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作为一个问题，存在很长时间了。

从黑格尔到德里达，不少西方学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传统只重视现实经验世界，并不喜欢思考形而上的超越性的东西，是一个强调实用主义的民族。比如德里达在2001年访问中国时与王元化就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进行了对话。

“我们在就餐时，他（指德里达）说了一句： ‘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句话一说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他马上作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含有褒贬，而哲学和思想之间也没有高低之分。他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话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

他的解释是：西方的哲学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它的源头是希腊。其实在他以前，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也曾经说过中国没有哲学，孔子的《论语》只是道德箴言，因为其中没有思辨思维，甚至也没有严密的逻辑系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并无哲学这一学科之名，中国古代与西方哲学大体相应的是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道学、清之义理之学等。现今所用的哲学一词是借用了日本学者西周对西方哲学的翻译。所以从学科建制上来说，哲学确实是产生于近代。

但从义理层面上来看，中国确实没有哲学吗？

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其实是由金岳霖先生提出的，即“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就是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即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性的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

“中国哲学的历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说法有不同的含义。前者肯定了中国是有哲学的，有一种特别的哲学传统即中国哲学，其哲学史研究要以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展开为线索依据，但后者则是以一种普遍的哲学如西方哲学为蓝本，看中国是否有相应的内容。

中国古代文献多有“传”、“记”、“说”、“解”、“注”、“笺”、“疏”等形式，皆是依古经典为主的诠释。古代没有学者愿意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学派，即使有新思想也是以修补老学派的面孔出现的，认为自己不同俗常的思想的要点不在于“新”，而是因为真正回到古代的“原本”。

如果以经学为主，则更多是历史，甚至多是哲学史，本不能算是哲学，只有以自己观点为主导了才能是哲学。

冯友兰先生相应于其“照着讲”、“接着讲”、“自己讲”学问三阶段，认为哲学要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冯友兰先生哲学史的工作特点在于，“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他实际上是用西方新实在论的视角为框架来看中国哲学。

这正是求“哲学在中国”路子的问题所在，无论是胡适以西方知识论的眼光整理先秦哲学还是冯友兰以新实在论整理中国哲学，他们找到的哲学都不是中国的哲学。

所以劳思光先生就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的考证著作”。

但不管如何，诸文化最终是相通的，是不矛盾的，因为无论哪个民族，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宇宙，此正是“东圣西圣，心同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