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子营早有，由张遇春统带，他原为李鸿章在皖北办团练时的嫡系部属，后当由李氏引介而归属湘军副将唐义训部；济字营亦早有，由李济元统带，此李本在太平军，成丰八年(1858年)降于湘将杨载福。剩下的树字营、铭字营、鼎字营、庆字营，分别由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统领，是在原安徽地方团练(或“民团”或“官团”＂)的基础上改编成军。可见，李鸿章准军的最初班底，相当一部分来自曾国藩的湘军(当然其官弁兵勇除湘籍者外，更多为皖籍者，其本根上系由“准”出)，这算是所谓“赠嫁之资”吧。

由安徽新招募的部分则多源于原有团练。这样，比完全新招自然会迅捷。更重要的因素是，曾国藩总督两江，皖地亦其辖境，具有地方实权，可无掣肘之患，成军自能迅速。而从淮军这最初班底的情况看，不管是军官还是兵勇，成分上比湘军则要杂沓得多。所谓“选士人，领山农”的组织原则，在准军这里已基本不复存在。这绝非细枝末节，而是关乎淮军素质条件和人事发展状况的一个基点，也是“湘淮异流”表现的重要方面之一。

当然，在勇营性质和组织形式等一些基本面，淮军与湘军还是大致仿同的。经过在安庆一段时间的集训，接受了曾国藩的检阅，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人日，李鸿章先带陆勇两千人，乘轮舟从安庆出发，初十日即抵达上海。余部陆续开到，到四月初四日，到沪者计有五千五百人(尚有两营未到)，暂扎驻在上海城南，由李鸿章亲督操演，进行作战准备。在该月十二日，李鸿章就接知朝廷于三月二十七日发布的谕旨，令其署理江苏巡抚(很快，又让他署理通商大臣，至该年十月间，两职便获实授)。

看，从李鸿章成为淮军统帅，到获得疆吏权柄，得以军政结合，是一个多么迅捷的过程，这又是他发展的一个多么关键的节点！有军又有地方事权，就意味着成为ー方的实力派主人，免遭“客寄虚悬”的被动、难堪和窘困。试想，曾国藩达到这一地步，经历了数年之久，受过多少磨难，而这在李鸿章身上没再重演。与其说这是他本人的幸运，不如说是基于曾国藩及其湘系集团所创造的保障性条件，是群体盛势的烘托，并且与曾国藩的举荐直接相关。

就在让李鸿章准备带兵东援之际，曾国藩奏荐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说“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显然，曾国藩之所以当时就为其谋取巡抚权柄，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实现军政结合，好在吴地立稳脚跟，有所作为。李鸿章对此自然心知肚明，知恩图报，在他获实授苏抚后，写信向曾国藩这样表示奉旨补授苏抚，思纶奖，非分宠荣。自顾何人，愧悚无地。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随事栽成，俾治军临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涂辙，不速颠覆，而一旦叨窃禄位，仲蒙朝廷不次之报，遂至于是。

风夜循省，惧弗克胜，震惊惶汗，实不知所以为报。伏乞远赐箴，免丛答，弱任企幸。清廷对此事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它一方面觉得“中国贼、运漕，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一方面又考虑“江浙地方糜烂，兵力不敷剿办，如借俄兵之力帮同办理，逆殿若能早平，我之元气亦可渐复”，可是担心“该国所贪在利，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说“不可不思患预防”。于是，通过谕旨与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商讨。曾国藩复奏，说是“该夷(按：指俄国)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只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并且“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遽收夹击之效”，总之是说情势不宜，提出所谓“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的处置原则。

至于“济运”漕粮之事，曾国藩认为“实亦济变之要着”“似即可因而许之”。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从“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的需要出发，发表了自己对“大西洋诸夷”的看法，大意为：英国狡黠最甚；法国次之；俄国势力大于英、法，尝与英夷争斗，为英所害怕；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所以，他主张这次应主动与美国订立章程，妥为筹办让其采米济运之事，以防止俄国乘机拉拢该国。最后曾国藩强调，“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是曾国藩对于“夷务”较早表达的系统看法和策略思想。

尽管其中不无分别对待、酌情利用的意味，但他对列强显然是缺乏本质认识的。那么，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苏沪乃其辖境，他这时的反应如何呢？就在组军准备东援之际，他于成丰十ー年十ニ月间，接到苏州紳士、在沪参议中外会防”的潘曾玮的来信，旨在就“借师助剿”之事说项。曾国藩回信这样表态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别，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日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切勿違务远略。谓苏、常、金陵可以幸教，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也。上海孤城，安危未判，安得更有余力以图他处金陵、苏、常，则部人不题与闻。

可知，其大旨是“借师助”要限制范围，只宜在上海，而不能推及金陵、苏州、常州内地。至于这些地方不让外国插手，尽管曾国藩言及种种理由，但最关键的未言之真意，当是不想让外国染指而与他湘军夺“功”。翌年正月间，潘氏又有信给曾国藩再次陈说“借师助劓”之事，曾氏复信重申前信中所述意思，并要潘氏劝阻借洋兵攻取金陵和苏、常之议，说若劝阻不下，反正他这里没有参加“会剿”之兵，不论其胜败结果怎样，他概不与闻，也概不负责。至于洋兵的报酬，表示其“所俘财物，任彼取携，别无犒军酬劳之资”。

尽管曾国藩是以这种态度表示对让洋兵“助剿”内地的拒绝，但真若让洋兵如此“取酬”，岂不是等于放纵它肆意抢掠吗？曾国藩不仅对上海方面这样表示意见而且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下旬的奏折中有云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别苏州，代复中国之醴土则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