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与“非血缘”归化之异

讨论归化方式的区别时，我们仍必须看看国际足联对某一个球员为国际代表队出战的基本原则：

（1）出生所在地足协

（2）为父母出生所在地足协

（3）为与祖父母出生所在地足协

（4）18岁以后在连续住上5年、并取得所在国籍的代表队

对于法律意义上的各协会“本土球员”来说，他们满足了这个原则的第一条要求。而对于大部分的归化球员来说，他们被归化的时则需要遵守第2、3、4条原则中的某一条才行。

尽管同为归化方式招募非本国籍的球员加入本国籍代表队，但在笔者看来，由于社会、历史、族群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们可以试将归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获得国籍的形式为某代表队效力的“非血缘归化”。另一种，则是生父母、祖父母三代以内相关的“血缘式归化”。

两者的最大差别是是否主要通过血缘追溯来获得归化目的国国籍，从而获得为其代表队出战资格。为了尽可能加快招募归化球员速度，中国足协推动的归化工程，显然是包含了这两种归化形式。

其中，北京国安球员侯永永、李可的母亲和祖辈是中国人，符合父母-祖父母相关的“三代以内”血缘原则，再加上又有超过中国球员的实力，自然成为中国足协“血缘归化”方式的主要目标。

而即将被归化的埃尔克森、费尔南多等待归化球员身上没有中国血统，他们显然需要通过入籍的方式得到归化，才能获得中国国籍，进而为国足效力。

由于身处亚洲，从地理、历史因素及社会交流上远离世界足球的中心欧洲和南美，中国足协采取与前篇提到的卡塔尔类似，以快速提升实力为诉求、将归化重心放在无血缘联系的外援上。这是不少亚洲球队的主流归化策略。

而在身处足球世界中心的西方国家，显然采取的是更偏重血缘归化的策略。但在近一百年足球运动伴随世界联系的紧密而迅速传播的过程中，两种方式相辅相成，无法割裂。

英法葡荷——殖民遗产与侨民浪潮

在中世纪结束、西方世界通过对外殖民扩张、掠夺、征战的过程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先后崛起，在欧洲以外开疆拓土，各自缔造属于自己的殖民帝国。而当现代到来，他们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之时，英法葡荷四国不同程度地凭借与昔日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联系形成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联系，在足球层面吸纳了大量“归化”人才。从法律上来说，这几个有代表性国家吸纳的“归化”球员不少出生在本国且自带双重国籍。但从社会层面来看，他们确实是被“归化”的外来族裔。

与相邻的西欧大国英法西相比，荷兰和葡萄牙显得地小人少。虽然他们凭借本土独具一格的足球理念和欧洲“大熔炉”式的足球共同市场，能够培养出自己的优秀球星乃至黄金一代。但整体数量上的缺乏使得他们迫切需要“归化球员”的补充。

葡萄牙的殖民地“归化”球员代表为“黑豹”尤西比奥和埃德尔。前者1942年出生葡萄牙原在东南非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境内。他成为葡萄牙1966年夺得世界杯季军，葡超本菲卡1961、62欧冠两连冠的最大功臣。为葡萄牙2016年欧洲杯夺冠打进决赛制胜球的埃德尔同样出生在非洲，拥有葡萄牙和几内亚比绍双国籍。

荷兰的“归化”代表则是苏里南人。荷兰人在殖民时代占据南美大陆北端、靠近加勒比海的苏里南，还从非洲向此处大量贩卖并输入黑奴。这些黑奴后代中的一部分，成为了西多夫、戴维斯、克鲁伊维特这样享誉世界的球星，成为荷兰足球选材的得力补充。

作为后发殖民国家和曾经主宰世界的列强，英国和法国在失去大部分殖民地后，在发展足球的层面对比荷兰、葡萄牙等邻国小国仍然拥有强大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因此，他们在体量上能够更容易培养出更多优秀球员，代表队国际大赛成绩相对也容易稳定。但即便如此，也不妨碍他们拥有“归化”而来的关键人物。拉什福德、斯特林等人成为英格兰队近年来的新兴力量。博格巴、坎特、姆巴佩等人则是法国队世界杯的捧杯功臣。有的像斯特林这样出生于海外后迁居欧洲，有的甚至直接出生于法国。

法国在这方面走得更加靠前。早在1958年，摩洛哥后裔侨民、母亲是西班牙人的方丹就为法国在世界杯上单届打入13球，纪录至今难破。来自曾经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后来为法国效力的本泽马、齐达内更是为我们这一代球迷所熟悉。

虽然从族裔的角度来看，他们与英国、法国人的差异，与我们和想要归化的巴西球员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如果没拿到国籍，他们可能也得走“三代以内”的程序被归化。但从小在这些国家的成长经历，让他们不仅法律上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更是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当中。

不论是国民、球迷对他们的认同感，还是他们自己对为国出战的认同感来说，都是巨大的加成。

意大利——墨索里尼、阿根廷、梅西

在我们中国球迷眼中，意大利一直有着强大的足球基础和数不尽的国家队、俱乐部荣誉。但可能不为人所知的是，意大利是欧洲足球列强中最早从政策层面推行归化球员政策的国家。尽管现代意大利由于长期分裂，在1866年普奥战争后才基本实现统一而错过了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引领的殖民浪潮。但意大利人向南美的大量移民，也给半个世纪后的意大利队留下了一块人才富矿。

在墨索里尼上台后，为了在1934年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这位大独裁者大力推进了归化球员工作，对象就是迁居南美，但仍保留祖先生活习性的意大利人。奥尔西和蒙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他们二人都出生并出道于阿根廷，为阿根廷出战过国际比赛。在被意大利归化后，都曾为尤文图斯和意大利队出战。他们的区别在于，奥尔西只为意大利队赢得了1934年世界杯。

而蒙蒂成为唯一一个为2个国家（1930阿根廷、1934意大利）出战过世界杯决赛的球员。虽然不可否认他们被意大利归化时有强力的政治手段干预，如此手段也开了世界足坛之先河。但他们血缘归化的基本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在意大利首次捧得世界杯的72年后的2006年，又一位意大利归化自阿根廷的球员卡莫拉内西成为了意大利队世界杯夺魁的重要功臣。他虽然与蒙蒂、奥尔西一样都出生在阿根廷，都曾在尤文图斯效力。但他的归化走的是正常的非血缘方式，在居住年限已满后才获得意大利国籍，并取得参赛资格。现在的切尔西国脚若日尼奥出身巴西，但也走了这条道路，成为意大利国脚。

关于意大利的归化故事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梅西。西媒《马卡报》曾扒出了梅西的家谱，早在1893年，梅西的意大利先祖安赫尔从意大利港口热那亚出发，经过1个月的航程，途径巴塞罗那，到达了莱昂内尔·梅西的家乡罗萨里奥。梅西初到欧洲时，为了寻找欧洲护照，其父也曾到意大利寻亲。意大利方面甚至遗憾，对梅西家族的寻根太迟了......

像梅西这样出身自阿根廷，根在意大利，也具备被西班牙“归化”条件的球员而言，去哪里都不缺少认同感。

德国——未曾设想的道路与问题

除了上述的外来族裔归化和多重国籍归化外，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对如今的球员归化产生影响。对世界史稍有了解的朋友们都知道，作为一战主要参战国和二战主要策源地，德国在二十世纪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其重大影响。此后，在德国归化其他族裔进入本协会代表队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历史因素导致的，不可回避的特有问题。

一来是波兰问题。波多尔斯基和克洛泽都出自如今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这个地区1748年被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占据后，直到二战结束才被苏联“补偿”给波兰。

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的克洛泽不受待见，在80年代被波兰政府当做“德国人”驱逐。至于波多尔斯基，他的父母虽然都是波兰人，但祖辈有德国国籍。波多尔斯基所出生的地方，正是德军发动入侵波兰战役时制造入侵借口的格尔利采。不受欢迎的波多尔斯基父母在他2岁时就把他带回西德。而波兰足协也遗忘了这位年轻天才。

由于相似的波兰背景，他们二人都不愿意唱德国国歌，私下甚至用波兰语交流，甚至还招致了批评。但对待这样的“归化”球员，时任主帅勒夫表示能够理解他们对家庭的尊重。

二来是土耳其后裔问题。尽管德国和土耳其在一战前就颇有联系，但土耳其后裔的大规模涌入还是等到二战之后。在西德经济快速恢复的大背景下，德国和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劳工协议，以期获得劳动力补充。

尽管西德曾经因为石油危机终止协议，但随后的“家庭团聚”政策也让在德土耳其人增长到如今的接近300万。厄齐尔和京多安的父辈也借此而来。虽然出生在德国，但在这里长大的球员们尽管享受着德国为他们提供的足球发展环境，但由于父辈融入德国社会的程度不高等原因，对德国的认同感相对英、法等国也相去甚远。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们在比赛中拒绝唱德国国歌。

如果德国队成绩好时，那批评还可能作罢。但当德国队成绩滑坡，这样的行为一定会招致德国足坛乃至德国社会的批评。当德国队去年世界杯小组出局时，和祖先的国家藕断丝连，甚至还和总统合影的厄齐尔显然会被当成德国足坛拿来谩骂甩锅的遮羞布。至于后面的离队宣言“厄三篇”，只是双方矛盾总激化的必然后果罢了。

德裔土耳其人和德裔波兰人的问题是由历史产生、由现实发酵而来的。 虽然类似的问题不太可能在中国发生，但考虑到中国球迷对国字号球队的情怀和民族认同感，在归化球员出问题时爆发出舆论反响只会比德国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