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张作霖与郭松龄因人生经历、个人秉性以及战场形势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两人对日本的态度有差异，但是，张作霖与郭松龄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还是有某些相似之处。

双方都意识到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政局乃至全国政局的特殊的地位。

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可能双方都只是配角，而真正的主角——日本侵略者会在最紧要的关头登上舞台并且决定着双方的胜负，所以都不敢过分地触怒于日本。

在郭松龄攻打沈阳的危急关头，张作霖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一面派王永江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接洽，一面派杨宇霆向关东军白川司令官求援，并且为了得到日方的援助竟饥不择食地一股脑答应了他们的极其苛刻的高价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密约。

张已认识到日本的雄厚国力和军事实力，只要得到其支持，郭军必是一败涂地。

而郭松龄尽管拒绝了很多日本人提出的优渥条件，对日本的威逼利诱不屑一顾并给予坚决的回击，表现出作为一位有民族气节有坚定信念的爱国将领的不凡气概。

但需注意的是：郭松龄在这次反奉战争中，一直没有公开声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罪行。他明知日张狼狈为奸，处处为难自己，但为了不触怒于日本，竟然隐忍退让，仅仅靠发表对日声明了事，甚至派殷汝耕和齐世英以极低的姿态与日本人交涉，只为祈求日本人不干涉这场“中国人的这场的战争”。

另外，对日本关东军的两次限制郭军行为的“警告”，因为担心引起军事冲突，不敢强行地逾越日本划定的范围，从而使自己的军事行动严重受到了束缚。

遗憾的是，郭的隐忍退让并没有缓和来自日本的干涉，相反却大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更加无所顾忌地调兵遣将援助奉张，直至巨流河一役郭军大败。

其次，双方都在战争的关键时期或危机时期向日本发出过求救信号，并派人祈求来自日方的援助。

张作霖不言而谕无疑地向日本祈求过军事等各项援助，而郭也曾派殷汝耕赴大连甚至派齐世英远赴日本乞降。

双方表面上都与日本保持较为友好的态度，但实际上，皆对日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比较而言，其中郭松龄更具有较强的反帝爱国的民主思想，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他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民主革命英雄”。

而张作霖即便表面上对日毕恭毕敬、虚以委蛇，迫于战场形势曾多次以口头应允日本人予好处，但事后答应日本人的很多条件都没有真正的实施。

时至今日，在很多东北人心里他仍旧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枭雄式人物，不能将之和袁世凯之流相提并论。郭松龄认为日本才是东北最大的敌人，其虎狼之心已昭然若揭。

张作霖对日的抵触态度更多地展现在他在战后对日的态度上。他在郭奉战争之后曾到：

“日本人这次帮我，当然有所为的，我们对他的好意，也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收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务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部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我张作霖个人所有，我绝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绝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

而在战争中承诺日本的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张借口奉天省议会的反对，把密约的实施就拖延了下来。

因此，张作霖在战后没有依照日本人意愿兑现许多密约或协定内容，这使日本人利用张作霖控制东三省的梦想化为泡影，双方矛盾激化后援张政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致使日本关东军背着日本政府采取极端的方式杀害了张作霖。

吉田茂在回忆录中曾如此描述：

无论是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佐，还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他们完全不能够理解，甚至张作霖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

总的来说，张作霖与郭松龄都有些畏惧日本，而且也有着想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的意思，这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被日本恐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