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百姓办事不断“跑腿”
文丨若夷
云南昆明女孩张晨丽（化名）24年来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从一出生她就由母亲独自带大。如今，因为要应聘某航空公司乘务员，处在政审阶段的她，不得不寻找生父开具一张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最终，在云南、贵州多地警方和热心人士帮助下，张晨丽成功找到其生父张勇。目前张晨丽正在上海体检，等她回昆明后，在贵州的张勇将前往昆明与她做亲子鉴定，在确定亲子鉴定结果无误后，派出所将开具相关证明。
相比此前媒体上许多与“无犯罪记录证明”相关的报道，往往充斥着浓厚的“烦民”“折腾”背景明显不同，上述云南昆明女孩寻找开具生父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的过程，无疑具有更多的“大团圆”式的喜剧色彩——
不仅生父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最终有了着落，而且失散多年的父女也最终得以相认，不仅女儿成功找到了24年来从未见过的生父，而且生父在得知还有一个女儿后，也“非常开心”……
可尽管如此，回到上述无犯罪记录证明本身，仍然不得不说，与其他此前的类似事件一样，这一女孩开具生父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过程，实际上仍是同样非常“烦民”、令人备受“折腾”的。如据女孩母亲介绍，“女儿2019年从昆明理工大学毕业后，应聘两家航空公司的乘务员。
其中一家因错过政审时间遗憾错过，另外一家航空公司，女儿的笔试、面试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目前正处于政审阶段，政审需要开具她生父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这意味着，如果上述生父无犯罪记录证明，没能顺利开具，这位原本十分优秀的女孩，仍可能再次错失空姐的工作。
但问题是：这样一纸有关生父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事项，是否足够正当合理？其是否有真正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充分的现实合理必要性？——一个24年从没见过面的生父的犯罪记录，对于一个女孩应聘空姐职位，当真就那么重要、不可或缺，应该决定能否成功就业吗？这种以父母履历作为重要就业条件的政审要求，是否合乎时宜，可能涉嫌就业歧视？
众所周知，近年来，为清理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在内的各种过多过滥的奇葩、烦民证明，避免民众“多跑腿”，国家出台了许多治理措施。如2015年8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微曾发文明确“18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中，就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并明确强调“违法犯罪记录……
应由需要单位派人持有效证件及单位介绍信，到公安派出所给予出具证明。对个人一律不予出具”；而不久前，针对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司法部还进一步明确了“六个一律取消”原则，即，一是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律取消；二是能够通过个人现有的证照证明的一律取消；三是能够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四是能被其他材料涵盖或者代替的一律取消；五是能够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六是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一律取消。
这种背景语境下，面对上述女孩辗转多开具生父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事件，人们显然有理由追问：这样一纸生父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是否也属于“六个一律取消”范畴，应该彻底取消？即使一时不能取消，是否也应按此前公安部门的“对个人一律不予出具”要求，由单位之间以“公对公”的方式进行核查，而无需个人再为此不断“跑腿”、奔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