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尘封了3000多年的地下宝藏随着现代化机械的轰鸣声悄然打开，无数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破土而出。随后考古人员立即在此区域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确认这是一处面积近15000平方米的古蜀王国的专用祭祀区。整个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达6000余件，包括金器200多件、铜器1600多件、玉器2300多件、石器1500多件、漆木器10多件，出土象牙总重量以吨计算，此外还有数以千枚的野猪獠牙、鹿角，数万件的陶器。
商周铜立人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博物馆
石跪坐人像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成都发现了又一个三星堆”，2001年春天的成都因此而沸腾了。
金沙遗址的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大致反映了古蜀蒲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汉晋以后文献记载的传说中，望帝杜宇是蒲卑族最后一个君王。三星堆和金沙引起世人注目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都是那美轮美奂的蜀文化重器——礼器。但两处的礼器也有明显的区别：三星堆礼器群以青铜器见长，金沙礼器群则以金器和玉器独具特色；另外，金沙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数量众多的石雕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数以吨计的象牙更是罕见。
石虎，金沙遗址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相距不过40多公里，在如此狭小的一个区域里出现如此众多的代表着高超技艺和政治权力的遗物，不能不说是古蜀文明史上的奇观。就两地出现的灿烂夺目、极富神秘色彩的遗物判断，它们分别是两个权力中心是不容置疑的。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同一文化内两个中心的转移，其内在动力是文明中心所在地环境的变迁与选择，或者是对更广阔的资源和财富的向往，或者是政权的更替。但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并没有使古蜀文明的传统中断或发生转移。历史和考古发掘证明，金沙这一新的文明中心具有更加优越的发展空间。
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十节青玉琮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与三星堆遗址相比，金沙遗址具有明确的规划和不同的功能区域。如果说金沙村是这一新的文明中心的祭祀区，而紧邻其北部的黄忠村则是宫殿区和生活区。黄忠村的繁盛时期也在西周，它以丰富、全面的聚落形态种类具有了文明中心的主要内核：窖穴、窑址、墓葬、房址等，而金沙村——黄忠村两地直线距离仅700余米，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大的聚落载体来考察，其完整成熟的功能分区，代表着古蜀文明又一发展高峰。
金沙遗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这一阶段的古蜀历史，并且金沙遗址所呈现出的规模和等级无疑是十二桥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考古人员推断，金沙遗址应该是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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