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

今天

是日本投降

第 74 年

74年前的8月15日，人群像洪水般涌进街道，他们拿着鞭炮满街乱跑，他们抱着陌生人埋头痛哭，他们抓着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乱拍、乱捶……到处都是狂欢，到处都是对于国家终于获胜的欣喜。

1945.8.15

人群纷纷涌上街头欢呼

2019/8/15

1945.8.15

“日本投降啦”

2019/8/15

但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之后，开始逐步否认战争罪行，甚至参拜战犯。因为日本在侵略地的战争档案全都销毁了，特别是在中国战场，他们认为没有证据的罪行都可以认作不存在。

与日本寡廉鲜耻的做法相对的是，1946年到1949年的东京审判中，南京政府仅对部分严重罪行战犯进行起诉，对其他战犯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和改造，这样的处理手段堪称仁慈。当前中日关系许多斗争的焦点，其实也跟这场东京审判有密切联系。

不管曾经的南京政府有着怎样的重重考虑，最终审判结果以1956年新中国政府重新处理、审判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的判决为准。

可能很多人都对这次审判不太了解，那么，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是怎样做的？

筹备工作

审判初期有几项重大的筹备工作：一是组织审判机构，二是调查战争罪行，三是确定战犯的人数和姓名。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审判、处理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决定对若干战争罪犯按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免予起诉”、“从宽处刑”及“提前释放”的处理，并允许被告人聘请中国律师辩护或自辩。

根据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设立法庭，公审在押的日本战争罪犯。

公审仅仅针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一批来自各地的干部被抽调进京，其中包括曾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他的任务是，以顾问组组长的身份，为此次审判提供业务咨询和指导。

秘密审判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9名日本战犯，庭审过程动用了大量证人，每个战犯都配有一到两名律师，每一桩罪行，公诉人都提供了详尽证据。旁听者达4000余人。

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8名战犯分别处以8至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没有人被判处死刑。由于其中多人于1945年之后曾秘密为阎锡山等服务，在“战争罪”之外再加“反革命罪”。

公开资料显示，调查和审讯刚开始时，很多战犯拒不开口，甚至准备赴死，想尽办法自裁，不屑搭理中国的审讯人员。当时的中国政府，同样想尽办法救治企图自杀的日本战犯。

最终，战犯永富博之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倒在地，叩头谢罪。 另一名战犯菊地修一在受害幸存者控诉他活埋11位农民暴行时，连声说：“请严惩我吧！”

那一年，根据920人的控诉、266人的检举、836人的证据，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太原、沈阳两地开庭4次，共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

两地庭审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7月18日同时在抚顺和太原两地对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328名战争犯罪分子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1017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分三批送回日本。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曾写道：“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可以摧毁中国人，他们是善于从苦难中生存的坚韧之人，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人。但他们永远不会被毁灭，他们作为一个实体继续存在着，不会破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族裔都要来得长久。”

我们的审判体现了我们的仁慈和大国气度，但是国耻不能忘，历史不容颠覆。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铭记8.15

铭记先辈们的付出

来源：《西峪血泪》《侵华日本战犯自供追记》

《抗日战争与东京审判》《民国日报》

编辑：张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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