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建设：既需增量更需提质

《中国美术报》第157期 美术新闻

本期话题

拿什么来建100家博物馆？

□ 颜培大 /本期策划

【编者按】 6月11日，河南省政府网站以“未来三年 郑州将谋划建设各类博物馆100家以上”为题，报道了郑州市以2021年为限，三年内谋划建设各类博物馆100家以上的消息。据了解，5月20日，郑州市政府印发了《郑州市博物馆事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并列出2019年启动的市本级12家和16个县（市区）130多家各类博物馆建设项目清单。由此可见，继省级博物馆建设之后，县市级博物馆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对此，有不少学者表示担忧，“三年内建设如此数量庞大的博物馆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亦有学者从专业角度提出疑问：“博物馆建设筹备期需要多久？后期如何监管？专业人员如何培训？博物馆资质如何审核？藏品定级如何完成？”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博物馆“空心化”、同质化等状况就会持续存在。对此，县市级博物馆是否准备好了解决方案？本期时评就此以“拿什么来建100家博物馆？”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本期导读

中国博物馆建设既需增量更需提质

▲王运良

我国的博物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杜洪毅

纳税人的钱不能浪费

关于郑州市计划三年内建100+家博物馆的思考

▲许宁

王运良

博物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更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水平和社会面貌。中国博物馆事业迄今110余年的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这一规律。19世纪末，随着西方人在华创建博物馆，国人相关理念逐步拓展并付诸实践，进入民国之后才有较快的发展，特别在北伐战争胜利之后的十年，才真正形成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其后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博物馆发展陷入了低谷；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十年，中国的博物馆步入了恢复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之后的“大跃进”及十年“文革”，再次使其在20年间几乎停滞不前；1978年改革开放为博物馆发展吹响了新的号角，至此中国博物馆事业真正进入了正常且快速的发展轨道，尤其是2008年免费开放政策，不仅极大推动博物馆切实融入全体国民生活，而且为文博界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历史告诉我们，博物馆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指示器、风向标。

河南省政府网站以“未来三年 郑州将谋划建设各类博物馆100家以上”为题，报道了郑州市以2021年为限，三年内谋划建设各类博物馆100家以上的消息。

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博物馆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定位，即其“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同时“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正是基于此，中国把发展博物馆事业作为国家文化战略，优化布局、完善功能，大力推进并逐步形成了多元多样的博物馆体系，中国博物馆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黄金时代”。毫无疑问，中国博物馆体系的逐步成型首先在于其数量的增多、体系的日臻完善，也在于其功能的发挥呼应了社会需求：截止到2018年底，5354家博物馆的数量已是2011年的两倍；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由2115个增加到4743个，增长了124%；免费开放的陈列展览由1.4万增加到2.6万个，增长了近86%；参观人次从5.7亿发展到11.26亿，增长了近两倍。博物馆这一系列数据的快速增长，当然得益于政绩观与施政举措的悄然变化，但其根源仍在于中国经济的快速与稳健发展。所以，现实也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博物馆的蓬勃发展同样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中国博物馆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当今是空前的，目前就全国而言可以达到平均24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上海的这一数据则是18.5万人，北京、甘肃、陕西等更达到12万—13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这样的成绩放在中国博物馆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当然足以令我们自豪，但是若放眼世界，与欧美诸国相比，又实可令我们汗颜：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博物馆数量已达到17500家，2014年则增加到了35144家，其中历史学会性质的博物馆接近17000家，占据其中半壁江山；有着8000万人口的德国拥有6000多家博物馆，仅柏林就有170家；有着6700万人口的法国2008年已拥有博物馆4975座；6600万人口的英国，仅其首都伦敦就有超过200家博物馆；550万人口的芬兰2008年拥有的博物馆也超过了1000家；有着1.4亿人口的俄罗斯，博物馆数量多达5000家；1.2亿人口的日本2015年拥有5690家博物馆，其中历史博物馆3300余家。由此可见，无论博物馆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中国目前还与世界诸多国家有着巨大差距，我们不妨试问：在这样一个占据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只有区区5000多家博物馆，能算多吗？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各种历史积淀极为丰厚，同时担负着中原经济区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重任，而目前有近亿人口的河南全省，博物馆仅有340余家，市区人口470余万、全市人口超千万的郑州市则只有25家正常开放的博物馆，这一数值尚且达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更遑论与世界比较。令人欣慰的是，近日发布的2019年郑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三年内谋划建设各类博物馆100家以上”，其中，国有及行业博物馆50家以上，非国有博物馆50家以上。对此我们尽可以怀疑甚至非议，但是笔者认为这更值得期待乃至点赞，因为说明当地认识到了存在的差距，更认识到了发展博物馆的重要性，也拿出了可行的三年行动方案。或许有急躁冒进之嫌，不过依然符合并顺应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当然，三年之内建设100家博物馆，从数量上无疑可以实现目标，但是大家或许更为关注的是： “这些博物馆能办好吗？” 言下之意，当代中国社会需要的不仅是更多数量的博物馆，而且更需要看到更好更精彩的博物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一问题实则关涉到了每座博物馆建成后的长远发展，从根本上说关系着博物馆最终的兴与衰、成与败。

一座开放的博物馆只有首先成为“常青树”，才能成长为“文化中枢”中的重要角色，其牢固而富有潜力的根基是第一要务。不断的开拓进取、创意出新是重要推力，也即一座博物馆从建设之初就要把质量置于首位。首先，应具有正确的办馆理念，坚持社会公益服务和不以营利为目的，杜绝“有名无实”“挂羊头卖狗肉”：对于综合人文类和行业博物馆而言，基于中国国情，多为政府或部门主办，于此应摒弃为政绩而建的思想，应用高远的眼界主持博物馆建设；非国有博物馆在当代中国异军突起、发展迅猛，虽然资源、规模等均远不及国有博物馆，需要寻求各种支持，但是自主性、灵活性具有明显优势，于此作为国有博物馆的重要补充和中国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始终秉持文化的、公益的、共享的理念，而不能将其作为招牌、工具，为谋一己私利。

其次，无论是否国有，对于博物馆建设均需精心规划、谋篇布局、稳步推进，而不能违背博物馆发展规律搞大跃进、突击式的建设。仓促上马、盲目开馆于公于私都会造成极大浪费。应充分搜集并运用相关大数据对当地博物馆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应精准揭示并剖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对新建博物馆予以准确定位，争取少走乃至不走弯路。

第三，无论是否国有，均应充分调动各种有效资源并善加利用，国有博物馆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非国有博物馆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彼此之间也同样需要相互借鉴与帮助。只有既合纵也连横，区域性的博物馆体系方能日益健全，地方博物馆事业也才能拥有健康发展的根基。

第四，无论是否国有，均应秉持“精品”理念进行博物馆建设与运营管理，从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展览到创意产品、社教服务等，均需通过打造一个个精品，全方位树立博物馆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美好个体形象。因此，一座博物馆要成为众人向往的文化精品，从建筑实体到空间环境、从文物标本到辅助展品、从展柜台具到灯光色彩、从场馆展示到社会服务等等，均需精雕细琢而非粗制滥造；不断引进独特的临时展览、举办名家讲坛也是实施品牌战略的重要方式。

第五，人才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国有博物馆当然有诸多条件吸引各路精英，而大多数的非国有博物馆似乎对于如何引进并留住专业人才尚无太多的因应之策，笔者也因此看到了诸多此类博物馆的无奈与辛酸、失落与期待，尽管每年可以竭尽所能为所在区域的非国有博物馆安排专业的实习生，但确属权宜之计，尚不能从根本上疏解其人才短缺困境。对此，一方面非国有博物馆应注重从内部挖潜，树立人才培养意识，或者“请进来”（即邀请专家入馆授课培训）、或者“送出去”（即安排馆内人员外出参加相关学习与培训）；另一方面，政府应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比如是否可以为其购买社会服务、定向招聘专业人才，并提供专项资金等。宜从长远解决非国有博物馆的这一制约性瓶颈难题，而不是仅仅给予每年一次的奖励性资金补贴。

综观当代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无疑正处于高速公路之上，其数量、质量都为往昔所无法相比，但是在整个中国博物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非国有博物馆在整体办馆质量方面令人堪忧。进入新时代，其与国有、包括诸多行业博物馆相较，两者之间的失衡或许会更加明显，若长此以往，中国博物馆的整体质量将会大打折扣。所以，在追求博物馆总体数量进一步增长之际，如何保障并提升非国有博物馆的质量应引起特别的关注。

（本栏目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博物馆定义是对博物馆性质、特点、职能、目的和任务的科学表述，作为博物馆行业最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后简称国际博协，ICOM）自1946年成立起，一直致力于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博物馆定义，使之能够更加贴近社会，更容易被外界认知。目前定义修订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管具有文化或科学价值的藏品并进行展出的一切常设机构，包括向公众开放的历史纪念物、寺庙的宝物、宗教建筑及其附属物品、史迹、遗址及自然风景地区，均应视为博物馆。”国际博协1962年发布的博物馆定义，凸显了博物馆的职能与特性，但没有过多涉及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随后，博物馆定义在国际博协1974、1989年召开的第11、16届全体大会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修订，日益将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到博物馆定义中，强调博物馆在社会体系中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角色定位。2007年，国际博协在维也纳大会上通过的“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是目前通行的博物馆定义。这个定义体现了21世纪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反映了新时期对博物馆的认知水平，表明博物馆不仅要收藏那些具有较高经济和艺术价值的物品，也要重视那些没有特殊经济与艺术价值，但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己及其环境的物品。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博物馆的定义也在不断完善和深化，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博物馆“三性二务”，即“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场所”的三重性质，和“应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两项基本任务，体现了当时我国博物馆的发展状况和工作环境，反映了我国博物馆工作者对博物馆业务特定的认识。1985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学概论》和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也基本持这种观点。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博物馆的状态和工作任务，2005年通过的《博物馆管理办法》中，对博物馆定义做了相应调整：“博物馆是指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许可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2015年，以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最新定义为依据和参照，我国针对博物馆的定义又做了修订，“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可见，博物馆的定义是随着社会前进与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博物馆认识的逐渐深化而不断发展的，不管博物馆是收藏保管中心、研究机构，还是传播知识的学校或提供娱乐的场所，但一定数量的藏品、馆舍及其他硬件设施、设备，有基本陈列及持续向社会公众开放，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才，是博物馆万变不离其宗的构成要素。

面对近几十年来博物馆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博物馆发展的指导性纲领，现有的博物馆定义似乎已落后于时代，无法反映目前博物馆面临的挑战、前景与责任。因此，国际博协邀请协会成员与其他相关成员共同参与博物馆新定义的提案，以制定一个全新的、更符合当下的博物馆定义。我们翘首即将于2019年9月在第25届京都国际博协大会上讨论与决定的博物馆新定义的诞生。■（赵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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