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五博论|163

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秦汉）

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自“商鞅变法”滥觞，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构成了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它历经秦西汉的鼎盛、北朝隋唐赖“均田”“府兵”及“租庸调”的再造复兴和明代“配户当差”为特色的最后“辉煌”在两千年的历史舞合上表演不同凡响。作为马克思所云“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典型体现的编民耕战模式，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尤以徭役、兵役沉重，故特名“耕战”其目标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本质又在于摈弃责族私人领属，与郡县官僚制配套，构建藉授田、户籍、赋役直接控制役使全体百姓的国家农奴制秩序，进而为君主专制集权提供最大化的社会平合及经济资源。该模式以授田或均田暂时解决地主经济自身的“瓶颈”难题，充当着专制皇权与农民间直接统制、隶属的政治 “链条”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延续发展和古代重大工程营造等，厥功甚伟。该模式下“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及强制析产分户，往往带来“逃户”脱籍、人口与资源失衡等。藏富于国客观上也容易助长君主及官僚的权力膨胀或滥用徭役，进而酿成暴君祸害天下和官民极端冲突，增大帝制国家的风险系数。其 “公权力”被滥用等缺陷，又需要兼容型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为其寻求出路。

作者吸收有益成果，进而认为，自“商鞅变法”滥觞，基于授田、编户齐民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即奠定“秦政法”的基石，构建起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亦不失为从国家与社会层面进_步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真谛的“钥匙”

一秦汉时代：耕战体系的确立

长期以来，因史料欠缺，学界探讨秦汉二十等爵、授田及其与编民耕战的相互联系，尚若明若暗。前揭《商君列传》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恰可彼此补充，相得益彰。不难窥知，“商鞅变法”所奠定的制度及政策至少包含什伍编制、强制析产、授田、颁二十等爵、奖赏耕战及抑制工商等五六项内容。基于五六项内容建立的，以往都被学界视为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改革措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从临民理政的角度看，上述变法或改革措施的要害本质又在于：西周式领主制所包含的地权与治权相分离，体现帝制郡县官僚机器直接临民的“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的问世与确立。尤其是参照《二年律令》等，可让我们获取关于编民耕战模式的一系列重要认识。其中，授田是基础，“编”为户籍组织，“耕战”体现赋役义务，“军功爵”及强制分户充当保障手段，富国强兵又是政治目标。由授田制、编户齐民和二十等爵构建起来的编民耕战模式或秩序，意味着与地主经济形态相伴随的帝制郡县官僚机器临民理政主导方式的奠定，实乃秦汉帝国的基石与支柱。这正是“商鞅变法”高于同时代其他诸侯国改革的划时代意义所在。

授田制

—般认为授田制始于战国④。《商君书》中已出现“制土分民”，“为国分田”，赏军功爵且赐田一顷，宅九亩⑤。秦始皇曾“使黔首自实田”，实乃承认百姓实际占田，且秦制自大庶长到公士皆享岁俸。真正把授田制与二十等爵制结合起来且能见之于传世法令的，毕竟是在西汉。

张家山汉简《户律》明文规定：农民若把所受田宅赠人和买卖，不得重新授田；买卖土地要由基层官吏办理相关手续，乡啬夫、田啬夫等主管小吏拖延不办者要受罚，说明国家法律对土地买卖的保护和支持。但《二年律令》又载“田不可垦而欲归，勿受偿者，许之”，整个授田过程和“田不可垦而欲归”，似显示帝制国家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允许农民买卖只反映其占有权。就是说，汉代授田制中“田不可垦而欲归”和允许农民买卖等条文，意味着汉代土地国家所有和私有的二重性，亦即所有权和占有权的相对分离。“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穑积，习战阵之事”。授田制及户籍、耕战军功爵的捆绑实施，表明土地制度已从领主井田共同体过渡到国有和地主占有二重体制，也使受田编民部分带有了国家农奴占田的色彩

编户制

(2)“编”为户籍组织

所谓“编”，即一概编入国家户籍，故称“编民”“编户”。在法律上，“编民”的平民身份整齐划一。虽然在“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方面没有平等可言，但毕竟是整齐划一地编制户籍，整齐划一地直接隶属于帝制国家，整齐划一地强制析产分户及实施什伍连坐，故又曰 “齐民”。杜正胜言：‘编户齐民’就是列入国家户籍而身份平等的人民”，就是“严密组织下的国家公民”④。此“公民”大抵指战国以来国君或帝制国家直接管辖的百姓⑤。

凡适龄男子都必须“傅籍”，即登记名籍，作为服兵役和徭役的依据。“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⑥东汉末徐幹说：“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民数周，为国之本也”⑦。户籍制作为“控制和管理‘公民’的一项主要制度”⑧，关乎编民耕战的秩序结构，充当“分田里”、“令贡赋”、“起田役”和“作军旅”的前提。前述西汉授田，更以严格的户籍制度为先决条件，依名籍授田，循名责实，有名于上，则有田于下。 “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不著名户籍、冒用他人户籍、或代替他人占田者，不仅要收回土地，而且要受到强制戍边二年的重罚⑨。这里，户籍与授田连带执行，密不可分，授田对象必须是国家的编户，授田既是编户可享受的权利，同时也是其纳税服役的物质依据，编户进入官府户籍且领受来自国家的土地，纳税服役也就是天经地义。在这个意义上，户籍和授田共同构建起“编民耕战”的基本框架

耕战

(3) 耕战”体现赋役义务

“耕战”之“耕”，既是编户的农耕职业，又指编入户籍而授田的编民承担的赋役。即需缴纳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的田租，人头税含120文的算赋及23文的口钱，丁男每年服劳役一月①。睡虎地秦简的《徭律》居《秦律十八种》之一，其《法律问答》又规定：盗采不值一钱的桑叶，就要遭受服徭役三十天的处罚②。同时奖励男耕女织和“勤劳本事”③，“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免除徭役。又抑制工商“末利”，不惜以没为官奴婢之苛法，惩罚从事工商而贫者。周振鹤说：秦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即 “农本思想”，原宗子云：秦国实行的是独重农耕的“大田谷作主义”④，都是对编民耕战以农耕为本的很好阐发。

“耕战”之“战”，是指丁男须充任一年“正卒”和一年“戍卒”或“卫士”⑤。所谓“丈夫从军旅”⑥，是也。秦西汉的编户齐民“构成国家武力骨干”⑦。又奖赏军功以上爵。“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⑧ 奖励耕战的功用在于：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⑨；“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瑡^这里的“死”和“力”，就是奖励耕战政策下编民为国家履行的义务或价值所在。

军功爵

(4) “军功爵”保障手段

关于秦、西汉以皇权为核心的“军功爵”制的爵位等第，后人通常把列侯、关内侯、大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二十等，或分为公乘以下八等为民爵，五大夫以上十二等为官爵瑏；或分为侯、卿、大夫、士四大等级瑣；或简单分为高爵、第二、低爵三级差*。睡虎地秦简《军爵律》云：“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反映按军功大小作为主要标准赐爵。汉高袓五年（前202)颁诏：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承认原有的爵位田产，

综上，“军功爵”编民耕战为商鞅所开创，秦、西汉相沿当作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它以授田为基础，“编”为户籍组织排列，“耕战”体现赋役义务，二十等“军功爵”及强制分户充当保障手段。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等层面，重在强权管制，划一编制五口之家，国家直接统辖编民，直接向编民课以赋税、劳役和兵役，产业上重本抑末，政治目标则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其授田适时实现土地与劳动者的结合，藉此缔结了帝制国家与编民间统辖、被统辖的政治契约以及相应的编民耕战秩序。就是说，编民耕战模式或秩序，实乃秦汉帝国的基石与支柱，也支撑着连绵两千年的“大一统”郡县制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所奠定的“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很快成为秦翦灭群雄、完成帝制大一统的制胜法宝。如蔡泽所云：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力田穑积，习战阵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贾谊也说：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嚢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从政治军事成效看，编民耕战模式以“国富兵强”为目标，“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④，手法上仰赖行政强权，重在能够集中财富和军力于国家，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或军国主义。 在与商业、手工业发达繁荣，“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⑤的齐国等关东诸侯国争雄之际，秦国所据关中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固然落后于齐、魏等，但因齐国的政策是农工商多种经营和较自由发展，基本上是藏富于民，先富民后富国。秦国则采取编民耕战以富国强兵的策略，形成了藏富于国和集中财力人力的举国体制，进而抓住了古代战争中兵员和粮食两大关键。又兼秦编民耕战模式下“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齐国民众则容易沉湎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蹌跑”， “怯于众斗，勇于持刺”。秦翦灭六国和实现空前的大统一，实乃商鞅“军功爵”耕战模式与齐国“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博弈对决，也是藏富于国和集中财力人力的举国体制与藏富于民，先富民后富国模式对决并取得胜利的结果。秦国运用编民耕战模式，将关中及巴蜀农业发达的地缘优势悠久传统发挥到极致，在与齐国等对决中扬长避短，优多劣少。基于这样的模式及民风等差异，最终结局注定是秦战胜了齐等关东六国，进而完成大一统。这就是历史的法则，任何力量都难以抗拒。

秦帝国夭亡以后，商鞅开创的编民耕战模式仍较长时间地充任后世治理国家的主导。取代秦朝的西汉，虽初期一度施行“黄老政治”，一度纵容私人工商业发展，但仅是作临时调适或某种补充，编民耕战模式依然处于主流和鼎盛。西汉帝国得以集中控制数以千万计的人力、财力和军队，着手从事秦帝国未尽的功业。特别是汉武帝黩武开边，主动出击匈奴和经营西域及西南夷等功业，可与秦始皇媲美。所依赖的也主要是秦汉“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

晁错所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大抵为编民耕战模式下户籍、赋役和授田的秩序梗概。如前述，秦汉的徭役同兵役相联系，男子一生中一年充本郡“正卒”，一年充“戍卒”戍守边疆或充京师“卫士”。 “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孃”，正是秦西汉兵役与徭役皆出于编民的写实。元光二年（前133)六月，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元朔五年（前124) 春，“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元狩四年（前119)夏，“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上述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匈奴等，征用调集兵卒动辄十万、数十万，除部分招募外，依赖的主要是编民的兵役。而元光三年（前132)五月，“发卒十万救决河”，又是兵卒从事工程劳役。换言之，汉武帝黩武开边及修河，应用的“法宝”同样主要是秦汉“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及其征调兵民。因秦皇汉武竭力推动，秦西汉“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达到了鼎盛。它不仅成就了缔造秦西汉集权统一帝国的伟业，还长期作用甚至较多主导两千年传统社会。尤其是在北朝隋唐和明代实施六七百年，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