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低俗书刊在1650年都是拉丁文出版的，可1700年时，所有书中超过90%是法文书，到了那时，拉丁文已经是一种死语言了。在德语地区，拉丁文书的比例从1650年的67%降到1700年的38%，又继续缩减到1740年28%、1800年的4%。（《企鹅欧洲史6：追逐荣耀》）

（读书的妇女）

先说一说，17、18世纪欧洲“识字能力”爆发的基础吧。

一种曾经普及整个欧洲的语言，拉丁文。就这么在短短的200年内，成了“死语言”，确实让人难以置信。而代替拉丁文的，正是欧洲各国的“本国语言”，这不仅需要把拉丁文的书籍翻译成法文或者德文，更重要的是有着大量的识字人群，能够阅读这些书。

我们讨论欧洲的“识字率”，总有一个盲目的结论，就是认为整个中世纪只有牧师才会读写。实际上，因为相关资料的缺失，中世纪欧洲的文化状态是模糊不清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肯定的说，读写能力只掌握在教会手中。

首先要说的是，17、18世纪这200年的“识字率”激增，基础来自于中世纪。因为中世纪的某些城市，能读写的人已经很多了。《私人生活史3》中记载：“早在14世纪，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即使社会下层中也有许多人会写字。在佛罗伦萨，1340年，6—13岁的孩子，有45%—60%都上过小学……”

延续了1000年的中世纪欧洲，在10世纪之后就有了微妙的变化。因为从此之后，大量的商业性城市纷纷出现，随着商业发展带来的巨额财富，也让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城市中的人们不得不学会读写：查看货物清单、记账、签订贸易协议、写下借贷文件……都需要认识字才行。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城）

在教会的强力控制下，这种发展无疑是缓慢的。毕竟在传统教会眼中，掌握知识就可以解读宗教书籍，而这项权力必须牢牢掌控。

但是教会也并非完全阻止人们学习读写，毕竟也需要大量的补充神职人员。所以中世纪的欧洲人不仅能在修道院学习读写，也可以在城市中的大学学习——当然，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教会指定的知识。但是不管怎样，有了读写能力，就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另一个17、18世纪识字率激增的重要基础，就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对于教会的沉重打击，是毋庸置疑的。而宗教改革带来的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加强普通民众的读写能力。只有让更多的人能读会写，才可以自己学习《圣经》里的内容，而不是靠传统教会的解读。

所以从17世纪开始的200年时间，一场大变革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

（《企鹅欧洲史》中有详细的记载）

因为欧洲史料的系统性不强，我们只能先拿一些当时的签名资料（盟约、法院文件、结婚登记等）进行分析。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的100年中，法国男性的识字率从29%增加到47%，女性的识字率从14%上升到27%；在苏格兰，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男性识字率从25%提升到78%；英格兰，17世纪中期的男性识字率大概为30%，18世纪中后期到了60%以上。

再比如18世纪末，阿姆斯特丹87%的男性新教徒和69%的女性新教徒都能在结婚登记本上签字了，而在17世纪时，这个数据仅仅是57%和32%。在意大利都灵附近的农村，18世纪男性的签名率从21%上升到65%，女性的签名率从6%上升到30%。（资料来源于《企鹅欧洲史》《私人生活史》）

上面的这些数据有些枯燥，而且可能有人会质疑，签名能力并不能代替读写能力。确实，传统意义上说，会签名并不代表能读完一本书，更不用说写成一封信了。但是如果了解了当时整个欧洲地区的教育进步，就会少一些怀疑了。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教育进步的首要推动者是新教，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优先发展教育。为了能让所有信徒独立阅读理解《圣经》，从17世纪开始，教会慈善学校不断的发展壮大。

比如18世纪的瑞典，路德教派在政府的支持下，轰轰烈烈的掀起了教育普及运动。每个教区的牧师都承担起了教育本区教民的任务，受教育者会被定期检查阅读能力和教义的问答知识，不会阅读的教徒不能接受圣餐，也不能在教堂内结婚。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活动，让18世纪初的那段时间，瑞典人和芬兰人几乎都会读书了（但是只有少部分人会写字）。

1734年，仅仅是伦敦地区就拥有132所教会慈善学校，容纳了5000多名孩子（男童女童都有）进行读写训练。18世纪末的苏格兰，教区内的所有男女都宣称自己会读书，他们表示，如果不会读就不能完整的参加所有宗教活动，这是一种“羞耻”。

在教会的努力下，《圣经》不再是摆在牧师桌子上的珍惜物品。到了18世纪早期，它被大量的印刷，走进了普通人的家庭。而当时很多普通家庭都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一家人能坐在一起诵读学习《圣经》，成了最普遍的现象。

当然，读写能力的普及，依然少不了世俗的力量。

（商业性城市不断发展）

首当其冲的就是资产阶级，他们需要越来越多有文化的人。在商人们眼中，读写能力的提升，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圣经》。商业贸易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行业细分更明显，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某一行业投入更多精力时，商品质量和数量都会提升——这就意味着要拥有行业守则和经验的积累记录，读写能力是必备的。

就算是从最简单的地方来看，商业性城市的发展也少不了读写能力，比如各种店铺的招牌。1782年的一名游览者来到德意志的一个城市，他写道：“在这里，不时能见到连着的门上写着‘此处教育儿童’、‘此处修鞋’、‘此处出售外国烈酒’、‘此处操办葬礼’……”当一个城市的细分行业都认识到读写能力的重要性，教育的普及也就毫无阻力了。

促进人们热爱读写学习的另一个动力，就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书籍，不仅仅只有《圣经》了。

（读写越来越普及）

我们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来说明吧，1791年一位名叫詹姆斯·拉金顿的书店老板的日记记载：

“……在过去20年中，图书销量整体上已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从前，较为贫困的农民和其他乡村穷人度过冬夜的方式就是讲述巫师、鬼魂、妖怪之类的故事，现在他们靠听儿女们朗读……消磨冬夜，你要是进到他们家里，或许会看到《汤姆·琼斯》、《蓝登传》以及其他供消遣的书……要是约翰带着一车草料进城，他就得牢牢记住把《佩里格林·皮克尔冒险记》带回家，要是多莉去市场上卖鸡蛋，她也得受人之托买下《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历史》。简单的说，各个阶层现在都在阅读……”

这位书店老板的日记，比枯燥的数据统计更容易理解。不仅是城市中的富裕家庭，就连农村地区的人，也会在进城的时候购买书籍。大量的消遣文学和世俗读物不断出现，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导致人们掀起了一场“阅读革命”。18世纪中期，一位名叫约翰·拜尔的教士写道：“论上瘾程度，爱烟、爱咖啡、好酒、好赌的人都比不上书迷。”

宗教、商业和世俗文学的推动，让17、18世纪的欧洲“识字率”迅速增长。

（《堂吉诃德》类的经典小说不断出现）

书籍的不断普及，阅读人群的增加，又带来了新的商机。对于商人来说，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良性循环”了：热爱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从事写作的人就越来越多，新书也越来越多，能从中得到的利润更多了……

大型图书馆以及规模稍小的阅读俱乐部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比如18世纪末，伦敦至少有100个借阅型图书馆，英国的其他地区也拥有1000个借阅图书馆。就算是最底层的工人，也能廉价的拿到想看的书籍。

看看这场读写能力在欧洲普及的另一个证据吧。

1605年—1615年出版的《堂吉诃德》异常火爆，成了传奇文学的一个巅峰。到了18世纪，各类优秀小说更是目不暇接，以英国为例，1719年的《鲁宾逊漂流记》、1726年的《格列佛游记》、1740年《帕梅拉》、1749年的《汤姆·琼斯》……

熟悉欧洲文学史的人，应该还能举出更多的例子。在当时欧洲各个阶层，人们都养成了很浓厚的阅读兴趣——完全无法想象，200年前的大多数欧洲人连《圣经》都不会读。

那么，总结一下，到底是谁推动了这场读写能力上的大改革呢？新教的改革是最初的推动力，打下了良好基础；商业贸易的发展，让资产阶级意识到推动教育的巨大前景，所以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更多的普通人，在发现他们拥有读写能力之后，不仅能更好的赚钱，还能丰富业余生活，自然充满热情的投入了进来。

所以，这场变革，是一场全民变革，各个阶层都成了推动者和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