论开发方面，针对所谓的中国“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 于 2010 年接连发布《为什么要实施空海一体战》和《空海一体战———战役概念的起点》报告，表示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稳定的军事平衡，就必须开发“空海一体战”概念，阻止中国军队在第二岛链建立“禁入区”，确保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送能力。2011年，美国防部成立“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并将“空海一体战”概念纳入《联合作战进入概念》(1.0 版) 。2015 年，美军将其更名为“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虽有弱化针对中国意味的考虑，但其“整合在陆、海、空、天、网络和电磁等各个领域的行动”的努力，恰恰与中国网络、太空能力的迅速发展相同步，因此并不能缓解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2017 年 12 月，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发布《多域战: 21 世纪合成兵种的演进》，提出“多域战”概念，认为陆军作为联合部队的组成部分，将跨越所有领域(包括太空、网络空间、空中、地面、海上) ，实施作战，遂行战役和战斗，战胜势均力敌的对手。所谓势均力敌的对手，显然指的就是中、俄两国。

美军还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目的是找到“可根本改变竞争者之间军力平衡”的技术或技术群，通过技术创新引领武器装备、战术战法新发展，抵消对手的数量和规模优势，“以创新方式维持和扩大军事优势”。虽然美从未在官方层面公开宣称该战略针对中国，但其“意在应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反进入与区域拒止挑战”，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

五、构建中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新态势

“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是以往学术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后半句能够成立的前提有三: 一是政治上互有期待，中国期待与美合作以继续融入国际社会，美则希望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发生变化; 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经贸往来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三是两国作为核大国都清晰地认识到军事上“不冲突不对抗”的极端重要性。 经过 2015 年的对华政策的评估和辩论，美国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期待已不复存在; 特朗普近期在贸易领域的举措，严重削弱了双方经济上的深度交融。 在中美关系进入下滑通道时，军事领域守住底线的意义尤为突出。

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角度看 ，特朗普就任后提出了内容空洞的“印太战略”，主观上可能有在亚太适度收缩的意图，亚太地区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其外交政策中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和交易思维，特别是对于中国“竞争者”(competitors) 和“对手”(rivals) 的定位，使其亚太安全事务中针对中国的一面更加突显。在此背景下，建立能为双方所认可和接受、相对稳定的军力对比态势，防止两军走上针锋相对之路，任务艰巨又极度迫切。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大国军力对比，显然不能只限于军费、装备、平台这些硬指标，有论述认为，“军费开支与武装部队规模……仅代表两国军事力量的外在表现和物质基础。即便这两个因素达成了持平，也不代表两国实现了军力平衡，离国家间战略平衡更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本文认为，未来双方需建立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态势，至少应包括观念、秩序和实力三个层面。

(一) 战略认知层面: 以相互包容为原则，基于“对冲”就开展有限国家间竞争达成共识。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都秉承了“对冲”(hedging) 的基本理念，强调以“两手”对“两手”: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加“遏制”，中国对美国则是“合作”加“防范”。这种选择符合双方存在巨大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差异的事实，也与双方都是超大型体量国家的现实状况相匹配。但是这样的互动模式，极易导致双方陷入更深层次的相互怀疑。随着中国的崛起引发美方强烈忧虑，不少中国学者判断，美对华政策已出现了从“防范型对冲”向“遏制型对冲”转变的危险倾向。

近年来，中美政、学两界都曾在观念维度做出努力，如政府层面习近平主席倡导“新型大国关系”，美方提出“战略再保证”“负责任利益攸关方”; 学术研究领域基辛格提出“大交易”和“共同演化”等。以此为起点，中美的有限竞争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将接受对方的存在与发展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前提，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 目标。二是接受对方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和适度扩展，将不触碰对方的核心利益作为底线。例如，美国应逐步改变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外交与军事干预政策，接受中 国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和平转型，允许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在地区事务上拥有更多发言权; 中国则需要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与军事存在，也应理解美国作为传统海权大国对于中国向海上投射权力所必然产生的敏感和焦虑情绪。三是均致力于寻求积极合作而非消极合作，即在互动中最关注绝对 收益即己方能否从中受益，而非相对受益即己方的受益是否大于对方; 最为关切的是绝对损失即己方是否受损，而非相对损失即己方的受损是否小于对方。四是都有管 控危机的强烈意愿，均同意为此让渡部分利益。近年来中美签署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包括重大活动事先通知对方，遵守共同的海空行为准则，在实质上都意味着要部分让渡军事上的主动性、突然性和自由行动空间。

(二) 地区秩序层面: 以相互认可为原则，沿第一岛链就利益边界与战略疆域达成共识。

中美之间的军力对比态势变迁，主要体现在旧的利益边界已被打破，新的“战略 疆域”共识没有得到确立。 在未出现颠覆性新型军事技术的前提下，双方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形成战略平衡线，既较为现实也可为双方所接受。

从技术发展角度看，这条战略平衡线是大陆技术向海洋延伸的终点，也是海洋技术向大陆推进的极限。中美作为“两种平台、两种战略间的综合博弈”，虽均拥有较完整的军种结构，但仍各有侧重:中国天然是陆权强国，至今仍以陆上力量为主体，作战理念多基于“由陆向海”，在海洋领域更注重的是反海军技术而非海上控制。美国在东亚地区则始终以海上霸主形象出现，作战力量以海上平台为核心，强调“由海向陆”投送力量。有学者指出，“在中美两军充分利用新兴军事技术并发挥各自地缘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在中国近海战胜中国，而中国也不太可能在远洋发生的与美国进行的对抗中获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第一岛链将是中美双方均势所能达到的极限。”

从安全需求角度看，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曾在1980年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调整为“积极防御”，就是要将防御线推到领土边界之外，以减少损失。随着武器装备的远程化和精确化、远程化，中国势必需要更宽的战略纵深。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地缘优势、庞大的防空系统以及陆基侦察预警手段，使其在第一岛链内的优势越来越不突出，战略“后退”是在追求“零伤亡”理念指引下必然做出的选择。调整后的亚太美军，对于在第一岛链以内海空域维持绝对优势的需求实际上已经有所降低。

当然，这条战略线并非像陆地上的边界那样清晰而固定，更多的是从占据优势和 施加影响的角度来界定，而非要求双方划定一条实际的界线，互不越雷池一步。

(三) 军事实力层面: 以相互克制为原则，基于避免恶性军备竞赛的共同利益就力量发展高点达成共识。

中美在军事领域的相互克制应包括核、常规和新兴战略空间三个领域。

在核领域，中美需要做出一系列明确的共同保证，增强双方核武库的威慑能力，以显著降低常规危机或冲突升级为核对抗的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应摒弃“美国主导地位必须拓展至核领域”这一危险的观念，不寻求减损中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对中国而言，在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前提下，可继续澄清核武器发展的目标，包括不寻求与美对等的核军备水平。

在常规力量领域，中美的军力建设都有必要考虑“遵循风险最小化原则，抵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诱惑”。中国以具备维护主权安全的军事能力为底线，仅追求与美西太平洋军力之间的平衡，而不追求与美及其盟国合力的平衡或与美全球军力的平衡。美国也应接受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进取和影响力的扩大，不挑战中国在 该地区的相对优势地位，同时承诺有效约束盟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防止这些盟国利用 美国的背书主动向中国挑衅。

在网络、太空等新兴领域，虽然中美之间的差距毋庸置疑，但这些空间易攻难守 的特性和所部署资产的高价值性、脆弱性，决定了双方都不可能在这些领域形成绝对优势，更不可能完全剥夺对方的进攻能力。因此，需要达成的共识是，在某些关键、敏感领域，允许双方拥有针对对方的“撒手锏”，允许相互脆弱态势的存在，并在主动攻击上达成“互不首先使用”网络与太空武器实施攻击的协定。■

本文发表于《美国研究》2019年第3期

图文编辑： 胡杉宇

责任编辑： 罗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