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清代“咸同兵燹”这样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如何自救、如何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文章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民间文献，以流域“三营”为具体对象，分析在“咸同兵燹”期间清水江流域的乡村社会组织从款组织而演变为团练，团练在组建及其经费筹措、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而探讨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在社会动乱中的自我治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治理举措。

关键词: 款组织；三营；清水江流域；咸同兵燹

“款组织”作为清水江流域苗侗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维护乡村社会平衡与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咸同兵燹”期间，作为团练的杰出代——“三营”，成为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对抗张 秀眉起义军和姜应芳起义军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武力对抗等强制性措施来恢复地区的社会稳定。

一、“咸同兵燹”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1850 年代，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贵州各地先后爆发了少数民族领导的起义。其中，尤以台拱 (今台江)张秀眉等领导的“咸同苗民大起义”、清平(今凯里)岩大五领导的苗民起义以及天柱姜应芳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声势最。1855 年4月30日，张秀眉在台拱起义，张老九(九大王)响应于偏寨，高禾、九松继起于乌结，出现“千里苗疆，莫不相应”的局面。在起义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攻下凯里、施秉、清江、台拱、黄平、清平、古州、都匀等府厅州县城。到 1858 年，攻克黔东门户镇远府。随后，兵分两路。东路攻柳霁、天柱，出邛水，经青溪、思州、玉屏，直抵湖南晃州、会同、靖州。西路出平越、贵定、瓮安、龙里，直逼贵阳。面对丢城失地，湘黔“莫不震动”。

地方碑刻文献史料也有许多相关破坏情况的记载。如锦屏《彦洞记述碑》详细记载了咸同时期张秀眉、姜应芳等起义及战争破坏情况，“清(江)、台(拱) 异类，苗性犬羊，于咸丰四五年，怀吞业之恶念，起骗账之狼心，蓄造叛逆，肆行滋扰”。“同治元年勾结教匪姜映方，盘距汉寨，山名呼为九龙山。擅造旗帜、王号，自称定平王，破陷天柱，抄出平秋、石引，使我首尾难应。所仰黎平府宪，府宪遥阻莫救；所慕附近苗光，苗光自雇不出。仅只我卡四面受敌，独力苦拒，从四月二十七日击至五月十六日，药完铅尽，难支败走，被逆杀追岑顿、大平、中仰一带，房廊概被烧毁，人民受尽戕殃，哀声满地，铁石难闻。”“至同治三年六月初二日，逆苗乘危而害，团因灾而莫雇，卡练惊奔，被贼又烧一次。”“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被贼又烧一次，尸骨充塞道路，血滴成渠。”“陈大六聚扎江口屯，自称陈大帅; 杨万洪把住滥木桥，自号公平王；关将军盘距寨头，时出时入；宝元帅霸占硐却，肆横无忌。”“想我黎民遭此乱世，前后十有余年，受尽许多苦楚，八口之家无一口得耕，八亩之田无一亩之得种，出力者吐尽血浆，出资者捐尽家业，为国捐躯，身归黄壤，欲待罪因忠结恨，无门招慰，亦不安。”[1]据剑河《流芳百世》碑记载，“咸丰乙卯之秋，贼风竟起，猛兽挺生，由革夷高 禾、九松、方乜，下自清枱张秀弥、包大肚、杨大六此等逆魁，三五成群，千方结党，烧杀乡村，攻打屯堡”“壬戌年，忽有柱属姜、龙、陈、李四逆窜入抬邦，协合主叛，引领攻下柱邑，设营九龙山，兹扰各属，惨遭其害，鸡犬不宁。”“大寨复原其半，小村十仅存一，迭重受害，苦不尽言。”[2]榕江县《瘗骨碑序》记载了朗洞地区深受战乱影响，“朗城自咸丰丙辰遭兵燹，而后吾民、墟墓同毁于苗，烽火蔓延垂 二十载。”[3]

二、传统款组织及其演变

款组织由一个或多个自然寨联合组建，跨地方圆数十公里，村寨之间有严密的组织形式。款有款规、款约。“款”是寨与寨之间结成的防御和反抗外来侵扰的组织形式，由村寨自愿参加，有“大款” “小款”之分。“小款”由周围几个家族或村寨结合而成，“大款”也叫“团”，由若干个“小款”或乡村甚至区域结合而成。寨子大、户数多的一寨为一款；寨子小、分布邻近者，或三五寨、或数寨为一款。款组织结合并非长期不变，其格局经常有变。大小款都有“款 首”，少则一人，多则数人。小款“款首”由各寨寨老公推，大款“款首”由各小款“款首”选举产生。“款首”由热心公益、有威信、组织能力强的寨老担任，无特殊报酬。一般每年“议款”一次，各户户主参加，商讨款内有关事宜，制定“款约”。“款约”主要内容多为惩罚盗贼、内奸、恶棍，保护农林生产，消防，解决财产纠纷等。公议后的“款约”一般都会勒碑立于寨门等显眼处。“款脚”鸣锣喊寨，宣讲“款约”并督促众人共同遵守。秋冬时，各户凑钱凑米到款首家会餐一次，总结当年执行“款约”情况或修订条款，俗称“吃款”。各寨各姓各户，不分贫富，男性青壮年必须参加团款组织，每人自备武器一件，或长矛、大刀，或鸟铳、火枪；平时，还要随时配备草鞋一双，有事则立即上路。每年各小款首 带本款人员在约定日期集中，相互检阅各寨的武器装备，称为“亮团”。

款组织定有款规或款约，用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习惯，具有较强的法律威力。款约款规是由公众共同制定的“法规”，凡合款的村寨必须共同遵守，不得违反。其作用和任务是:对内保护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调解纠纷，维持地方秩序；对外抵御外辱，彼此相援。大款一般在山坳上设有哨卡，轮流守望，有警即鸣枪为号，各寨鸣锣聚众，寨老带队出发。一旦发生对外争斗，只需闻报，各寨迅速集中，适应出征者都视为己任，人人乐从，各个争先，生死与共。

清水江流域有众多款组织，较大的有青山界四十八寨、湘黔边四十八寨、九寨(今锦屏县境内)、婆洞十寨(今锦屏县境内)、黎平高东款、注溪十八寨联款(今天柱县注溪乡和蓝田镇的侗族村寨)等。

湘黔边四十八寨具体是指哪些村寨，没有完整的记载。据龙更清收集整理，分上二十四寨和下二十四寨，位于今天柱、锦屏和湖南靖州一带。[4]靖州、天柱各有二十四寨，其中包括靖州由一里九寨 (地笋寨、地背寨、菜溪寨、岩咀头、地庙寨、黄白寨、弄冲寨、万才寨、水冲寨)，靖州由二里六寨(小河寨、皂绿寨、孔洞寨、排洞寨、官田寨、铜锣寨)，靖州寨市里，统称三锹九寨(烂泥冲、圹保寨、高营寨、大溪寨、银万寨、圹龙寨、楠木寨、三江寨、高坡寨)。天柱由义里(今竹林乡、坌处镇) 二十四寨，包括“上六寨、中六寨、下段十二寨”，其中，“上六寨”即茅坪、亮江、银洞、平金、合冲、乌坡，民国三年锦屏建县时，六寨由天柱划归锦屏；“中六寨”指的是，雅地、偏坡、中寨、抱塘、龙家冲、水大溪 (1952 年划归锦屏)；“下段十二寨”指的是湳头 寨、新寨、棉花坪、竹刘寨、下粮田、高坡寨、栗木坪、 秀田寨、杨家寨、地坌、菜溪、妈羊。

青山界四十八寨是锦屏、黎平、剑河三县交界地区的大款，其范围100多平方公里，苗族聚居，包括今锦屏县24寨，即苗吼、培亮、宰格、苗庄、苗里、 扣文、九丢、晚楼、美罗、控俄、格朗、卑祚、苗亘、瑶光、苗馁、文斗、平鳌、彰化、塘东、番鄙、摆尾、格翁、 锦中、中仰，黎平县 22 寨，即己得、己迫、乌潮、己迫 上寨、岑同、乌腊、苗丢、高下、苗举、唐错、平空、高仲、高练、塘朗、岑己、格东、八东、平信、岑弩、岑拾、 苗格、鄙栽和剑河县2寨，即高椅、康中，共48个苗族村寨。

九寨位于今锦屏县西北部，面积约210平方公里，侗族聚居，由王寨、小江、魁胆、平秋、石引、黄门、瑶白、高坝、皮所9个大寨子组成大款。[5]每一小款又包括若干子寨，如平秋款，以平秋为中心，包括圭宿、富库、开了、更我、盘寨营、更豆、兰托、洞万、略威、桥问、大坝、晓岸、岩有等村寨。魁胆款以魁胆寨为中心，包括平翁、孟寨、凸寨、破鼎罐、各龙、圭开、三德、平岑、石桥冲等自然寨，因咸同年间组织十六甲，故亦称“十六”甲。

黎平高东款，辖高孖、大稼、高培、高面、邓蒙、 荣咀、平途、盘现、岑奉、岑柳、腊亮、姚枝上、平空、革东、唐旧、俾雅、高绍、高重、高殺、高练、唐朗、唐赖、归奉、归坟、高梦、丈巴、基兰、岑胡、宝塘山、纪迫、纪德、党觉、岑同、岑优、格韶、平底、周家坪、乌勒、下八里、岑泵等侗族、苗族和汉族村寨，包括现在的大稼乡、平寨乡以及孟彦镇的岑湖、高秋等村寨。

其他如婆洞十寨是以今锦屏县启蒙镇者蒙村为中心，包括边沙、流洞、魁洞、者楼、者抹、便晃、寨五、八教、西洋店10个寨子组成的大款。注溪十八寨联款是由今天柱县蓝田、三合、两坌、贡溪、翁溪、 蒲溪、双溪坪、坪坤、塘涧、闪溪、碧雅、风阿、德江、公闪、关坪等 18 寨组成的“联款”。清道光年间，盗匪猖獗，百姓为自保在黎平府所属西北部地区组成六合团，其中纪德为一合，纪迫包括高倚、党脚为一合，乌朝为一合，堂灼为一合，格朗、扣文为一合，岑同、平空为一合，共六合，统称六合团。

不同款之间，有时是有交叉的，如青山界四十八寨与高东款，重叠的村寨就有平空、高仲、高练、塘朗、己得、己迫、乌潮、岑同等。

三、经费之筹措: 以三营为中心

清朝咸同年间，台拱张秀眉和天柱姜应芳等苗侗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清庭压迫，出现了“千里 苗疆莫不响应”的局面。面对混乱的局面，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士绅们在官府的倡导下，纷纷寻求自保，在款组织的基础上组织团练，“三营”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它以锦屏文斗为中心，辖地30个村寨，包括今天锦屏河口、平略两乡镇，当时人口近3000户，近20000人。“三营”以原始款属村寨为基层，由上、中、下营组成，直属黎平知府。营以下以村寨为单位设团。营设总理，为最高指挥官，由黎平府任命。此外，还设协理、书办等。“上营”由瑶光文举人姜吉瑞率领，统辖瑶光、韶霭、塘东、格翁、锦中、苗吼、培亮、甘塘8寨，以瑶光为中心，团丁驻扎甘塘坳；“中营”由文斗武生姜含英率领，统辖文斗上下寨、平鳌、岩湾、加什、中仰、九佑、彰化、南路、鸠怀、丢休、松离 12 寨，以文斗为中心，团丁驻守大坪九岗坡；“下营”由河口武生姚廷桢率领，统辖甘乌、八洋、平略、新寨、岩寨、寨早、扒洞、岑梧、高贞、归10寨，团丁驻守高贞坡。

“三营”的足迹遍及清水江中下游以及都柳江一带，包括今锦屏、剑河、天柱、黎平、从江、榕江及湖南靖州等县。“三营”共扎营25座，各寨与外相通的每条大路津要处都设有关卡，在村寨周围筑工事、布竹签阵、修寨门，在高处修烽火或瞭望台。一寨有警、各寨相救，一营有事、三营齐帮。至今，在文斗、平鳌、瑶光等还保存有寨门、围墙、烽火台等。

为使团丁乐于效力卖命，同时能保证后勤供应，“三营”制定和并实行“抽田制”、按户派捐和认捐等三种方式筹集经费。

一是抽田制。规定: 凡有田者，将其三七开分，田主留其中之七，其中之三交给团款(村寨)安排 给出力征战者。出田、领田者都要与总理或村寨团首签订交、领田合同，出田者永不得追回其田，受田出力者战死无怨。所需粮饷，仍照原有田亩和实际家庭情况从富户进行摊派。富户如有隐瞒田产或拒派，则 要 受 到 重 罚。“自至人人欣愿，众志成城。”[6]

据立于咸丰九年(1859)锦屏瑶光上寨《万古流传》碑记载:

尝思诗咏同胞，书云同德。当兹干戈扰攘之际，难取其一视同仁也。咸丰五年，清抬苗乱，攻城劫堡及南加焉，而我境安堵无恐，弗遭荼毒，非仗地脉龙神之庥乎。六年冬，扰及黎邑，一十二司相继变心。我九寨同仇偕作，决战于婆洞地方，三战三捷。我里大众力解城围，地方富户欢腾眉睫，愿将田亩存七抽三，酬出力劳。我上甲兄弟四十余家，将抽三田，共留十担，地名九党田六丘，永祀后龙龙神及南岳香火，以垂久远。是为记。军功姜应兴、军功姜凤歧、姜述维、姜应相、姜乔龙、姜老毛、姜老凤、姜述理、姜安邦、姜恩荣、姜添寿、姜富洪、姜丁贵、姜五生、姜绞寿、姜丙祖、姜三龙、姜应生、姜保寿、姜乔成、姜丁卯、姜继林、姜丁寿、姜成生、姜生龙、姜岩乔、姜木生、姜丁福、姜一保、姜恩高、姜发祖、龙老福、姜凤鸣、姜凤生、姜乔贵、姜乔生、姜继宗、姜光才、姜发恩、龙召光。

此神地二间，姜恩良、□□捐。

匠人唐文清

写碑人吴必魁

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立[7]

据锦屏《彦洞记述碑》(光绪二年)也记载了九寨团练筹款情况，“幸我黎平府主多札饬我寨罗兴明充当乡正，倡连九寨合为一款，贫者出力，富者出资，各寨各招长勇十五名，公议卡首杨积瑶调户编棚，防堵犁元大凹，卡名呼为验洞卡，团名号曰太和团，无事长勇堵御，有事一踊抵敌。”“蒙府主徐札我寨团首等设局定章，照货价值轻重，每百抽钱二文”。[8]

在文斗和平鳌有两份关于抽田办团练的契约文书:

契约 1

立分合同字人塘东、河口、加池、岩湾、文斗上下两寨、平鳌、中仰、

韶霭、干塘、大坪界上款内众等。因逆匪逼近款地，众等公议设立，将各地

方有田者三七均派，业主占七股，出战出力者占叁股。众境有无得力同心，

如翌日匪徒一战尽殄，复转屯所业。现有田者首四股， 出力战斗者受六股。

其中富户米粮见丁除八石，一则曰永清四海，再则曰国泰民安。恐后无凭，

人心不古，立此合同字，永远存照。

塘东姜朝魁、姜沛霖，河口姚廷桢、姚廷 煊，加池姜世明、姜沛清，

岩湾范本清、范玄祖，文斗姜含英、姜钟英，中仰陆景嵩、潘国干，韶霭李

国梁、龙家琼，大坪干塘孙鱼龙、黄世刚、吴绍春。

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九日 众等公立

契约 2

立抽田字人姜东仪、之玕、上锦、国干、启先、姜卓、东吕、东滨、德清等。为因贼匪作乱， 扰害地方，富者出资，贫者出力。无如地方穷苦，无资所出，富户情愿将田叁柒抽给。出田者占柒股，受田者占叁股。除上田在外，余者照谷石出叁与众抵贼。自抽之后，任凭受田子孙管业。所有贼匪临境，官府提调随传随到，不得躲闪萎靡退缩。如有此情，将田退出充公，逐出境外。凡开仗有损伤者，抚恤俱在叁股田之内。今欲有凭，立此抽田字为据。

凭中: 乡正文清 国干

存字人: 则相 国望 文光 东佐

代笔: 姜子清

咸丰柒年柒月初五日 姜作弼笔立[9]

从上述三段史料来看，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原则；二是“存七抽三”原则。在两份契约中，分别有11寨和8寨的人参与立约，其中包括“三营”中首任中营、下营总理姜含英和姚廷桢以及中营第三任总理陆景嵩。

二是按户强行派捐。这一规定不仅仅是适用于“三营”，清水江流域其他地区莫不如此。如天柱中和团系“照粮摊派，每石粮出米一石按当为一斗，出钱四千文。”天柱保安团则“上户派钱二百串，中户百五，下户八十，花户照粮一斗三升，统名军费”。[9]在锦屏亮司,“見十抽三，司內共抽田八百余石养练兵，各司內外共抽田七千余石。”[10]

据《本寨众人卖清河塘约》记载:

立卖清河塘约人。本寨众上人等因为红苗作反，老爷派我寨火绳八盘，

众人无处出处，众上自愿将河边地名塘叫做顽列出卖，与亦本寨姜廷德名下承买为业，当日议定价银四钱整，银契两交，不欠小厘。自今以后，任凭廷德下塘毒鱼管业，而寨内人等不得异言争论塞塘之事。今欲有凭，立此卖字存照。

中人: 姜文德、文献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日书[11]

这一则材料反映了乾隆末年湘西、黔东腊尔山区爆发苗民起义(即乾嘉苗民起义)，官府向清水江流域苗民摊派军需物资，加池苗寨需交火绳8盘，由于无银筹办，只得将本寨公共池塘出卖与地主姜廷德的情况。而《龙氏迪光录》也记载铜仁府石柳遁爆发农民起义后，亮司“殷实之户”也要“派买军马”一事。“嘉庆元年，铜仁府红苗石柳遁反，亮寨司殷实之户派买军马，赴营听用，各户计亩运送军粮至麻音塘交代。”[12]这也算是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了。

三是捐资也是筹措经费的方式之一。

《姜兆璋等领捐田字》记载了地主捐田办练的情况。

立领捐田字人姜兆璋、玉光、兆清、开周、凤克、开望、开廷、开庆、

玉连、龙文明，头敌共叁拾六人，与站墙众寨人等，为因贼匪临境，扰乱烧杀村寨，殊堪痛恨。我等挑选精壮练丁弟兄叁拾六人，与众寨努力抵敌，连获捷胜，奏凯而还。今贼匪四散，蒙众头公将本寨姜世泰、世道、世显、世泽、世明、克昌、遇昌、沞清、兆珊、宗保、显弼等并寨内所有多少之田，见十抽三，打头敌之人占两股，站墙之人占一股。自今抽出，日后不得再捐。如有日后贼匪仍行扰乱，打头敌之人与站墙贫富众寨，听从头公随时调遗( 遣) ，奋勇争先进剿。以上数条，我等情甘自愿，绝无抗傲躲闪，如有抗傲躲闪，我地方将他屋宇并所抽占之田尽行充公，并无怨言。恐后无凭，立此领抽捐田字为据。

乡正: 姜世太、世明、大荣

妙白老抽单世明乡正收

凭中: 高老五

咸丰七年二月初九日，世元笔立[13]

四、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重建之效果

清水江流域地方乡绅通过捐资等方式，成为地方团练武装的主导力量。作为三营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中营”，其团务基本上是由姜氏宗族担任。三营设立时首先由姜含英总理，咸丰八年(1858) 三月被地方官府札保“赏戴蓝翎”，不久“因团劳卒”。姜含英的堂弟姜弁英继任总理，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姜弁英“劳故”。中仰寨的陆景嵩接任，一年后请辞。“总理中营团务”的重任又落到姜名卿手中，姜名卿是姜含英的长子。可见，姜氏宗族在对抗“咸同兵燹”中所发挥的作用。姜氏宗族中或因军功加官进爵、或子弟入学补廪，或捐监拔贡，屡见不鲜。姜含英之子、姜名卿之弟姜佐卿在《姜氏族谱》中写到: “同治四年，选哥与佐咸捐例贡。越年，佐以军功保五品顶戴。平靖后，八弟元卿、十弟贵卿次第入学补廪；癸酉( 即同治十二年)，元弟选拔，名哥改捐同知。”[14]通过参与地方事务并发挥主导作用，姜氏宗族的地位和权势得到进一步加强。[15]

“三营”从咸丰六年(1856)组建到光绪十二年(1886)，先后出战 70 余仗，辉煌战绩有三解黎平府城之危、四救柳霁县城(今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三救锦屏县城(今锦屏县铜鼓镇)、协助清军围攻姜应芳起义军的根据地——天柱九龙山。正因为有如此功绩，朝廷对“三营”有功人员大加封赏。如“上营”总理姜吉瑞赏戴蓝翎分发湖南候补知县，“中营”总理姜含英、“下营”总理姚廷祯赏戴蓝翎免补把总以营千总补用。

笔者在锦屏县平略镇南堆村收集到一份民间文献，称:李秀精因“奋勇出力、屡见奇功”，赏篮翎五品顶戴。其曰:

为给发功牌事。照得本兼署部堂查有府属南堆寨李秀精奋勇出力、屡见

奇功，合行给发功牌，此牌仰该军功遵照准此用篮翎五品顶戴。如能再行立功，随时赏，务奋勉，不得籍牌生事端。切切须牌者赏。

右牌给篮翎五品军功李秀精准此

咸丰十年八月十九日

兼署总督部堂行[15]

笔者在剑河县南加镇收集到一份民间文献，称: 杨顺思“练团勤慎，堪以赏给五品顶戴”，如今后又立新功，“再行升赏”。

钦命督办军务兵部尚书总督部堂署理贵州巡抚部院张

为给发功牌奖励事。照得本部堂督办军务，凡有在事出力人等自应择尤奖赏，以示鼓励。查有军功杨顺思练团勤慎，堪以赏给五品顶戴。除录案咨部外，为此牌仰该弁遵照祗领，如后有功，再行升赏，务各奋勉图报，不得籍牌滋生事，切切须至功牌者。

右牌给五品顶戴杨顺思 准此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督部堂[16]

即使在“咸同兵燹”之后，苗疆社会不需要大 规模的社会动员，但在应对盗匪时也需要“家家相劝惩，寨寨相联络”，需要“一家有惊，合家救之，一寨有惊，合寨救之”。因此，“三营”这一地方团练组织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光绪二十年(1894)时，由于匪患严重，“三营” 重整规条，议定款规九条，足见“三营”影响之大。

谨将上中下三营合□□条开列于左

盖闻团规不整，虽有守望相助之心而约束恐懈。约束既懈，虽有和衷共济之志而元气已伤。所以欲培元气，莫善于严。约束欲□□□，莫先于整团规。如我上中下三营地方。近来盗匪横行，不独团中受害，即邻近往往遭劫，总因人心涣散，团练不行，故耳。于是特邀集三营绅奢人等，合其大款，重整团规。会议禁条，使家家相劝惩，寨寨相联络，以期闾里，无所容奸。而地方渐臻醇模矣。

一议联团。实为保卫□□□，前此先辈，创立之初，整齐约束，能彼此相顾。近来团规不整，人心涣散，固此盗匪横行，不独孤村受害，即大寨亦往往遭劫。我们大家齐心，从今大众，誓整顿器械，方是备御事体。倘遇盗匪来寨抢劫，拿获贼盗，大家自逗柴一块，定将贼身，全将火化。

一议和款。原期痛痒相关，我们情同共揖，唇齿相依。一家有惊，合家救之，一寨有惊，合寨救之。相交相助，毋稍躲闪，竟分畛域。自议之后，愿大众齐心，家家相扶持，寨寨相联络，并无殊于此界彼疆，则外匪闻风远遁，而地方乐业相安矣。

一议地方闻盗。惊偷劫谁家，左右街邻，宜各协力相救，奋勇拿贼。万一贼势凶杀，鸣锣呐喊。大家齐心捕捉。倘或视抢劫，定是与贼通同舞弊。谚云: 一家有事，拖累九家。被贼失物若干，众团坐问邻右坐视□□□还。如遇家贫如洗，不能赔还失主，大家禀官究罪。

一议不准停留面生歹人。窃拦路打劫，明火掳抢等蔽，缘近无窝家，强盗不能展翅飞来。此后凡遇面生不识之人，无论火铺人家，必问姓名来历，方准住宿一夜，不可久留。至于游食乞丐，三五成群，可怪之人，立地驱逐。如有敢犯，一经发作，大众定将窝家罚处。如此则究无容，而贼亦可息矣。

一议不准聚赌博之流。始则十百，继而千万，不可限量。输者无钱偿还，势则偷盗。又其甚者，相通(逼)太过，彼此持刀斗杀，酿成人命，连累地方，为祸不少。此后不论大小子弟，各家父老劝谕，毋使聚赌顽（玩)钱，各劝正业。如此敢犯，一经发作，众款罚钱叁千叁百文。当窝家，不独众声罚处，而且报官究治。

一议不准偷田园谷菜，并杉木油树。窃我地方山多田少，谷菜固是养命之源，杉木亦属资身之宝。不知费劲艰辛，而后栽植得出。此后遇偷窃贼赃两获者，大众罚钱壹千叁百文，仍将贼人声传大款，议连者逐出境外。

一议不准放火烧山，以及放浪牛马羊。盖山靠有水，田靠有埂，园靠有菜，各勤栽种，养活身命。此后如有烧山者，大众给报口钱壹千叁百文。照烧山多少议罚。契杉木者，每蔸罚钱壹百文。至契木菜者，仍照罚钱壹千叁百文，概归款内。

一议婚姻，宜从古礼。近□□□□甚。先辈求亲，祇已请男媒为说，即得一话。不放多炮，亦不杀猪只。至于过门，不是至亲友谊，不必贺赠木联，省此浪费。果是至亲友谊，宜琢料木联，方成体面。幸为劝勉，是为厚望□也。

一议油山费尽工苦。不许入山砍伐，以放捞为名，患意强捡。所有放捞，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倘敢固犯者，罚钱叁千叁百文。

实贴晓谕

光绪贰拾年四月初八日特谕[17]

从上述材料可知，清水江流域宗族在应对苗疆社会动荡以及猖獗的匪患时，以传统社会组织形式为基础，在政府无钱可出的情况下，采用“抽田”等形式筹集经费，兴办团练。正因为有经费保障，才使得地方团练很有战斗力，成为对抗“咸同兵燹”、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在“咸同兵燹”期间，清水江流域以宗族或村寨为核心，组织了众多的地方团练组织来抵御社会动乱，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如在天柱，咸丰九年(1859)，保安团在坌处率先成立。此后，各乡里纷纷效仿，先后建立了新三团、江东定清团、太和团、水洞中和团、牛场三和团、远口聚星团、邦洞团、蓝田团、北岭团、兴隆团、协和团、杨山团等民间武装组织，团首均由当地乡绅担任。在天柱县的团练中，实力最强为坌处保安团，次为远口聚星团、江东定清团，他们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多年，在处理咸同时期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变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概言之，不管是在“生苗”或“熟苗”地区，在王朝势力进入之前，地方乡村社会主要依靠传统的社会组织如议榔、款组织等进行治理。王朝势力进入之后，也要依靠这些社会组织，因为“皇权不下县”。在社会动荡频发的清水江流域，以宗族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组织肩负起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功能，为保境安民而衍生出像“三营”那样强悍的地方武装势力。

按，作者李斌，男，四川绵竹人，博士，教授，贵州大学硕士生导师，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晚清史和区域社会史。原文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杨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