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为《三星堆文化管窥：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自称之谜》系列的第三部分，为更契合本节内容，故采用新标题。

五、甘陇之间的玁狁古族

（一）玁狁概说

从三星堆毁灭到金沙崛起的这一段时期，汉中城洋、武汉盘龙城、新干大洋洲、阜南台家寺等重要的青铜器文化均遭受灭顶之灾。从卜辞一期的记录来看，这一时期的殷商西部战事尤为剧烈。《盐铁论·授时篇》说：“夏商之季，世无顺民。”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变局与春秋战国比起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名的玁狁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汉语文献中，与玁狁有关的名称有鬼方、混夷、 獯鬻、昆戎、昆夷等词，王国维、郭沫若均把这些词视为同族的异世称号，此说实为沿袭服虔、司马贞等人的旧说，并无太多新意。实际上，如果单从对音和族群联系来说，上述诸词构成的词族还应加入昆吾、轩辕、浑邪、鲜于等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上各词之间的历史关系，绝不能简单看成是一种线性结构，而更应当视为一种鱼刺图结构甚至兼含链状成份。

西周时期的玁狁既联系着后来的戎，也联系着后来的狄，如果我们不能从源头上追溯戎狄互婚结盟的兴起，而打算直接从成文时代来切入研究，那戎狄族群的流变恐怕我们是永远也搞不清的。由于戎狄民族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族群婚姻交流以及人口的扩张，在当时的中国西部已经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文化。从考古材料来看，当时属于玁狁集团核心文化当包括甘肃灵台白草坡的青铜文化和宝鸡鱼国文化。

（二）甘肃灵台潶国文化与古代昆夷

1967年９月，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发现一座重要的商末周初墓葬（M1），出土铜器、玉器等各类文物340余件，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12件，墓主称为“潶伯”。潶国并不见于传世文献，那么它究竟有什么来头呢？

潶伯卣铭文（《集成》5226.1）

目前，学术界对于潶伯之国的看法，主要有密国说（徐锡台、李学勤等）、卢国说（曹定云等）等观点，并以从密国说者居多。今按：潶从黑得声，黑与昆音读为旁纽通转关系，古音相近。又《礼记·檀弓》有夏后氏尚黑之说，黑与夏古音亦近，因此，潶伯可以读为“夏伯”，其族则可视为昆夷。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吐火罗语的“太阳（kaun）”，在藏缅语里也可以读为“密（mi）”的话，那么，周人把该国称为密国也是可以理解的。

白草坡出土有一件人头形铜钩戟，高25.5、宽23厘米。直内，人头形銎。人物呈现出深目高鼻的特征，下颌有须，眉毛较粗。王辉指出，该人头像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而称之为“胡人”形象。

人头形铜钩戟（局部）

正如笔者在《从新疆考古来谈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一文中已经强调的，在四千多前左右，图尔宾诺文化进入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原始北狄与原始犬戎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婚姻交流。随着时间的增长及人口的扩张，这种交流的结果势必会形成大量具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过渡特征的人群。周、秦时代的扩张，以及后来汉代对匈奴的打击、唐末的回鹘西迁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总的来说，使这一具有混合人种特征的族群呈现一种西移的状态，并最后大多聚集在了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商末时期的甘陇一带出现这种偏欧罗巴人种特征的族群并不应感到奇怪。

（三）宝鸡鱼国文化与古代虞氏

在玁狁集团内部，与最初的大夏人具有密切关系的是昆夷；而与有虞氏具有较密切关系的则为以今陕西省宝鸡市为中心的鱼人。目前，已经发掘的有代表性的鱼国墓地和居址有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三处。鱼国文化的许多特征既联系着成都平原，也联系着灵台百草坡。

就文化源头而言，与鱼国关系最密切的是原位于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铜器群文化。据《世本》、《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文献记载，汉中的西成县曾为舜居之地，甚至在南北朝时期，当地老百姓每年还要祭祀虞舜。

城洋铜器群文化消失后，鱼国文化兴起。在茹家庄一号墓出土的一套青铜器（五鼎四簋）中，每件青铜器口沿部位均有一“兒”字铭文。兒字上古音为日母支部字，虞为疑母鱼部字，日疑邻纽，支鱼旁转，虞字晚出，故“兒”的称号很可能是虞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称呼。

兒鼎铭文

后来，在巴东出现了鱼国（见《左传》），其族群与宝鸡鱼国很可能都是从汉中有虞氏古族中分化出去的。巴蜀自古唇齿相依，宝鸡市茹家庄一号墓出土有一件铜人男相，二号墓出土有一件铜人女相（如下图）。学者们多有意识到，二件铜人相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金沙青铜大立人源出一系，都应当为一种巫术活动中的形象，这都是可信的。

茹家庄二号墓铜人女相（BRM2：22）

那么，宝鸡鱼族的后裔在传世文献中又是谁呢？笔者认为，鱼国之裔，就是西周青铜器史颂鼎（《集成2787》）、史颂簋（《集成》4229）铭文中提到的“堣盩”。再其后，文献对他们又有禺知、月支、盍稚、堣夷、月氏等种种异称（另文说）。在传世文献中，大夏和月氏往往伴随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

（四）小结

综上所说，玁狁不当视为一个单纯的部族，而应看成一个具有庞大属族的集团。其中，在商末周初，构成其核心的是昆夷文化和前月氏文化。在揭示玁狁即虞夏族裔真相的情况下，我们就有条件对文献中的一些记载做出更好理解。如《国语·周语上》言周人先祖后稷曾服事虞夏，而《孟子·梁惠王下》或云“文王事混夷”，或云“太王事獯鬻”，则知二说实有渊源。

不其簋（铭文见《集成》4328）

及虞夏衰微，周人崛起。周人在其崛起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玁狁集团的艰苦斗争，这从出土西周青铜器（如不其簋、兮甲盘、多友鼎等）铭文到《诗经·大雅》和《小雅》等文献的记载都累累可见。纵观整个西周时期，从文王事混夷到武王伐纣，从宣王伐玁狁到犬戎杀幽王，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始终不缺戎狄人的身影。因此，加强对戎狄民族的研究，仍然应是西周史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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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2、卢连成，胡智生：《宝鸡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