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很早就在文学作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诗经开篇便是两声鸟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此为中国文学揭开了一副极为生动的人与自然的画卷。但作为较早出现的对鸟类声音的描述，《诗经》时代的鸟类言语只能称为“鸟言”，即单指鸟鸣行为。
《诗经》中华书局版
古人很早就认为鸟类有语言，只不过与人类不可以相通。在中唐以前，诗中出现对鸟言的描述大多单指鸟鸣行为或揣测鸟类心思，将其内容翻译成人语。如欧阳修所谓“鸟言我岂解尔，绵蛮但爱声可听。”
但在中唐以后，逐渐将鸟鸣视同在与人类说话，直接记录成人类语言。如宋之问“猿啸有时答，禽言常自呼。”可以说，在中唐以前，出现鸟言的诗是在说“鸟类的方言土语”，而从中唐以后开始萌芽，到北宋才正式成立的“禽言”是想象鸟儿“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
杜鹃鸟
唐诗对于鸟类刻画的深度，以及由此而展现的人鸟之间关系之密切，都远超于前代。如对鹧鸪和杜鹃的描述，唐人只要提起鹧鸪，总未免动情，这种情绪是哀伤的，这无疑与唐人见到鹧鸪总是在路途中有关，因此鹧鸪时常被用来抒发旅愁、离愁或相思之愁。如稼轩名诗“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包括杜鹃的“思归”之意也是如此。
鹧鸪
鸟类言语的意象变化，既是一个时间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空间过程。从时间来说，变化主要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中唐以后诗人活动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逐渐迁徙至南方，这也是禽言诗产生的重要原因。鹧鸪本是南方特有的鸟类，唐人的鹧鸪诗几乎都是在南方、或想象南方而作，其意象特别与今湖南、江西一带有关，因此才会有“楚客天南行渐远”、“湘江暮雨鹧鸪飞”等诗句。因此也就出现了借以禽类的言语常表达思归和离愁。
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对鸟类友好的人，碰到一只陌生的鸟飞进房间，心情多半会感到惊喜。然而汉初洛阳人贾谊谪居长沙，有一只在北方少见的鵩鸟飞入他宿舍，他非但没感到惊喜，反而认为是“异物来卒”，觉得不详，赶忙著《鵩鸟赋》以自广其寿。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北方诗人对于鸟类的基本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直至唐前期对鸟类也没有更深的观察。
贾谊画像
到了唐后期，诗人迁居南方，当人与鸟的生活空间重叠得非常厉害时，在诗作中就写出了南方迥然有别于北方的人鸟关系。安史之乱中迁居南方的诗人杜甫，就有在蜀地咏杜鹃的诗。自此以后，来到南方的诗人们对鸟类日趋友善，不再像贾谊那样满怀忧惧。正因为如此，中唐以后的诗人越来越多地表现人鸟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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