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是偶然暴得大名的。他的很多选择，在冥冥的必然之中，其实也充满了偶然。

他本是湖南人，但在武汉成长，武汉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故庐邱墟”。他生命中最好的十多年时光，更是都浪掷在了武昌临畔东湖的武汉大学。求学三年，教书十载，生活的圈子、师友的渊源、学术的理想、裁成人才的希望，几乎都寄托在了武汉，安放在了珞珈山上的桂阴樱影之中。 那时的他，只想做一名好学者，做一个好老师。45岁以前，他大概从没想过离开武大，重启一段陌生的、漫长的未知旅行。

他会选择离开，完全是被迫，是无奈之举。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武大樱顶上的“三尺讲台”，没有给他用武之地，楚才不为楚用，才让他因缘巧合中，以“厦大教授”身份，走向“百家讲坛”，从而从一籍籍无名的落魄书生，在年穷岁晚的坐困中，一夜间一飞冲天，名满天下，腰缠万贯，彻底咸鱼翻身。

所以，在我看来，他当年的黯然离别，实是祸福相倚。没有武大，不大可能有“学者易中天”；但是没有离开，也不大可能出现后来的“名人易中天”。

1978年，已届30之大龄的易中天，从远北之地，杀出重围，考取湖北武大。接着，留校任教，持续服务教书10年。

在这十年间，他生了可爱的女儿，结识了一大帮对他影响至深的师友，比如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比如墙外开花的杨小凯，比如后来同样以写作鸣世的的作家野夫，也在这里陆续写出一批学术著作、文化散文，更成为校园内的风云人物，一直都是学生们最受欢迎的老师，号称“四大名嘴”之首。待教改的风云人物刘道玉校长主政时，更是像赏识杨小凯一般拔其于微贱，一度让他担任武大中文系的副主任，主管各种要务，意在锻炼。这段时光，在外人看来，至少表面上，他的日子是很怡然自得的。

但是，更为尴尬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也许更要让他倍觉窘迫。这期间，眼看陆续教出的学生都有评上教授职称的了，他一个研究生毕业就出了专著的“老教师”，却一直都是讲师；这期间，眼看着各种不符合规定的同事一一搬进敞亮的新居，可他只能一家三口局促在30来平米一室一厅、连独立厕所都没有的宿舍内，以至于都无法给宝贝女儿放张床位，只能将她寄养在十公里之外南湖那里大学任教的老父亲处。我曾因各种机缘巧合，在易中天当年的武大旧宿舍住过一段时间，那种住宿环境的艰难、窘迫和尴尬，外人非亲历，是很难体会的。

那段时光，他的老学生野夫看望过他，写文章议论说，此时的易老师，成天顶着酷暑，蹲坐老宿舍凉席上，为了挣点稿费，奋笔直书。家徒四壁，门可罗雀，气氛是一片凄凉的。

也就是说，在1992年远徙福建厦大之前的易中天，很大程度上是备受打压的。而他又不愿变其所守，乖其多学，这是他最终离开武大的核心缘由。

后来，他因为讲三国名动四海，原武大校长刘道玉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向记者坦言易中天离开武大的原因。他说，易中天为何要离开准备老死于斯的武大，虽然从未跟他细致讲起过曲直，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一方面，是他在称职评选被打压，他一直都是讲师，直到离职前夕，校方才惺惺作态提升他为副教授，美其名曰“提调”，不走不给；另一方面，则是他在言论、乃至学术思想上都受到有意的压制。所以，他不得不离开。

在我看来，刘校长的言辞是可最信的，也基本揭示了易中天为何要离开武大，里面的所有隐秘心事。至于易中天何以会受打压，据我自己的了解，则推断主要源自三个层面：一，1988年前后，随着原武大校长刘道玉被免职，他是刘亲命留校之人，向被视为刘的“嫡系”，是以成为众矢之的；二，武大文学院内部，自1930年代湘皖内讧带来的传统，向来就是内斗内行，他无法置身事外；

其三，彼时的他，在陆续写作《读城记》这本书时，有篇专文论及“武汉”，并先发表于当时的湖北某刊上。时之武汉地方政府读后，认为有意抹黑武汉，紧急叫停。也就是说，在此前后的易中天，在武汉，在武汉大学，在武大文学院，其实是三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不得不走。

1992年，易中天落寞地前往厦大报到，很快晋升为教授、所长，据说工资一下子涨了近5倍。也就是在厦大期间，他一举高飞，名扬天下。他是在武大成才，厦大成名。多年以后，作为学界红人的他，在回答为何离开武大时，总悻悻然笑说，“武汉太热”。“武汉太热”，当然是托辞，至于这里面到底饱含多少委屈，我们已经无从探知了。

只是，我们所知道的是，无论穷困潦倒时，还是后来荣通发达后，他都屡屡自称“武大人”，从未说过母校一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