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生于景佑二年,苏轼生于景佑三年,两人只差一岁。
两人同一年参加科考,那一届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两个人都金榜题名。苏轼喜笑颜开,章惇垂头丧气。
为什么?因为章惇的侄子也参加了这一届科举,还中了状元,而当叔叔的章惇只跻身二甲。他一怒之下,封还了录取通知书,回家复读。
到下一届科考,章惇考了全国第五、开封府第一的好成绩,这才罢休。可见此君的行事风格,够狠够傲够有才。
后来,两人几乎同时进京任职。在京城,宋神宗与王安石正酝酿一场变法,这场变法改变了宋朝的政治格局、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章惇与苏轼都毫无意外地卷入其中,章惇成为新党的骨干,而苏轼则被视为旧党的一员。
政见不同,父子兄弟都会反目成仇,何况朋友。王安石与司马光本来惺惺相惜,但是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一对好基友反目成仇。
章惇奉命察访荆湖北路,他平灭叛乱,在西南拓土数百里,苏轼为他打call:“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看,这是讽刺青苗法贷款难。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看,这是讽刺禁贩私盐。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看,这是讽刺兴建水利工程。
新党必欲把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身为新党成员的章惇却站了出来,力驳那些捕风捉影的罪名。
章惇反驳说:“人君人臣都可以称龙。”
宋神宗也认同,说:“自古称龙的很多,诸葛亮还被人称为卧龙,这也是有不臣之心?”
退殿后,章惇怒问王珪:“相公是想把苏轼灭门吗?”
王珪自知理亏,把责任推给御史舒亶。章惇道:“舒亶的唾沫你也要吃?”
这一次为了苏轼,章惇力谏皇上、怒怼宰相,不愧硬汉本色。
经过多方营救,苏轼终于出狱,被贬谪到黄州。他给章惇写信说:平时很多人对我百般赞誉,搞得我飘飘然。如今落难,几乎无人安慰。只有子厚兄平时批评我,患难时救助我。
章惇用行动证明,他与苏轼不是塑料花友谊,而是生死之交。
世事如棋局局新。一转眼,宋神宗死了,年幼的宋哲宗继位,他奶奶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早看不惯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就召来司马光,要废除新法、排斥新党。
看着新党一个个被撤职查办,章惇依然不改强势作风。他在人员任命、法令废止、宋夏战争等问题上屡屡与高太后、司马光争论,言辞激烈,甚至扬言要奉陪司马光一起“吃剑”。
司马光扛不住章惇的舌剑唇枪,请苏轼来调解。苏轼劝告章惇要给司马光留几分面子,毕竟此公名重海内。这样,司马光与章惇的关系略有缓和。
但是,政局的风云变幻,谁也无法控制。章惇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御史们纷纷弹劾他。
章惇进入困境。他一贯六亲不认,朋友不多,此刻一定希望苏轼能替自己说话。苏轼虽然职务不高,但是深受高太后信赖。
但是章惇失望了,苏轼保持了沉默。更让他愤怒的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连上三道奏折,都剑指章惇。
章惇被贬,离开朝廷,最后被赶到岭南。岭南之行,山高路远,含恨而去的章惇在想,如果我章惇有重回朝廷那一天……
前面说过了,世事如棋局局新。高太后去世了,宋哲宗开始亲政。这位十七岁的皇上,要继承老爹遗志,继续推行新法。于是,朝廷开始重新洗牌。
被打压了八年的章惇回来了,而且宣麻拜相。
此时此刻的章惇一定像小马哥那样,嘴里叼着牙签,心头在呐喊:我等了八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不想证明我有多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凡是欺负我的人,我一定要把他干趴下。
皇上年纪轻轻,章惇大权在握,几乎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放眼北宋,这么有权力的宰相少之又少。
他开启了报仇模式。对于死的,比如司马光,追贬,剥夺一切待遇和荣誉,甚至要毁碑扒坟。对于活的,比如苏家兄弟,能贬多低就贬多低,能赶多远就赶多远。
苏轼字子瞻,那就让他去儋州;苏辙字子由,那就让他去雷州。嗯,这跟他们的名字很配哦。
儋州在海南岛,雷州则是个半岛,与海南岛只隔一道海峡。全是休闲度假胜地,可惜当年还没有开发,遍地是毒蛇猛兽。
章惇与苏轼,堪称当时宋朝的绝代双绝,自此彻底分道扬镳,甚至要搞到你死我活。
章惇是政坛高手,他被时人称为“承天一柱,判断山河”。苏轼则是政论高手,《宋史》评价他“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
政治家的身边,需要一个优秀的文胆,比如杨亿之于寇准,欧阳修之于范仲淹。章惇在独掌相权的七年,他的文胆是蔡卞。
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王安石之后,他一直是变法派的理论家,是新党中的激进派。强势的章惇搭档激进的蔡卞,导致其斗争手段不断加码,打压政敌无所不用其极,这也使得章惇生前身后声名狼藉。
苏轼也有偏激的一面,但是政治观点相对平和。他与章惇性格互补、才华互补,本该联手干出一番事业,造化弄人,他们却成为了对手。
章惇与苏轼虽然分道扬镳,但是他们都无愧一代人杰,一个在海角天涯,一个在朝廷中枢,各自燃烧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苏轼在海南岛,不改洒脱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吃尽了苦头,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他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完全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他在当地开堂授课,培养文脉。海南以前没出过举人,更别说进士了。海南第一个举人、第一个进士,都是苏轼当时传授过的弟子。
而章惇在朝廷,依然坚持他的强硬作风。
他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法,同时革除新法的弊病。比如青苗法在执行中,官员为了政绩,逼迫老百姓贷款。章惇则降低利息,同时规定,今后不把贷款任务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
在边境问题上,他岂止强硬,简直是铁血铁腕。宋朝自永乐城之战惨败后,对西夏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
章惇重新制定军事政策,停止谈判、停供岁赐,主动出击。章惇的表兄章楶,是西北战场主要指挥官之一,他提出浅攻蚕食的战略,得到章惇的支持。兄弟二人,一相一将,配合默契,终于扭转了对西夏的战局。
章楶修筑了平夏城,扼住了西夏的咽喉。宋夏之间围绕平夏城展开决战,两场硬仗打下去,西夏军队被彻底打残,多位名将被斩杀,数万士兵被击毙,又有数万士兵被冻死。
西夏请来辽国调和。辽国要求停战,章惇不同意,说西夏必须来请罪才行。辽国调动大军压境,逼迫宋朝接受停战调解。
宋兵报告说有辽国人越过边境打水,怎么办?章惇下令:这是辽国在试探,一旦发现辽人过界,格杀勿论。
正当章惇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剧情再一次反转,宋哲宗死了,这也意味当了七年宰相的章惇失去了靠山。
更关键的是,章惇在拥立谁当皇上的问题上,站错了队。宋哲宗没有儿子,只能从他兄弟中找。皇族一方提议立端王赵佶,章惇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这是章惇最精准的一次预言,端王就是以后的宋徽宗,北宋就是败亡在他手上。
章惇没能挡得住端王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章惇已经成为群臣围猎的第一目标。宋徽宗顺应众意,把他送到了雷州。
而苏轼、苏辙则从儋州、雷州启程北上。
章惇之子章援是苏轼的门生,他担心苏轼如果得势,可能会报复父亲,于是就给苏轼写了一封信,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此时的章惇六十七岁,苏轼六十六岁,都已垂垂老矣。苏轼给章援回信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他还说:我已经身染重病,此次北上生死难料。这半年里,我几乎无法进食。
章惇读了苏轼的信,不知会作何感想。那些游山玩水、高谈阔论的日子,那些相互砥砺、同舟共济的日子,那些政坛纷争、反目成仇的日子,恍如昨日,却都一去不复返了。
一对老朋友,两个白发人,四十余年的恩恩怨怨,随着这一封书信,画上了句号。苏轼在给章援回信后一个多月,病逝于北归路上。章惇后来被安置在湖州,四年之后去世。
再强的人,也逃不出命运的翻云覆雨手。章惇与苏轼被裹挟在时代的浪潮之中,进退身不由己,恩怨情非得已,也只能随之浮浮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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