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开庭时，张扣扣表示自己为母亲报仇是天经地义的；

在二审现场，张扣扣强调，“我没做错，我是有血性的男人。”

行刑之前，司法机关安排他和父亲的最后一面，他只对父亲说了五个字：

爸爸，没事的！

行刑之后，张扣扣父亲张福如说：“他们执行了火化，在火葬场，让我把骨灰匣子拿回来，我没要。他们这是冤案，我不服气。我永远不要！”

图一：张扣扣

图二：二审裁定

纵张扣扣已死，这件事情却仍然没有结束，民情未定，民愤未解。

纵观这次审判，人们所关注的正是情理与法律的交锋与抉择。

“情理”是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民意、民风、民俗，即“常情常理”，是人治社会的主角，法治社会的配角。在当今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社会群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但情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司法的价值在于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不能罔顾情理。

前段时间，许多媒体将张扣扣为母复仇渲染成英雄孝子的事迹，这样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却为他招致死刑，更加增强了民众的同情与愤慨，但是民愤真正的源头并不在这里，我们真正应该看清的与反省的，不是这一次的死刑判决。张扣扣在除夕夜杀害3人，行为恶劣，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死刑判决是符合正义的，他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在自己将刀子扎向多年的仇敌时也想到了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在案发后也选择了自首。

我们真正需要看清的，是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复仇？

他并不是我们往常观念中的单纯的暴力恶徒，他在生活与工作中接触的人讲他善良温和，只是比较沉默，在案发后也没有逃离，而是自首担责。此次杀人案也是想要为母报仇，在主观动机上为了替母亲报仇，加之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但谁能说这不如意的境况与13岁时看着母亲在自己眼前被邻居害死无关呢？

但是，为什么选择了手刃仇敌这条路呢？在当今的法治社会，这种伤害对方也将自己的命搭上的办法不是最坏的方式吗？

回溯张扣扣除夕夜杀3人的起因，即为母报仇的案件。1996年8月27日，张扣扣的邻居王某的三子王正军（17岁）将张扣扣的母亲杀害。1996年12月5月，法院对于王正军的判罚下达，有期徒刑7年，同时赔9639.30元。

但张父所接到的赔款仅有约一千元，王正军服刑三年就出狱了。

如果说判决张扣扣死刑是维护正义与社会秩序的，对王家的处理结果是否能维护正义？

在张扣扣案中，民愤真正来源于两次司法审判处理结果的差异。

法律保护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法律是维护正义的，这样差异性的处理结果是否能真正维护正义？当正义无法得到维护时，弱者只能选择以暴制暴，纵使这是最坏的一个选择。

不禁想到电影《蚯蚓》，少女子若遭遇校园暴力、威胁、轮奸、被迫援交，一次次无力反抗后选择自杀，而父亲李元术悲痛欲绝，只能选择暴力复仇。弱者在底层哭泣，无力求援只能依靠一己之力宣泄情绪，以暴制暴，试图寻求正义。

若是法律选择性存在，选择性公正，那么只会让强者更加恃强凌弱，弱者更加无力反击，导致弱者忍气吞声，要么走向自我灭亡，要么走向扭曲反抗。就如电影《蚯蚓》，少女子若走向了自杀，其父亲选择了复仇。

现实中也会有这般无奈的以暴力还击暴力，却是两方鱼死网破，可能还牵连无辜，滋生社会戾气。暴力，绝对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真正应该站出来维护正义的，是法律；真正能有力回击黑暗的，也是法律。

律师邓学平说，“司法的合法性源于它对社会的满足和对正义的回应。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做出一个判决。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本质上是在界定一个社会共同体所能容忍的行为底线。”

是非善恶，既有道德衡量的标准，也有法律评判的尺度，法治社会，法律和理性应当战胜情感。而在法治社会，法律是安于遁守，还是且守且修？我们不希望看到第二个张扣扣，希望司法足以让弱者安心，让弱者不再选择以暴制暴。正义与人民，应当交由法律来维护。当民众能放心地依赖法律之刃，惩戒社会邪恶之风，正义与法律完美融合，社会戾气将随之消散。

参考来源

央视新闻《张扣扣被执行死刑：曾在除夕夜连杀3人，刑前见家属》

法院报《法治社会，法律和理性应当战胜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