诋毁中国的笛福的作品《鲁滨孙漂流记》
应从中小学推荐必读书目中删除
在中国，《鲁滨逊漂流记》几乎是家喻户晓。该书最早是于1902年由沈祖芬翻译，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名为《绝岛漂流记》。一百多年来，该书在中国各种译本100多种。
1990年代以来，《鲁滨逊漂流记》的中国译本猛然多起来，形成了该小说译介史上的最高潮。
由于中国教育部门把该书作为向中小学生推荐的必读书目，面对庞大的读者人群，各家出版社纷纷竞相翻译出版。据统计，至少有四十多位译者参与原著的译介。几乎每年都有新版本问世，有的年份一年就有6个以上的版本问世。
笔者估计，建国70年来，《鲁滨逊漂流记》在国内出版发行至少在几千万册以上。
曾经严重诋毁中国的《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他的作品在中国如此受到欢迎，是笛福先生史料不及的。而一个严重诋毁中国的作者，他的作品或者他有的作品即便有“进步因素”，也没有必要把它作为重点推荐的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因为天下可以选择推荐的优秀作品实在太多了，况且他的作品对中国存在严重的偏见甚至诋毁，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
国内翻译出版《鲁滨孙漂流记》情况
1902年 开明书店 沈祖棻译
1905年 商务印书馆 林纾；曾宗巩译
1921年 上海崇文书局 严叔平翻译
1959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霞村译
1998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 彭长江译
1997年 译林出版社 郭建中译
2008年 哈尔滨出版社 李杰译
2011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 曾冲明译
2012年 旅游教育出版社 陈慧译
2012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 刘超译
2013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佳怡译
《鲁滨逊漂流记续集》里笛福笔下的中国形象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是启蒙时期现实主义丰富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英国的“小说之父”。他在1719年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故事说主人公鲁滨逊出海经商，中途遇险，流落于无名荒岛。他孤身奋斗，创造了生存条件，与他救起的仆人星期五为生存而努力拼搏。马克思的《资本论》曾经提到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故事，使笛福和他的鲁滨逊在中国大名鼎鼎，家喻户晓。
如果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困难的态度，对待孤独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态度，对待恩情的态度，对中国青少年可以带来正面的影响的话。那么，在了解了《鲁滨逊漂流记续集》里描写的大加诋毁的中国形象后，对于作者笛福的中国观就会有更加真实的认知。
《鲁滨逊漂流记续集》里描写道，当鲁滨逊来到东方历险的最后一站中国，在南京上岸后，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的中国，鲁滨逊看到的是，可怜的中国人“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他们的政府、宗教，他们的财产和有些人所说的荣耀，我必须承认我几乎不认为在这里值得提起。”笛福笔下的中国，是粗鲁、野蛮和无知，而且外表傲慢、专横、无礼而内心又最最愚蠢和喜爱撒谎吹牛，中国的农业和经济生活方式与英国人相比都很悲惨，中国的建筑根本无法与欧洲的宫殿和皇家建筑相比，中国的小帆船怎么能与欧洲的商船、巨大而有力的海军相比。
鲁滨逊觉得长城不过是道大而无用的墙，哪怕它有４英寻高，以及在有些地方有４英寻厚，也抵挡不住英国的军队和带着矿工的工程师。鲁滨逊说他所看到的鞑靼部队的力量也是不屑一顾，但中华帝国竟能被这样的家伙征服。言下之意中国的军队糟糕到不能想像的地步。
笛福对中国似乎言之不尽，继《鲁滨逊漂流记续集》之后又写了《鲁滨逊的真诚感想》，不仅重复了《二次漂流记》中对中国军力、工艺技术、国力等的评价，还增加了对孔子学说和中国宗教的意见。笛福说，孔子学说中政治、道德和迷信纠缠在一起，既不一贯，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道理。中国的宗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个怪物的偶像前面弯腰致敬，而那个偶像一点不可爱，一点不和善，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
笛福的结论是：中国是许多野蛮国家中一个还算开化的国家或许多开化国家中一个仍很愚昧的国家。
丹尼尔·笛福的中国观
笛福所处的时代，正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当时到中国来自欧洲基督教（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教士，把中国的情况带回欧洲，使欧洲发现了在世界的东方一个文明、强盛的大国，传教士把中国儒家典籍翻译后在欧洲出版，中国的理性、人本等儒家思想也给处于宗教禁锢的欧洲以极大的震撼，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从中国的瓷器、陶器、漆器、丝绸等器物，到建筑、园林、戏曲、文学，以及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思想，都受到追捧。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会引起“欧洲中心主义”者的不满，不乏有唱反调者也就不足为奇了。笛福就是一名“欧洲中心主义”者。
笛福对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描绘也是不以为然，甚至还以冷嘲热讽的态度挖苦讽刺。最为著名的就是笛福的“来自月球”说。
笛福在1705年发表了《团结：或月球世界活动记录》，文中笛福把耶稣会士关于中国那些美好的叙述，阴阳怪气的说，欧洲所孜孜以求的东西中国都有了，而中国之所以拥有这一切，是因为它们来自月球的传授。中国人拥有能轻易飞往月球的飞行器，靠了它，中国人得以在世界各民族中脱颖而出，否则也跟其他民族一样平庸。他说，欧洲人只要也去月球一趟就什么都有了。
笛福的“来自月球”说，隐含着他对来自有关中国文明的种种传闻都是子虚乌有的，他并不认为中国胜于欧洲，并且自己故意编撰一个虚假的故事来贬低和讽刺中国。
在17、18世纪欧洲流行“中国风”的语境里，笛福却迥异于当时的文化潮流，在其作品中大肆攻击中国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文化落后、民众愚昧，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仇视。从未到过中国的笛福如此憎恶中国，其缘由皆来自他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笛福对中国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了后世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态度。
《鲁滨逊漂流记》表现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
《鲁滨逊漂流记》所表现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精神，他的海上探险，以及后来对“星期五”的奴役更有一种殖民主义的特点。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一直怀有殖民主义思想。摩尔少年修利曾历尽千辛万苦帮助鲁滨逊脱离奴隶主之手，并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但当鲁滨逊为了获取资本竟毫不犹豫地把他卖给了葡萄牙人，他对待“星期五”的态度更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他虽然救了“星期五”，却把他当成仆人，甚至在语言上鲁滨逊也是个地道的功利主义者，他教“星期五”英语只是让他在必要时对他表示服从。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宗教思想也是贯穿始终，鲁滨逊遇难后，便从大船上带了3本《圣经》到荒岛上，每每遇到困难他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圣经》阅读。“你在患难的时候呼求我，我就必拯救你，而你要颂赞我。”这一句话更是被数次提及。笛福在这部作品中一直试图告诉读者：是上帝救了鲁滨逊，让他大难不死并最终获救，鲁滨逊则对上帝怀着谦卑和感激的心情。上帝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边，时时与我灵魂交流，支持我，安慰我，鼓励我，让我信赖天命，并祈求他今后与我同在。
读者往往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隐含在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钱钟书先生指出，18世纪以后英国文学史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描述就始于笛福。茅盾先生指出“此书又是礼赞了资产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的作品”。
在建构中国人正确价值观和树立文化自信的今天，有必要对笛福以及他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重新予以认识。
建议将《鲁滨逊漂流记》从中小学推荐书目中删除。
参考资料：
1、张元珂《徐霞村和<鲁滨逊漂流记>》,腾讯-腾讯文化频道,2015年10月29日。（引自中国作家网）
2、张国刚：《<鲁滨逊漂流记>里的中国形象:无知群氓臣服于弱智政府》，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年05月26日。（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2辑，王兆成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3、滕梅、于晓霞：《笛福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例》，《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4、陈乐福：《笛福中国观新解》，《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
5、陈兵：《清教徒笛福笔下的中国》，《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6、何赫然：《丹尼尔·笛福作品中的殖民主义意识》，《湖南商学院学报（双月刊）》，2004年1月第11卷第一期。
7、张影：《笛福与18世纪欧洲中国观的转变》，《理论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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