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形象——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

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形象

——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

文/姜彩燕 丁永杰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4期。

转自观澜读书会公众号

引言

侯外庐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学术思想研究、爱国主义运动、教育教学工作。他曾以鲁迅倡导的“韧”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晚年更将其自传命名为《韧的追求》，可见其受鲁迅的影响之深。上世纪三十年代，侯外庐曾和鲁迅有过一段渊源。1930年他留法归国后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任教。作为“*左*翼教师联盟”的成员，在“北方文总”领导下，配合抗日救亡运动，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是北平讲坛上著名的“红色教授”。1932年12月，在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会讲演时，侯外庐和许德珩、马哲民三位教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造成轰动一时的“许、侯、马事件”。“三教授被捕，《世界日报》披露之，北平各大学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教*联’、‘*学*联’、‘*社*联’等纷纷展开营救。消息传到上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迅即响应，积极展开营救活动。”(1)鲁迅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委之一，1933年4月协同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营救侯外庐等三位教授的活动。经鲁迅、蔡元培、江庸等人的帮助，侯外庐于1933年9月获假释返归山西。这一历史渊源为侯外庐日后研究鲁迅奠定了基础。

侯外庐从抗战时期开始研究鲁迅思想。1941年，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阿Q的年代问题》是他有关鲁迅研究的第一篇专论。1948年，他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鲁迅其名索隐》《“锲而不舍”解》等系列文章，是他在鲁迅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出任西北大学校长。由于1924年7月鲁迅曾来西安讲学的缘故，西安思想文化界对鲁迅有着很深的情感。西北大学早在1950年就创办过鲁迅研究团体“迅行社”，办过《迅声》壁报。 侯外庐在西大任职期间，“和文科师生研究过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2)也曾“多次向全校师生作关于学习鲁迅先生的报告和谈话。”(3)1950年10月，侯外庐在西北大学纪念鲁迅逝世十四周年晚会上做了《从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鲁迅并怎样向鲁迅学习》的报告。(4)这篇演讲稿后来发表于1951年1月26日的《光明日报》，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周作人、王瑶、周定一等人都曾撰文回应。1952年10月17日，侯外庐给西大政治课教研室教师总结自己的科研经验时也提到鲁迅“韧”的精神。(5)这都可以看出侯外庐对鲁迅的热爱和重视。在侯外庐的影响和支持下，以单演义为代表的学人对于“鲁迅在西安”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填补了鲁迅生平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白。

侯外庐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终点和现代思想的起点，都体现在鲁迅思想中”(6)。因此，鲁迅是他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中之重。他原想在建国后对鲁迅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但由于行政事务繁重，*左*倾*意*识形态干扰，加之晚年疾病缠身，致使计划未能实现，但他对鲁迅思想研究的热情之火却始终没有熄灭。直至晚年，侯外庐还大力呼吁：“中国理应拿出十倍于红学研究的热情来研究鲁迅的，而实际上，可能还不及红学研究之半。”(7)

侯外庐虽然没有撰写过鲁迅研究的专门著作，但他一直将鲁迅定位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把鲁迅放置在中国思想史的传统中加以观照。在194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他比较了鲁迅和章太炎。认为鲁迅的思想“和太炎有脉络可寻之处”，“太炎和鲁迅的同点，在于对于拆散时代的怀疑，而异点是太炎走入悲观以至于离开问题，鲁迅则由彷徨以至于提出问题”(8)。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第十一章《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他专设一节，论述“鲁迅的早期进化论思想及其对旧学的批判”，高度评价了鲁迅早期思想的社会意义(9)。在《中国思想史纲》第六章《五四时期的民主科学思潮和*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的第二节中主要论述了蔡元培和鲁迅的思想。对鲁迅早期的科学与爱国思想、提倡个性解放和精神文明的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把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思想同批判封建礼教、封建文化以及对旧社会的批判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其思想理论和文学活动的最显著的特色。”(10)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侯外庐在重点论述了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的思想学说之后，在附录部分补充了对洪秀全和洪仁玕、严复、孙中山和鲁迅的论述。关于鲁迅的那一节叫《论鲁迅三题》，收录了他早年的三篇论文《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鲁迅其名索隐》《“锲而不舍”解》。虽然只是旧作重收，亦体现了他对鲁迅启蒙思想的高度重视。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侯外庐的鲁迅研究成果，一方面总结侯外庐在鲁迅研究方面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试图透过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鲁迅研究的历史得失。

（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校园内侯外庐雕像）

一、关于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

侯外庐曾说：“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渊源，学术界历来较多注重他接受西欧近代思想，如尼采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却反而不甚注意鲁迅作为典型的中国式思想家、文学家，他与中国文化源流的近亲关系。”(11)诚然，“鲁迅的文艺所包含的哲学思想，的确摄受了西方各种影响”(12)，但作为中国思想史家，他更关注的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关系。早在1948年，侯外庐即撰文探讨这一课题。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侯外庐特别关注中国历史上反正统的思想。他力图拓宽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发掘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正宗*异*端思想的传统和历史脉络。立足于这一视角，侯外庐重视鲁迅与中国历史上具有叛逆精神的前辈思想家之间的关联。他指出，鲁迅“直接继承发展了章太炎思想的传统，更以章氏为桥梁，把诸子*异*端思想以至魏晋‘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鲍敬言思想，溶化于他的前期文学作品之中。此所谓*异*端*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亦有分野的，有一部分唯物论者如墨子、王充、范缜，有一部分唯心论者如老庄、仲长统、嵇康等。”(13)侯外庐把鲁迅早期思想定位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异*端*思*想这个链条上，可谓独具慧眼。他认为鲁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这些*异*端思想家的思想，并对之进行近代化，对黑暗旧社会进行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形成了“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战斗思想。如《文化偏至论》中“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4)，呼吁国人破除物质迷信，弘扬精神力量，排斥庸常之辈的陈腐思想，这即是对中国传统*异*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另外，他也认为鲁迅“对于庄子之学有修养”，“对于魏晋玄学深有研究”，“至于文章风格之简练，不论章氏与鲁迅，所受魏晋文章作风之影响，不言而喻的。”(15)侯外庐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视，对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王瑶50年代对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余英时在论述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时，认为“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16)李欧梵也认为鲁迅“所爱好的思想都可称之为中国文化中的‘抗传统’倾向”(17)，这些看法与侯外庐40年代的观点如出一辙。

侯外庐关于鲁迅*反*正*统思想的思考衍生出另一个研究课题，即对“鲁迅”笔名含义的重新探索和阐发。关于“鲁迅”笔名的由来，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提到“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18)另外，他在给青年学生宫竹心的信中也写道：“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约也是假名，和鲁迅相仿。”(19)许寿裳曾就此笔名产生的缘由当面询问过鲁迅，鲁迅的回答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20)由此可见，“鲁迅”这一笔名的来历并无太多深意，后来的研究者均据此解说。(21)侯外庐却独出心裁，经过一番训诂与考证，发现“鲁迅”这一笔名大有深意存焉。他认同“鲁”取自母姓，却并不认同许寿裳所言“迅”是“迅速”的意思。(22)

1948年，侯外庐在《鲁迅其名索隐——鲁迅之名是否标志他的道路？》中这样解释“鲁迅”笔名的来源：“‘鲁’为鲁迅母亲的姓氏，此无大疑，‘迅’字据《尔雅》云：牝狼，其子獥，绝有力，迅。”(23)“故‘迅’古义为牝狼的狼子有大力的一个。‘鲁’字既取母姓，则鲁迅二字实义亦可解为母亲生的一个大力士”。接下来，他广泛征引了《论语》《说文解字》《孟子》《诗经》来解释“迅”的含义：

獥即激字，从犬言兽性，从水言水性，字即孳乳而为激烈义。《论语》云：

“迅雷风烈必变。”迅烈即激烈。说文，应玚驰射赋：

“嗟激迅而难迫。”

激迅乃同义语。《孟子》云：

“譬乎水，激而跃之，可以过山。”

“激言水力之不可抵抗，今之语汇仍有‘激力’二字连用者。”(24)

他由此得出：“‘迅’之性獥或激，即近人类社会术语上的‘*左*倾’主义”。当然这个“*左*倾之左，非左右之左，乃顺逆之逆。”他结合中国思想史的传统，认为在历史的关键性转折时期“若一味以右行去迎合因袭，当然便成了保守的一派。而反之逆行*左*倾*，把一切偶像打破，和古旧传统的礼教，天经地义的名常，作反抗斗争，以革故鼎新，以推陈出新，则在历史发展上而言，谓之进化，谓之革命，但创造者或开风气之先者，就要被目为旧社会的二臣叛徒。”因此，他认为鲁迅的“迅”字，就是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之义，由此也证明瞿秋白所论正确不移。(25)

另外，侯外庐认为“鲁迅在文学中，发挥了对*反*动者的最高憎恨情绪，自然亦有‘迅’义”。鲁迅作品中，“对儿童常象征着光明与进步，对母性象征着被压迫者的善良与慈悲。”“他以男性代表了一种旧社会的权威，或象征了一种伦理的因袭，而以女性代表着善良人性。故他笔名不曰‘周’迅，而曰‘鲁’迅，不从父族而从母系，正亦取义于一般的博爱。”“‘鲁’字言爱，而‘迅’字言憎”，这 “颇合于他的前期人道主义思想的”。(26)

侯外庐关于“鲁迅是狼子”，是“二臣叛徒”等思想明显受到了瞿秋白的影响和启发，而他对“鲁迅”笔名的疏证和阐发，则是他此前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延续。1950年，侯外庐在给西北大学师生的演讲中进一步阐发了“鲁迅”这一笔名的意义，认为“迅”并非“跑得快”之意，而是取其“最野性最激烈的意思”。而且，“这也不能从家庭关系上去了解，而是应从中华民族的母亲生了‘骨头硬’的典型儿女去了解”，“由小可以见大”，这一点正是鲁迅“生平关键处”，说明鲁迅“开始就和中国历史的发展相呼应”。(27)

侯外庐对鲁迅笔名的解读引发了学者的尖锐批评，王瑶认为“单就‘迅’字的训诂来阐发他的思想，是很冒险的事情。”这种讨论“属于一种内容以外的‘无聊的枝节’”。以查《说文》《尔雅》训诂起来，“反而容易妨碍作品力量的集中的。”(28) 语言学家周定一在《对侯先生演说辞的一点意见》中认为，侯外庐运用的是“拆字或猜谜式的历史方法”，是“违背了历史唯物论的法则”(29)的。袁良骏在《当代鲁迅研究史》中也将其批评为“牵强附会，繁琐考证的倾向”。(30)

对于侯外庐何以对鲁迅笔名作如此研究，王瑶的看法非常准确。他说：“为甚么侯先生会想到由《尔雅》来给鲁迅的名字做训诂呢？我想那原因是因为侯先生是治思想史的，对章氏遗书的研究颇有心得，他自己著作中引用得就不少；又因为重视鲁迅在中国近代思想斗争史上的业绩，因而想到鲁迅曾跟章太炎治过小学，遂在文字训诂这一点上引起联想来了。(31)正是由于其中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使他谙熟中国古代典籍，又重视鲁迅在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因而有了上述研究结论。

从当时的争论来看，学者们对侯外庐用训诂、考证的方法来研究“鲁迅”笔名并不赞成，但对侯外庐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本身的判断还是比较肯定的。周定一就认为，侯文“阐明了鲁迅革命的韧性，又详细地分析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这些都说得很好”。但是，“可以不必把这种*革*命韧性勉强附会到《尔雅》上去，因为一个作家的笔名跟他的思想和艺术并没有必然的意义关系。”(32)虽然侯外庐对“鲁迅”笔名的考察确有过度阐释之嫌，但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发掘出这个笔名的丰富含义，并从中国思想史的视角解读出该笔名是为了对抗中国封建统治，突显鲁迅“不循正统”的反抗精神与*革*命的人道主义情怀，这对于理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并非没有意义。当代有学者就认为，“首署于《狂人日记》的笔名‘鲁迅’，如果按照侯外庐的解释，是有助于理解作品主旨的。”(33)

总体来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侯外庐结合中国思想史中的“*异*端”思想来研究鲁迅，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他对此只是做了“提纲式”的简单论述，未能充分利用其中国思想史的学养背景来系统阐发鲁迅和中国*异*端思想家之间的继承关系。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仅散见于他发表的几篇文章和思想史论著之中，有些观点则是在参加鲁迅纪念会或是与师生、朋友的学术交流中提及，未能对这一谱系脉络进行详细、完备的研究论述，这是非常遗憾的。

二、“拆散时代”的“问题”及意义

《阿Q正传》是侯外庐研究鲁迅思想时最为关注的一部作品。他说“《阿Q正传》是鲁迅前期小说创作中最成功的杰作之一。它不仅标志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而且反映鲁迅前期的历史观、哲学观。”(34)

侯外庐对《阿Q正传》的研究始于1941年撰写的《阿Q的年代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将阿Q的时代命名为“拆散时代”。“拆散”一词是他最初在学习列宁著作时接触到的。”(35)列宁评价农民战争是拆散有余而建设不足，侯外庐初接触到这个概念时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在他看来，“‘拆散’，只包含摧毁的意思，并不包括建设的含义。这是对农民战争非常准确的理解。我实在找不到能概括只包含摧毁，不包括建设的两方面含义的字眼，足以代替‘拆散’一词。因此，明知别人都不爱用，我还是长期地沿用下来。”(36)所以，“拆散时代”是侯外庐研究阿Q所处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用以概括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状况。

侯外庐认为，《阿Q正传》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拆散时代”的重大“问题”。列宁曾高度赞扬托尔斯泰“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最该死的问题，光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给了我国*自*由*派（以及*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界千篇一律的空话、陈腐的谬论以及闪烁其词的‘文明的’谎言以当头一棒。”(37)侯外庐深受列宁观点的启发，认为鲁迅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无畏地”提出了这个时代“最棘手最讨厌的问题”(38)。他说“阿Q是拆散时代的现实主义的图画”(39)。鲁迅通过这部作品，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塑造了阿Q典型形象，提出了中国重大的时代课题，即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统治，但如阿Q此类农民却从未受到任何积极影响。在鲁迅笔下，他们仍然是愚昧、落后的形象，旧制度和旧思想仍然束缚着国民的心理。这些都使鲁迅“忠实勇敢地疑问起来，疑问不是question么？”这里，他已经将“问题——question——阿Q”关联起来。到1950年在西北大学的演讲时更明确地提出“阿Q”的命名来自于英文词Question的首字母。因为阿Q代表的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时代提出的巨大问号。只是没有直接用“？”而已。(40)

关于阿Q名字的考释，历来有“辫子说”(41)、“影射胡适说”(42)、“阿鬼说”(43)等几种观点。侯外庐的“Q即Question”观点让人眼前一亮。他认为“阿贵”、“阿桂”等名字不能表现出问题意识，而“阿Q在供状前画押时不是在那里画圈圈画成了瓜子形么，不是暗示了‘Q’或‘？’么？不是一个大问号，一个Question么？他要努力画得更圆，其实就是他要大大地提出这一个问题。”(44)侯外庐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仅四天之后，周作人就撰文提出了不同看法：“侯先生说，阿Q这名字取意之所在，由他猜测，以为鲁迅先生大概是取英文‘问题’的头一个字母，但他没有直接地用‘？’而已。这解释得很好玩，但决不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是反对英文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这似乎是一个问题。不过据他自己说，便只为那Q字有个小辫子，觉得好玩罢了。”(45)王瑶也认为侯外庐“有点钻牛角尖”(46)，并说如果“让学生从这些地方去认识鲁迅，是只能增加一些‘无聊的副作用’的”(47)。

虽然学者们对侯外庐的观点褒贬不一(48)，但正如他早年撰文所指出的：“我们虽然不能直接猜谜似的说Q即Question的简称，但在意义方面，谁也不能否认这一个拆散时代的图画周围的整个历史问题被鲁迅抓住了。”(49)在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史》(50)和1979年为《鲁迅研究年刊》写的《祝贺与希望》一文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自己提出“Q是英文‘Question’（问题）的第一个字母”并非“望文生义”，他是“解剖了《阿Q正传》本身的思想内容，才做出的结论，并不单纯是从‘阿Q’名字上做文章。”(51)侯外庐认为鲁迅之所以给阿Q选择这个名字，是想通过这部作品反映“中国社会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例如阿Q本身有没有弱点？如有，如何改造？这就是所谓‘国民性’的问题。为什么阿Q欢迎辛亥革命？为什么地主豪绅‘相约去革命’？为什么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为什么阿Q终于死在地主豪绅的枪弹之下？……等等。读过《阿Q正传》的人不约而同地会思考这许多有意义的问题。”(52)鲁迅提出了时代的大问题，并把它加以深化，但在当时还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即便如此，侯外庐仍然认为鲁迅能提出这些问题，就说明他“比同时代的作家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鲁迅抓住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以完美的艺术手法把它诉诸于读者之前，促使人们去思考，鼓舞人们去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正传》、《故乡》等作品，堪称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53)侯外庐的表述虽然还留有毛泽东时代的明显印记，但已并非单纯从阶级或*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看待《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而是提出了作品中所蕴含的反省国民弱点、改造国民性等重大思想启蒙话题。这样，他所提出的鲁迅小说“堪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点，有可能为后来王富仁提出《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提供了某种灵感。(54)

侯外庐的《阿Q正传》研究是他整个鲁迅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如学者所言，他“提出的阿Q年代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对阿Q所处历史时代的深入分析，有益于阿Q典型研究的深化，使这项研究被赋予强烈、厚重的历史感。后来的研究家们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向前，对阿Q的历史时代作了更为深厚的分析。(55)他关于阿Q取自“Question”的说法也成为众多阿Q命名说中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说法，“《阿Q正传》反映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却是无可置疑的。”(56)

（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校园内鲁迅雕像）

三、马克思主义立场下的鲁迅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派在鲁迅研究史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马克思主义学派鲁迅研究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冯雪峰、陈涌等人一样，侯外庐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研究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武*器”连接起了政治与鲁迅文艺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注鲁迅早期宣传自然科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朴素唯物论观点，并认为这是鲁迅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端和前提条件；第二，关注鲁迅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认为革命实践活动是促成鲁迅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

侯外庐认为“五四”时期的鲁迅秉持进化论观点，还未受到无产阶级理论的激发，没能找到改造旧社会的正确途径，但是其早期思想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这是一个曲折迂回的深化阶段。特别是鲁迅早期科学爱国思想和个性解放思想，夹杂着一些唯物论倾向。侯外庐注意到鲁迅早期论著《说鈤》《中国地质略论》中明确提出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也注意到鲁迅1907年在《人之历史》中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阐述，并肯定海克尔《人类发展史》《宇宙之谜》中“发展”的观点以及反封建迷信的功绩。《科学史教篇》中“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渐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浩荡而未有止也”(57)的思想，证明鲁迅看到了西方社会与科学革命的联系。但侯外庐认为“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鲁迅也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他早年宣传的进化论只是生物学中的一种科学体系，它并没有揭示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特别是在社会历史方面，它是无能为力的。它并不是哲学”(58)。因此，侯外庐主张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鲁迅的早期思想。他说鲁迅早期“介绍尼采的超人学说与叔本华的意志论的某些观点，又加以改造，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个命题并不准确，但它有一定的进步历史意义。因为鲁迅力求运用他去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并唤醒沉睡中的人们。他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追求救国的真理，不做庸庸碌碌的混世主义者。因此，我们既无必要把这个命题说成是唯物论，同时也不要否定其积极的历史意义。”(59)

总体来说，侯外庐对鲁迅早期思想的评价较为客观，既看到其中的局限性，又不否认其积极意义。他说鲁迅的早期论著“带有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自发唯物论倾向，同时也有唯心主义杂质”，这说明早期鲁迅“正在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还没有成熟。”“如果说早期的鲁迅有完整的唯物论思想，这和历史的实际并不相符。”(60)

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鲁迅前期思想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对于社会的改造更多是出于“呐喊”和“彷徨”的方式，而后期随着他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与工农阶级频繁接触，经历过各种实践活动，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鲁迅前后期思想转变，瞿秋白曾作出经典阐释，“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61)，这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鲁迅思想转变的基本判断。然而具体到鲁迅思想转变的契机，侯外庐、冯雪峰、陈涌等人的判断稍有不同。冯雪峰认为，“由于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叛变，阶级斗争更尖锐，资产阶级跟着国民党跑了，阶级关系起了变化，因而也促使鲁迅的阶级立场、世界观发生了变化。”(62)陈涌认为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时空虚、彷徨、孤单，无所适从，还没有能够新的革命力量结合起来。“一直到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更具体地说，一直到1929年左右，才开始有根本的改变。”(63)而侯外庐认为鲁迅的思想于1926年就开始转变。他说：“据我的研究，鲁迅的思想转变开始于‘三一八’，这时他被免去教育部佥事。和他的学生直接参与了实际政治运动，而非即在‘五四’时代就跳出‘彷徨’。”(64)这说明，侯外庐特别重视政治实践活动对鲁迅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目睹独夫蒋介石挥舞屠刀，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推动和教育下，鲁迅联系实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使得他确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65)因此，他把鲁迅的思想看作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且认为鲁迅思想的发展，“体现着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发展和深入”。(66)

侯外庐把鲁迅思想置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看，认为革命和战斗的精神贯穿鲁迅一生，这是对鲁迅精神非常准确的评价。但他对鲁迅革命观的发展过程估计得过于乐观，没能充分认识到其内在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当然，这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学人的政治、革命立场所决定的。

王富仁在评价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时说：“这一流派主要侧重于鲁迅思想方面，它第一次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并试图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为鲁迅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提出了鲁迅思想的性质问题、社会根源问题、历史作用问题、前后期思想变化问题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这是迄今为止的鲁迅研究都在关心着的问题。”(67)这是包括侯外庐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鲁迅思想研究的重要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经典地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其思想的阐释和评价。

结语

侯外庐的鲁迅研究虽然算不上系统和深入，但他所提出的某些见解已经成为鲁迅研究学术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他从40年代起即重视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关联，启发后来者更深入地认识和研究鲁迅思想中的传统资源。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观、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并联系中国*革*命来阐发鲁迅思想，重视鲁迅的叛逆精神、战斗精神和社会实践精神，并对鲁迅的笔名，阿Q的命名及年代问题以及《狂人日记》《故乡》等作品做出自己独特的阐释。作为专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他努力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去把握鲁迅思想，将鲁迅思想置于人民*实*践*斗*争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来考察其重要贡献。他把鲁迅看作连接中国近代思想和现代思想的桥梁，从思想史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当然，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使他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中也有一些偏颇、不甚客观的认识，这是必须要承认的。

侯外庐曾直言：“文学家并不了解鲁迅的作品……由于鲁迅先生是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所以，单纯从文学或艺术的角度是很难理解他的。”(68)因此，他偏重于从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的角度研究鲁迅及其作品。他把《阿Q正传》当作“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料”(69)，将《狂人日记》看作“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创，是讨伐封建思想的一篇战斗檄文”(70)。他甚至说鲁迅后期杂文 “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芒”(71)。他从鲁迅的世界中拎起了思想的骨架，却剔除了文学的血肉。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努力呈现出“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以探求真理的战斗不息、锲而不舍的崇高形象，”(72)却很少关注鲁迅的世界中那些极富个性而又极其深邃的生命体验。可以说，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学人一样，虽然提高了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对鲁迅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却没能回到真实而又丰富的鲁迅那里去。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学术史视野中的陕西鲁迅研究”（13J039）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董大中、郭汾阳、王峻峰：《鲁迅与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92页。

（2）侯外庐：《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7月。

（3）阎愈新：《记鲁迅先生在西北大学讲学》，《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侯外庐（讲），刘承思（记）：《从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鲁迅并怎样向鲁迅学习》，《新西大学习报》，1950年11月1日。

（5）张宣《学习老科学家的治学经验——侯校长谈话介绍》中说：“补课当然是有困难的，但这里有一条一般的，也是最重要的经验——鲁迅的‘韧’字。‘韧’是牛皮条、顽固劲，缠住不懂的问题死不放。”参见《西北大学校刊》，1952年12月号。

（6）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00页。

（7）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00页。

（8）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影印版），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33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第788页

（9）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第489-496页。

（10）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634页。

（11）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97页。

（12）侯外庐：《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原载于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22日，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2页。

（13）侯外庐：《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2页。

（1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1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17）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8）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5页。

（19）鲁迅：《致宫竹心》，《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

（20）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21）参见高信：《鲁迅笔名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3-47页，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22）侯外庐曾说：“对于‘鲁迅’这一笔名的理解，我既有索隐的根据，便确信瞿秋白的论断是正确不移的，而不同意鲁迅另一位朋友许寿裳先生的解释，（许寿裳先生此前有文章言及“迅”即快的意思）”见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91页。

（23）侯外庐：《鲁迅其名索隐——鲁迅之名是否标志他的道路？》，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7日。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6页，

（24）侯外庐：《鲁迅其名索隐——鲁迅之名是否标志他的道路？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6-407页。

（25）侯外庐：《鲁迅其名索隐——鲁迅之名是否标志他的道路？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7页。

（26）侯外庐：《鲁迅其名索隐——鲁迅之名是否标志他的道路？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9页。

（27）侯外庐：《从鲁迅笔名到“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鲁迅并怎样向鲁迅学习》，《光明日报》，1951年1月26日。

（28）王瑶：《关于鲁迅笔名和阿Q人名问题》，原载《光明日报》1951年2月20日，引自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0-137页。

（29）周定一：《对侯先生演说辞的一点意见》，《光明日报》1951年2月20日。

（30） 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7-48页。

（31）王瑶：《关于鲁迅笔名和阿Q人名问题》，原载《光明日报》1951年2月20日，引自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7页。

（32）周定一《对侯先生演说辞的一点意见》，《光明日报》1951年2月20日

（33）参见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第六章《笔名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

（34）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91页。

（35）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93页。

（36）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93页。

（37）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版，第23—24页。

（38）侯外庐：《阿Q的年代问题》，《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10月28-29日。

（39）侯外庐：《阿Q的年代问题》，《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10月28-29日。

（41）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42）川岛：《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人民文学》，1957年Z1期。

（43）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

（44）侯外庐：《从鲁迅笔名到“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鲁迅并怎样向鲁迅学习》，《光明日报》，1951年1月26日。

（45）周作人：《鲁迅与英文》，原载《亦报》1951年1月30日，署名鹤生，引自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八十心情》，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46）王瑶：《关于鲁迅笔名和阿Q人名问题》，原载《光明日报》，1951年2月20日。引自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5页。

（47） 王瑶：《关于鲁迅笔名和阿Q人名问题》，原载《光明日报》1951年2月20日，引自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7页。

（48）如戈宝权在《谈<阿Q正传>的世界意义》 中认为侯外庐的这个观点是很有新意的。见《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24页

（49）侯外庐：《阿Q的年代问题》，《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10月28、29日。

（50）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第495页。

（51）侯外庐：《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7月。

（52）侯外庐：《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7月。

（53）侯外庐：《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7月。

（54）侯外庐的《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发表于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所编的《鲁迅研究年刊》上，当时王富仁正在西北大学攻读鲁迅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应该看过此文。

（55）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1-192页。

（56）闵抗生：《巨人的足迹 ：鲁迅前期作品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57）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11月第1版，第25页。

（58）侯外庐：《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7月。

（59）侯外庐：《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7月。

（60）侯外庐：《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7月。

（6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62）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94页。

（63）陈涌：《鲁迅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22页。

（64）侯外庐：《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22日。本文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1-402页。

（65）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第495页。

（66）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第489页。

（67）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46页。

（68）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99页。

（69）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96页。

（70）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第493-494页。

（71）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第496页。

（72）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629页。

作者简介

姜彩燕，陕西榆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鲁迅儿童教育思想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疾病与20世纪中国文学”、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学术史视野中的陕西鲁迅研究”，曾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丁永杰，陕西延安人，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