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选举再多也不是天天都有,政府职务再多也不是人人都能选上。除了投票选举和参加竞选外,公民组成或加入利益集团也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政治参与方式。与中国文化不同,利益在西方文化中是个中性词,表达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促进自己的利益被认为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当然前提是不违背法律。
利益集团不同于政党,政党的目标是通过提出公职候选人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利益集团的目标不是上台执政,而是要设法影响政府的政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
美国究竟有多少个利益集团?很难找到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但可以肯定,美国是全球利益集团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这些利益集团资金雄厚,比如作为利益集团重要成员的基金会在1999年就超过1万个,绝大多数基金会的资产都超过200万美元,大型基金会的资产可达数百亿美元。
清教徒
美国利益集团的数量和种类十分庞杂。不同的行业、专业、阶层、民族、教派等几乎都有自己的综合性和分类性联合组织,另外还有许多因这种或哪种社会问题和要求而成立的社团。除了事关国家安全的危机决策,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涉及美国政治所有的领域。今天,许多国家都有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但其发达程度都不如美国。
为什么美国的利益集团如此发达?有人认为,美国是竞争激烈的社会,不同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需要“抱团取暖”,但很多国家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并不逊于美国,却没有那么多利益集团。还有人认为,美国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加上多阶级、多种族和民族等因素,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复杂化,由此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大量增加,但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问题,这也并非美国独一无二的特征。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美国政治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基于对权力和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美国缺乏功能完备、制度严密的政党体制,所以政治势力组织及联系人民的功能实际上是由利益集团来填补,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团体。
最早的利益集团——五月花号公约
此外,为制衡权力,美国实行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制,这使得利益集团有很大的活动余地来影响决策。比如,从纵向上看,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向各级政府施加压力来影响决策;从横向上看,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向同一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分别施加影响决策。而且一个利益集团如果在某级或某个政府部门受挫,还有可能在其他政府部门取得成功。
当然,利益集团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利益集团游说立法机构的渠道和方式最多,作用也最明显。利益集团平时可与两院议员及其助手商谈问题、提出要求,在法案审议过程中也可争取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并积极参与各种听证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力量较强的集团还能帮助议员起草法案,甚至同一些议员结成非正式的临时立法联盟,就有关法案商订议会斗争的战略和政策,共同进退。
对于行政机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日常业务来往与之建立友好联系,争取各级官员支持自己的要求和主张,一些大集团甚至可以成为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如国防、农业、能源、劳工等行政部门和军工、农业、石油、工会等集团都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经将军工企业和军队系统称为“军工复合体”。
军工集团
与国会、行政机构相比,利益集团对法院的影响相对弱小,特别是不能直接游说法官。利益集团对司法系统的影响,主要是以案件涉及的问题与自己有关为理由,要求向法院提交意见书,并在法律刊物上发表文章,阐明对有关案件的看法,以此对不同的法官施加影响。
并不是人多势众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有些人数在全国人口中并不占优势的群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可以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影响。如美国农民占美国总人口数量不超过2%,但农业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非常强,致使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非常高。又如,尽管几乎所有民调都显示多数美国人赞成制定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法,但反对制定枪支管制法的全国步枪协会和经常能说服国会听从他们的意见。
这是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团体越小,每个会员缴纳的会费就越高,成员们愿意为利益集团出力,而不是随便“搭便车”。其次,在互联网兴起之前,规模越小的团体,成员间的交往联络越方便,因此集体行动的效率就高得多。所以,规模较小但整齐划一的团体往往能够产生比其他成员人数看起来要大得多的影响力。
步枪协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法令只反映了某些集团的特殊利益,利益集团的活动和“拉关系”“走后门”“潜规则”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的民主制权力的结构下,决策人员和决策程序远比专制独裁政权要复杂,利益集团很难以赤裸裸买通政治代理人的办法来达到目的。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美国政府在制定法令时不能不考虑不同集团和社会公众的要求和意见以及整体上的国家利益。同样,利益集团也不能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忽视其他集团和社会公众的要求和意见,否则容易授人以柄而在竞争中失败。
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博弈,使得美国政治的多数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谁也不能全盘皆赢,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比如2007年美国两院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经过劳资各大利益集团、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国会政府的多方博弈,最后一方面提高了最低劳工工资,另一方面也附带给小企业减税条款,劳资双方利益都得到一定限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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