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夏民族的最初形成

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欧洲、北非、近东、远东、美洲同步发生了气候变冷，这标志着气候最适期的结束和后新世的开始。”（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由于寒冷天气的到来，曾经水草丰盛的亚欧大草原不再是牧业部族的天堂。为了部族的生存，这些已经拥有马车、青铜文化的早期民族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寻找更适宜的栖息地。其中，崛起于亚欧草原东部阿尔泰地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Seima-Turbino）文化就在这个时期，大举南下，进入了今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并与其邻近的甘青农耕文化相结合，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夏王朝的序幕。这一时期的“夏”，也就是笔者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中提到的“黄帝之夏”（或称“大夏”）。

根据《山海经·大荒北经》和《大荒西经》的记载，黄帝为北狄与犬戎的祖先。这里，从亚欧大草原南下的古族即可视为“北狄”之先，而居于甘青的农耕古族则可视为“犬戎”之先。通过对新疆小河墓地出土骨骸的体质学观测和遗传学检测，结果表明，当时新疆地区的种族构成已经十分复杂，既有包含来自欧洲和西伯利亚的遗传成分，也包括少量来自东亚和南亚的遗传成分。

从体质学的角度来看，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族群在古代新疆的分布极其广泛，而属于蒙古人种的族群则比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一些墓地已经存在两类人种共葬的状况，而考古材料又显示，高加索人种并没有大规模进入新疆以东的甘青地区。这种现象暗示，当时的甘青农耕民族与新疆的早期游牧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着通婚关系。因此，《山海经》把北狄与犬戎的祖先均归之于黄帝的记载，可以理解为原始的戎、狄二族在通婚基础上发展出了政治结盟关系，并由此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崇拜。

根据《国语》的记载，黄帝为夏后氏禘祭的最高神。这说明，夏与戎、狄之间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唐叔虞受封之地在夏墟，其所受之民为怀姓九宗。怀姓九宗，王国维谓即“春秋隗姓，诸狄之祖”（见《鬼方昆夷猃狁考》）。陈公柔援引大量例证亦指出：怀字古文亦作褢，怀姓九宗即媿姓九宗，原为鬼方之种姓（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由此可知，北狄为大夏故地之古族，而“夏”实亦北狄古族之自号。同时，据徐中舒研究，常常自称为”有夏“的周人也为白狄之种，这再次表明狄人有称“夏”的传统。那么，狄人的这种文化传统究竟蕴藏了什么秘密呢？

二、“夏”的本义解析

夏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历代学者曾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计有中国之人说（许慎《说文》）、大说（扬雄《方言》）、蝉说（叶玉森）、石室说（许同莘）、兽类图腾说（李玄伯）、假面舞蹈说（加藤常贤）、华彩说（陈剩勇）、野人说（何光岳）、翟鸟说（郑杰祥）、国名说（任继昉）、地名说（陈民镇）等诸种观点。

以上各种观点，究竟哪种比较合乎事实？结合如上对原始大夏人的分析，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大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时，加藤常贤的假面舞蹈说也接近于本义，其他各说则要么属于本义的衍生项，要么就是流于猜测，可信度较低。当然，传统的“大”说为古文用法，其义仍不甚鲜明。因此，我们有必要再进一步发掘夏字“大”说背后的意义。

在古代文献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夏”字与舞蹈、音乐有关的记载。如《左传》记季札观乐时说：“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又《孔子家语·论礼》说：“下管象舞，夏籥序兴。”象舞，《礼记·仲尼燕居》作“象武”，郑玄注：“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此外，《庄子·天下篇》还提到禹有《大夏》之乐。

　　早期的音乐、舞蹈与原始的宗教活动往往具有密切的关系。刘师培在解读《山海经》夏启之舞时就揭示了这一点，他说：

　　操翳、操环，即系乐舞；《九辨》、《九歌》，殆亦歌舞相兼之乐。盖夏崇巫风，夏启之舞即系以舞降神之事，故有嫔天之说。

这一解释十分有说服力。据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所谓夏，就是古代狄人因其有规模盛大的宗教活动而把自己视为文明伟大者的一种荣耀性自称。据此可知，夏乃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种族概念，也不是政治、地理概念。因此，当狄与戎产生联姻关系的时候，夏的文化概念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为古代戎族所接受。夏字的文化意义属性，很早就已为学者指出。如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指出：

　　划分“诸夏”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而不是地区、氏族。……当所谓“蛮夷”国家吸收“诸夏”文化，具有了“诸夏”国家的条件时，即可进入“诸夏”的行列，正如‘诸夏’国家在丧失其条件时，即被视为夷狄一样。

吾同乡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也说：

　　《经》言夷夏之辩，以礼义为限，不以地界而分。《传》言降于夷则夷之，进乎中国则中国之，倘如旧说分以地域，则降于夷者必徙而之夷，既无是事；进乎中国者，必进而据地。进而据地，灭人之国，方讨之不暇，反视同中国，又无是理。

以上分析，都是基于汉语文献而得出来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最初的狄人是从亚欧大草原而来的，从人类体质学来说以高加索人种特征为主。那我们能从原始狄人的兄弟族群中发现类似于“夏”字的用法吗？答案是有的。

三、“夏”与雅利安等词的同源关系

考察整个中亚、南亚、西亚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变动，笔者认为，夏与塞语的“Gara”、阿维斯塔语的“Airiya”、梵语的“rya”、藏语的“Rgya”当为同源词。

首先，从语音角度来看。著名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教授把夏字的上古音构拟为Graa（见《上古音系》），其音若缓读，则易变为塞语的“Ｇara”，继之若再擦化、弱化，则可出现阿维斯塔语的“Airiya”、梵语的“rya”的读法。至于藏语的“Rgya”，现为藏族对汉族的称呼，著名藏学家吴均在《论夏嘉同音与羌藏同源》一文中提出了其音出于“夏”的观点，也是比较可信的。当然，这里我们提到的音读相通还是粗略的，若要再做坚实的论证，当有待于历史语言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下面，再从意义来说。夏字有大义，藏语的“Rgya”也有广大的意思。阿维斯塔语的“Airiya”和梵语的“rya”是同源词，其意义为高贵或者是信仰正教的人。根据我们对夏字重新做出的诠解，夏字与二词的内涵显然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再看塞语的“Ｇara”，贝利（Bailey）根据8-10世纪的于阗塞语文书的记载指出，Ｇara是当时活动在南山一带的古代民族。贝利还提出，塞语的“Ｇara”相当敦煌古藏语文书中的*Gar，也相当于托勒密《地理志》中的吐火罗（Tochari）人。

吐火罗即大夏，《新唐书·西域传》有载。涉及到吐火罗一词，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自近代以来，吐火罗（大夏）研究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研究热点，但同时也出现治丝而益棼的窘境。造成这一困难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学者们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不当地把吐火罗（大夏）这一概念也做了跨学科使用，而各学科在使用时的内涵却并不一致。根据笔者的统计，吐火罗（大夏）一词在历史文献中有用来作地理、民族、政治实体名称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可以梳理的。但是，随着历史语言学、考古学的兴起，不少学者又把吐火罗（大夏）作为了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概念来使用。在跨学科研究时，最忌讳的就是概念的定义不精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概念都没有处理好，那么整个研究的基础又谈何科学呢？本文的核心论述范围是谈最初大夏人的出现以及夏的含义，关于吐火罗（大夏）概念的处理，笔者将另文处理。

把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夏人与雅利安人联系起来，这并非笔者首创。前苏联历史学家巴尔托里德（Barthold）也提过类似观点，他说：“从和阗东部地区发现的佛教文献的语言来看，吐火罗人似为雅利安族。”（见《中亚简史》耿世民译本）当然，建立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必须明确无论是“夏”还是“雅利安”，其最初都是一个与宗教有关的文化概念，与后来作为地理、古族、政治实体，乃至语言学、人种学、考古学概念使用的情况必须严格区分。

凡关注中印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印历史上存在大量的文化偶合性现象。比如二十八宿、原始的宇宙观、印度密教与道教和苯教的关系以及印度宗教对Mahācīna的神秘化现象，这些都是让许多学者感到困惑的地方。今天，当我们把”夏“与”雅利安“一词相对应，才会发现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对上述现象的研究，当须专论，方能深入。这里，笔者仅就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夷夏现象略作介绍。

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自称其祖先为“婆罗多”（Bhārata），故古代梵语文献亦称印度雅利安人为婆罗多人。及婆罗多人役属次大陆诸民之后，梵语文献乃把次大陆地区称为五天竺，其中的中天竺叫做Madhya-dea，佛教文献译为“中国”或“中土”，而称中原华夏之地为“东土”；此外，梵语也称中天竺为rya-dea，佛教文献译为“圣方”，其义与“华夏”类同。另外，在梵语里，与Madhya-dea相对应的词为Para-dea，汉语以中性之观念则谓《禹贡》之“荒服”，《大戴礼记》之“大远”，《说文》之“淫辟”，憎之则可谓蛮夷国。与rya相对应之文为anārya，意谓贱也、不洁也；或谓Mleccha，汉译作“蔑戾车”，“弥戾车”等，意思是野蛮人。这与汉语文献中的夷夏观念完全一致！

关于印度古代史的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笔者在三星堆研究中得到的一个认识是，没有中国先秦史的科学重建，要想把印度古史做到科学重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确立中、印两地在上古史上的特殊联系，则梵语文献的一些重要内容实亦可供中国先秦史利用。因此，中印古代史的比较研究，应是中国先秦史研究中不能绕开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亦将在适当的时候撰文进行讨论。

四、华夏与猾夏

从先秦文献来看，人们把“夏”用来指西周及春秋时期的中原政治实体时，都是用来指姬姓封国的，并非如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中原泛称。比如，公元前585年，晋用楚人析子之谋，败楚军于绕角。随后，晋又侵入楚国的附庸国蔡国和沈国，并获其君。《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说：“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此处的“华夏”，即指姬姓的蔡、沈二国。又公元前500年，齐景公与鲁定公相会于夹谷，齐人欲使莱人劫鲁公。时为傧相的孔子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此处“华”与“夏”为对文，乃指姬姓的鲁国。

在汉语文献中，与夏相对应的是“夷”和“蛮”之类的词，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然而，过去因为存在对“华夏”概念的误读，许多学者并没有意误到，“夏”作为褒义使用并非绝对的，比如作为夷人族群代表的秦人崛起后，就反讥周人为“蛮夏”与“猾夏”。如秦公簋（《集成》4315）铭文云：

　　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

类似的内容见于盄和钟（《集成》270），铭云：

　　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造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

又秦公钟（《集成》262、264）铭文：

　　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绍合皇天，以虩事蛮方。

秦公镈（《集成》267、269）铭文与此相同。参之诸器，可知“虩事蛮夏”即“虩事蛮方”。类似的文字还见于秦公一号大墓残磬铭文，云：“肇敷蛮夏，极事于秦。”据《说文·虎部》，虩为恐惧之义。则“虩事蛮夏”译作白话文就是，小心翼翼地侍奉蛮横的夏族。此“蛮夏”指谁？当然是指姬姓周人。秦为东夷之种，今有清华简《系年》为证（见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可知“夏”是为“蛮”或为“华”，盖因夷、夏二族的不同角度、不同情感偏向所致，实足为奇。

此外，汉《泰山都尉孔宙碑》碑也有”猾夏“一词，云：

　　是时，东岳黔首，猾夏不□，□□祠兵，遗畔未宁。

俞樾《俞楼杂纂》卷25《读汉碑》说：“古语以‘猾夏’连文，二字同义。猾，乱也；夏，亦乱也。”并证以《李翊碑》、《樊敏碑》、《周公礼殿记》，其“扰”字所从之”夒“均作“夏”字，皮锡瑞谓“俞说甚有理”。另《尚书·舜典》有言：“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蛮夷”与“猾夏”对言，“寇贼”与“奸宄”对言，文从意顺，亦甚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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