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之核心为“仁”。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仁”为核心。

满清兴起于塞外，文明程度低下，不知系统的儒学为何物，但津津乐道于章回小说《三国演义》。

于是，号称孔夫子信徒的满清统治者更在意游离于“五常”之外的“忠”字，而不是所谓的“仁”。

有清一代，“忠孝节烈”受到空前追捧，尤其是“忠”字。

满人入关后，在“没有狗一样的忠诚，能力一文不值”的思想指导下，首先是一番不分青红皂白地疯狂杀戮，用于立威；将他们想像中的前朝效忠者以及朱氏皇家子孙们近乎全部清除，用于消除隐患；与此同时，又大力弘扬“忠孝节烈”。

满清一入关，即于顺治元年（1644）下旨“褒扬节孝”；自顺治四年始，每到时节庆日就会发布“恩诏”，表彰节妇；康熙之后，清廷不断放宽节烈旌表标准；乾隆之时大量的节烈戏曲产生。

乾隆四十一年（1776）谕命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大力表彰殉节明臣，认为“胜国殉节之臣，各能忠于所事，不可令其湮没不彰”，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皆无愧于疾风劲草”，甚至“均足称一代完人”；对明朝殉节诸臣尤其是抵抗清朝而殉节的诸臣进行了封谥，对于那些不知姓名而能慷慨轻生者，无法议谥并写进史书，就“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又下诏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也叫《贰臣传》，那些叛明投清，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都被列入。在史书中绳以臣节，这是以往各代修纂国史所没有的，绝对是个“创举”。

满清统治者更在意全天下的草民把他们作为主子，像狗一样唯有主子，只管绝对服从与不离不弃，而不顾尊严、不讲是非对错；对于非主子只有狂吠、撕咬与仇恨。于是，一个三国时期极为普通的纠纠武夫关羽，既没有创造某种有价值的精神体系，也不曾立国兴邦建下名垂青史的旷世伟业，仅凭一部带有大量虚构成分的小说《三国演义》，却在清代成神成圣。

清廷深深地领悟到推崇关羽之妙用，将关公作为护国神，借关公之“忠义”教化、奴化民众，并使之成为团结外族的手段。有清一代，关庙林立，高规格的祭祀，并借助戏曲，将关公崇拜推向顶峰。

早在清王朝建立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向明朝请求赐予关帝神像，加以崇拜。

《清史稿》卷84《历代帝王陵庙条》载：

“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佑。后又改曰忠义。”

“嘉庆十八年，以林清扰禁城，灵显翊卫，命皇子报祀如仪，加封仁勇。”

“道光中，加威显。咸丰二年，加护国。明年，加保民。”

“同治九年，加号翊赞。光绪五年，加号宣德。”

光绪五年最后一次加封时，封号繁杂而冗长，有二十六个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栩赞宣德关圣大帝”。

清末时统计，全国记录在册的关帝庙不下几万座，远远多于孔庙的数量，而他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是超过了孔子。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或乡村总是文武二圣的祠庙并立，可往往是祭祀孔子的文庙只有一座，而武圣关羽的庙宇数量却是不受限制的。晚清诗人赵翼感叹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一时间，农人祈求风调雨顺，商贾祈求财运亨通，百工祈求从业兴旺，官员祈求升迁发达，军人祈求旗开得胜，帝王祈求江山永固。关羽也因此最终被塑造成至神至圣，万世人极的神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