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雷纹铜钲（图1）是苏州博物馆藏为数不多的青铜珍品，整器硕大厚重，规整端庄，纹饰精美，极富感染力。这类器型统称为钟，属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战争时行军，祭祀宴飨仪式时奏乐，墓葬中陪葬等。钟有甬钟和钮钟两种形式，都是从商代古器铙发展而来的。
器型解析
铜钲似钟，在此暂且借用钟的部位撰名。覆瓦形的主体是一个共鸣箱，共鸣箱的顶部称为“舞”，舞上的圆柱形物称为“甬”，甬的顶端称为“衡”，甬的下部凸出的一周称为“旋”，旋的前面用于挂钟的部分称为“斡”。共鸣箱的两侧称为“铣”，中间称为“钲”或“栾”，置于“栾”两侧，排列整齐、凸出的乳钉称为“枚”，枚部设的二层台称为“景”，枚的上下有纹饰的部分称为“篆”。共鸣箱的下端称为“鼓”，弯曲的下口称为“于”。（图2）
2.云雷纹铜钲器型解析线绘图
铜钲的体形似钟而狭长，枚部较宽，鼓部短阔，口（于）部呈凹弧，两侧尖锐，底（舞）部正中有一管状甬（柄）。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甬与钲体内腔相通，形似商代晚期的铙，但钲比铙更为高大厚重，是铙发展至钟的过渡形式。 苏州博物馆藏云雷纹铜钲设圆筒形直长甬，甬上有旋，无斡，钲两侧各有凸枚六组，每组各三枚，共36枚，枚高1.5厘米，有景。从衡至铣为中空与腹腔相通，栾部有爬虫类装饰。旋饰四组卷“C”字形云纹，篆、舞皆饰云雷纹（图3），鼓边框饰以一周云雷纹。甬部留有两范合铸时的接缝（图4）。全部纹饰皆为原铸，布局严谨稳重。枚残缺两个，衡部稍残，爬虫类装饰稍残。该器纵31.5厘米，横23.7厘米，通高52.2厘米，甬高18.2厘米，舞宽23.5厘米，铣长33.8至34厘米，铣间31厘米，鼓间23.5厘米，器身厚1.5厘米，重26.3公斤。
3.云雷纹铜钲舞部的云雷纹
4.云雷纹铜钲甬部留有两范合铸时的接缝
释名
钲又名丁宁、钲铖、征晟。《左传 宣公四年》：“著于丁宁。”杜预注：“丁宁，钲也。”《国语吴语》：“亲就鸣鼓，丁宁、錞于、振铎。”韦注：“丁宁，钲也。”钲有自铭出土的，如旅顺博物馆藏吴王寿梦用器“冉钲”（注1）、安徽宿县出土的“无者俞钲”（注2）和上海博物馆藏“徐沈尹钲”（注3）等，都自铭为“钲铖”或“征城”。 《尉缭子勒卒令篇》：“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钲的声音浑厚悠长，主要作用是古代战斗中与鼓配合，使鼓声断而有节、断而有续，以达到指挥布阵或作战的目的。又有《诗 小雅采芑》：“方叔率止，钲人伐鼓。”毛氏云：“钲以静之，鼓以动之。”钲在军中还有一个重要用途是警示和报晓，如《国语晋语》：“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 据文献所载，钲有一别名曰“镯”，钲与铙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说文解字》曰“镯，钲也。从金，蜀声，军法司马执镯”，又曰“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又曰“铙，小钲也”，从中可窥三者的复杂关系。而《说文解字注》云：“镯、铃似钟，有柄，为之舌以有声。”依此推论，镯内应有舌。而且现在考古发现还未见有自铭“镯”的器物出土，钲为“镯”这一说法有待进一步印证。
用途
钲与铙在外形上很接近，但并非同物异名。它们的区别主要在用途，铙的声音高亢有力，方便用于指挥退军。钲大而狭长，铙小而短阔。铙柄实，故长，可手执；钲柄短，故中空，须续以木柄，乃便执持。 考古发现，钲的鸣响方式大多为植鸣，即将柄插入木座中敲击发声。钲在植鸣时须口朝上，以柄插入木座中，部分出土钲只有口朝上才可顺读其铭文，也证实了这一点。马承源先生谈到铜钲时就认为，钲的舞部正中有一管状甬，甬与钲体内腔相通，甬近舞部上或有旋，使用时口部向上，柄插入木柄座中。《说文解字注》曰：“钲似铃而异于铃者，镯、铃似钟，有柄，为之舌以有声。钲则无舌柄中者，柄半在上，半在下……”（图5）
5.钲最重要的特点是甬与钲体内腔相通，鸣响方式多为植鸣，即将柄（甬部）插入木座中敲击发声，植鸣时须口朝上
钲亦可持鸣，即持于手中击鸣。这里需要与东周江南地区的句鑃相区别，而近年江苏无锡鸿山战国墓、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中都有句鑃与钲同出一墓的情况，钲与句鑃的区别已非常明确。 钲还可悬鸣，部分出土的钲，钲柄有穿孔，穿孔或方或圆，以绳索穿于其中，便可悬挂敲击，如著名的吴王寿梦用器“冉钲”和1977年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春秋中期前段墓出土的青铜钲（注4）等。
青铜钲的出土情况
苏州博物馆藏如此大型且完整的钲考古发现不多，传世亦少见。从青铜钲的出土情况来看，这类形体较大的钲1949年后多出土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湖南、浙江、江苏、福建、江西等地，有铜质和釉陶钲两种。青铜形制与馆藏云雷纹铜钲类似的有：浙江长兴县西北七公里上草楼村附近出土铜钟，通高51.4厘米，器身满饰云雷纹，较繁缛；江西新余水圩东南主龙山山坡出土的一枚无旋铜钲，重51斤，通高52厘米，大小、形制与本器相似，但纹饰较粗糙（注5）；江西靖安出土西周甬钟，通高46 厘米，重15.5公斤，四壁较薄（注6）；湖南衡阳北塘出土铜钲，高36厘米，甬长14厘米，钟高22厘米，铣间22厘米，鼓间14厘米，旋间纹饰与本器同（注7）。此外，浙江长兴、福建建瓯、湖南耒阳、广西灌阳等地均有发现。（注8）而传世的有清华大学等单位收藏的东周铜钲等。
年代
殷玮璋、曹淑琴先生在《早期甬钟的区、系、型的研究》等文中谈道：“西周中期的钟，有斡、旋、枚者，惟甬仍中空与内腔相通。鼓处平且有花纹，开始有长方形的钲间，未见有铭文，并有无旋和有旋的两种。这类钟的甬、旋、钲、篆、栾、枚、隧、鼓、铣等均已分化出来，惟虫（斡）尚未出现。”（注9）西周中期的钟，特点为：栾长均大于铣距，钟体开始变长，而且两侧的36个枚也变高（高出钟面约1.5厘米），但形状尚不固定，有乳钉状、圆柱状等，有的出现平头或二层台的形状，接近双叠圆台状；纹饰以云纹、小圆圈纹和“C”字形纹为主，云纹多饰于篆、隧、舞等部位，小圆圈纹和“C”字形纹则多用作边框和旋部装饰，特别是“C”字形纹饰和无斡的特点为南方地区甬钟所特有。据此推断，馆藏云雷纹铜钲符合上述情况，可以判定时代为西周中期。
入藏过程
本器的入藏过程可谓一波三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青铜器的认识不如今天深入，一些历经千年的青铜艺术品往往会被埋没于仓库的“废铜堆”中。1980年，为了加强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苏州博物馆在位于苏州市劳动路的原苏州铜材厂废铜仓库建立文物保护小组。 1982年6月的一天，一批来自浙江的“废铜”引起了废铜仓库主任何平江的注意，他凭着20多年的专业工作经验和多年来博物馆对文物鉴别知识的宣传，加之在拣选中严格把关，竟然在这批废铜中甄选出这件重达26公斤的铜钲。他立即上交厂供销科并与苏州博物馆联系，在接洽过程中，如此珍贵的青铜器却不翼而飞了。据调查，这件铜钲被走私分子掠获，准备先运往广东藏匿一段时间后偷运出境。 经过苏州博物馆和原铜材厂的反复沟通和共同努力，在苏州火车站客运站与苏州火车站派出所的努力排查下，就在载着铜钲南下的火车即将出发的关键时刻，各方合力将列车截下，追回了铜钲。在当时苏州市委领导的重视下，经苏州市公安局、车站派出所、平江区税务分局、苏州铜材厂等单位的协调配合，终于促成这一珍贵文物由原苏州铜材厂送交苏州博物馆珍藏的善举。苏州市文管会为了表彰有关部门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的贡献，颁发给原苏州铜材厂废铜仓库、苏州市铁路派出所、平江区税务分局、苏州火车站客运车间等单位奖状和适当奖励，并且在《文汇报》（注10）和电台等媒体进行报道和表扬。 此后不久，原上海博物馆馆长、当时青铜器首席专家马承源先生从报纸上得到消息，专程来苏鉴定，最后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使其成为苏州博物馆为数不多的青铜器珍宝之一。在原苏州铜材厂的重视下，废铜仓库又先后发现汉代铜洗、元代铜权以及货币等文物，并送交苏州博物馆。 这件铜钲的入藏过程，印证了文物保护不是一句空话。加强文物保护意识的普及和推广，才能使危在旦夕的国家宝藏及时得到抢救，为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献出绵薄之力。
文图∣姚晨辰， 苏州博物馆馆员 注释 1.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65—372页。 2.胡悦谦，《安徽省宿县出土两件铜乐器》，《文物》，1964年，第7期，第30—32页。 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八）》，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4页。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第1—10页。 5.殷玮璋，《关于铜钲的形态学分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第408—415页。 6.薛尧，《江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63年，第8期，第417页，图2。 7.冯玉辉，《衡阳博物馆收藏三件周代铜器》，《文物》，1980年，第11期，第95页，图8.4。 8.高至喜，《两周铜钲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第313—332页。 9.曹淑琴、殷玮璋，《早期甬钟的区、系、型的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9月，第231—254页。 10.《一件西周中期的古代乐器青铜雷纹钲在苏州发现》，《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第2版。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9年8月刊 。 原标题：《 废铜堆中拯救出的一级文物 苏州博物馆藏云雷纹铜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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