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夏朝，走进三星堆（三）：原始西戎集团的形成及羌戎概念初探|163

【作者按】本文为《发现夏朝，走进三星堆：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系列的第三部分，为更契合本节内容，故采用新标题。

四、原始西戎的形成：对羌、戎概念的初步处理

为了方便下文的论述，现在我们先来处理羌、戎两个概念。根据笔者“夏分三段”的观点，第一阶段“黄帝之大夏”的考古文化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等，其族属的基本构成是原始的北狄与犬戎，说见《华夏何以称“猾夏”？由新疆考古论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之关系》。这里，对考古文化熟悉的朋友就必定会有疑问，因为甘青文化从大地湾到马家窑，再到齐家，其脉络非常清晰。从传统文献来说，把甘青文化的古代族群称为原始的犬戎大致不差。那么，现在笔者又何以根据“三苗西迁”之说，把邛人的祖先、西周时期的西戎后裔——邛人称为江汉古族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明晰羌、戎、翟、狄、氐等概念。这里，我们只谈羌、戎二个概念，翟、狄、氐等概念则另文处理。

（一）戎的概念

据《山海经》，共工氏为炎帝后裔，居于江水。“江”字，在甲骨文中作“工”，在西周金文中往往作“邛”。从共工氏具有筑城、以农业为谋生手段等特征来看，把邛人的祖源溯于江汉民族应是可信的。作为邛人后裔的嘉绒藏族，在明清之际通常被称为“西戎”。那么，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汉字的“戎”，本非族称。过去，有的学者说其字从戈、从甲（《说文·戈部》），或者说从戈、从毌（见裘锡圭说）。戎，汉字本义乃指兵械，《礼记·月令》说：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郑玄注：“五戎，谓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由兵械义引申作军事义，先秦“戎”字遂被多用来指民族或地方的军事力量，如“徐戎”、“鬼戎”、“骊戎”等。

作为民族意义的“戎”字，徐中舒认为与崇或庸字有关。如果考虑到古代邛族具有筑城传统这一事实，则崇庸之论也可备一说。但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来看，把戎字解释为农业、农区、农业部族当更加合理。比如，我国早期的边政学开拓者黄奋生就在《藏族史略》中指出：

当今的嘉绒藏族仍以农业生产为主

　　（羌语）山谷称“戎”（rong），又称“龙”（lung）。甘、青地区群山纠错，沟谷纵横，住在山谷“戎”地的羌人，故又称为“戎人”，这是以地形来称呼其种族的。甘肃古时称“雍”，后称为“陇”（以陇山得名），可能都是“戎”字的译转，本由羌语而来。现在藏语称三千公尺以下之农业暖谷地带为“戎”，称在这里住的农业藏人亦为“戎哇”。

其说近是。具有古藏语特征的嘉绒语表农业、农区义的词读为“茹”（ru或ri、run）。因为青藏高原及其边缘的农业区域主要为温暖湿润的山谷、峡谷地带，故“戎”亦有山谷、峡谷之意，如察戎、谷戎、多斯玛九戎等，这也都是藏区主要的事农之地。

在传世汉语文献中，“戎”字已无“农区”、“农业”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简帛材料中，“戎”字却多作“农”义解。如传世文献中的“神农”，在上博简《容成氏》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见威王》中均作“神戎”。同样的例子还有郭店楚简《成之闻之》：“戎夫务食不强，加粮弗足矣。”银雀山汉简《田法》：“先大息五日，上使民之壮者，吏将以猎，以便戎事，以助大息之费。”上博简《弟子问》：“有戎植其耨而歌焉。”以上诸简，整理者亦尽训“戎”字为“农”义。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容成氏》

（二）羌的概念

羌作为一个方国，见于殷墟甲骨文，也载于《尚书·牧誓》。然而，在《山海经》、《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墨子》等先秦典籍中均不见该羌国。在骉羌钟（《集成》157-161）、郑羌伯鬲（《集成》659-660）、郑义羌父盨（《集成》4392-4393）、羌作父己尊（《集成》5879）等青铜器铭文中，虽有羌字，但均用为人名，而非国名，也非族名。

郑羌伯鬲（《集成》660）

《后汉书》把古代西羌族群称为姜姓别种，这本身意味着姜与羌有联系也有区别。同时，在《国语》中又有姜氏之戎，那么，羌、姜、戎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下面，我们就结合羌、姜、戎的关系来讨论羌的概念。

对于羌字的本义，说者或谓羌字对音为藏文的dkar，其义为“白”（见陈宗祥说）；或谓其对音为藏文的sthang，其义为“家族”、“氏族”、“部落”（见洲塔、樊秋丽说）；或谓其对音为藏文的spyng，其义本藏族传说中原始六姓之董姓中的一个支系（见阿顿·华多说）。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考虑历史因素，我们还是应首先关注汉语文献的记载。在汉语文献中，作为民族意义的戎与羌人关系极其密切。《说文·羊部》说：

羌，西戎羊种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闵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

段玉裁在“西戎”二字后注：

《商颂》：“自彼氐羌。”笺云：“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王制》曰：“西方曰戎。”是则戎与羌一也。

段注非是。《太平御览》卷794《西戎三》引《风俗通》云：

　　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无君臣上下，健者为豪，不能相一。种别群分，强者凌弱，转相抄盗。男子战死以为吉，病终者谓之凶。

此条材料极为重要。从这条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判断：

第一，所谓羌为“主牧羊”者，可知羌、戎同例，均以生业而言。即羌人为事畜牧业者，戎人为事农业者。这种称例反映了汉语文献广泛存在的“名从主人”原则，如藏学家丹朱昂奔就指出：“汉史所谓戎可能是藏语‘让’，意为‘农业区’和‘农人’，是针对‘朱’（牧业区，牧人）而言。”

茂县城内在修路的羌民（取自《羌戎考察记》）

第二，所谓“羌本西戎卑贱者”，可知羌、戎本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羌既被称为“卑贱者”，则戎为“高贵者”可知。所谓“强者凌弱”，亦可知强者即谓戎，弱者即谓羌。在当今的中国民族中，与历史上的西戎具有直接继承关系的是嘉绒藏族。在《羌戎考察记》里面，庄学本提到了理县九子屯的“羌民戎官”现象。他说：

　　因为羌民、戎民都是阶级森严的民族，所以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他们讲究的是贵族的“根子”。在七十年前，九子屯的守备都是羌民，传到最后一个守备，死后并没有儿子承继，于是贵族的“根子”断了，不得不在戎人的屯上接一位贵族来接替。

马尔康第17代土司索观瀛（取自《羌戎考察记》）

此条民族学材料极为重要。此外，《藏族原始六氏谱》也有把藏族原始氏族分为高贵氏族和平民氏族的记载，这些材料都可与古代汉语典籍互证。

第三，所谓“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者，可知羌字取义于羊，而音则源自羌人自号。如《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记弋仲对石虎云：“老羌请效死前锋。”又云：“汝看老羌堪破贼不？”考虑到山羊和绵羊率先由域外驯化（见易华说）和笔者在《华夏何以称“猾夏”？由新疆考古论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之关系》一文中谈到的种种复杂因素，可以推断羌字的语源当源自原始北狄人的语言。后来西迁的大夏人大多突厥化（见王欣说），而突厥语读公羊为“koq”，乌古斯语读为“koqar”，郑张尚芳教授把“羌”字的上古音构拟为“khlang”，这暗示着羌的音源可能出自原始的北狄民族。

（三）原始西戎的形成

以上谈到的羌、戎族群在生产方式、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实际上是西戎集团形成后造成的。此外，羌、戎二系的差别还表现在：从体质特征来说，羌人身材较戎人更为矮小；从居地来源来说，原始羌人（此为追称）为西北土著民族，而戎人则为自江汉平原西迁而来的移民。

齐家文化曾出土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琮，这就表明当时的西北文化和成都平原文化一样都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西南、西北文化的沟通必然会更加密切，甚至我们可以他们视为一个跨文化集团。传世文献中称虞的君长为”舜“，而进入西部地区之后的虞人名称，从传世文献来看，我们则可称之为”蜀山氏“（另文说）。从意义上来说，舜、蜀都可以解释为大巫。此外，汉语文献称代神受祭者为”尸“，苗语称专职巫师为“Sheub”，藏语称苯教巫师为“辛（gshen）“，这些词其实都是同源词。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探讨。

齐家文化玉琮

众所周知，《国语》称炎帝与黄帝为兄弟，贾逵注：“兄弟，婚姻之称也。”这说明炎黄为兄弟的说法其实反映的是二族的互婚关系。同时，据《山海经》记载，黄帝族与蜀山氏有通婚关系，这再次表明蜀山氏、炎帝、黄帝三者有密切联系。因此，古代西北、西南文化集团的形成，我们可以视之为炎黄联盟的建立。而在这个联盟中，《山海经》把居于北方的称为北狄，居于南方的称为犬戎。放到三星堆文明时代来说，则我们可以把早期的犬戎称为原始西戎集团。关于黄帝与蜀山氏集团的联姻问题，由于涉及问题较多，以后我们将另文讨论。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所谓姜姓的问题。在古代社会，得姓者均为贵族。从这个角度来说，先秦文献中的”姜“字音源只可能与戎人有关。工、邛、江为同源字，《国语》称炎帝姜姓，处于姜水，而以《经训堂丛书》为底本的《帝王世纪》则说炎帝长于江水，亦足证姜、江可通。概括一句话，戎人为农业族群，姜姓是其自称，羌人则为其属部，故《后汉书》把羌称为姜姓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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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4、黄奋生编著：《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5、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收入《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多识仁波切：《藏学研究甘露》，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8、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9、荆门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10、（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