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柯夫被誉为“短篇小说大王”，往往能用较小的篇幅，充分地刻画人物，并深刻反映社会问题。《带阁楼的房子》就是这样的一篇小说，且听阅读后的分析。

文中人物主要有“我”，丽达，任妮娅（密丝，密丽丝，密修丝卡），还有占据篇幅较小的地主“别洛库洛夫”，丽达、任妮娅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以及只出现在对话中的巴拉金，柳博芙·伊凡诺夫娜等。

先从丽达说起。丽达是一个相当完美的女性形象：美丽、热心、坚韧、独立，有自己的思想，并坚定地实践。她永远怀揣为穷人奉献的热忱，积极为火灾受灾的人募捐；她绝不屈服于权威，组织团体对抗地方豪强。

最为人称道的是她的坚定，而她的坚定恰恰是与“我”的矛盾所在。她对“我”说出的让劳动者挣脱锁链毫不在意，对“我”所揭示的劳动者生活悲惨的根本原因不为所动，用一句“否定医院和学校，当然要比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当作结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她的坚定似乎缺少了自省和反思，将理所当然为人唾弃的形容加于与她意见相左的人，简单，盲目，又天真。对穷苦人的付出，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或者动机，就结论而看都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对于穷人本身呢？不建立在真正理解被帮助者需求的援助，恐怕更多的是自我满足吧。

“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就如同文中的“我”所说，“我们将全部智慧，全部精力都花在了满足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基本需要上”，劳动者的衰弱不是用更多的医院能够解决的，用来教人识字的学校也没有可能解放劳动者的思想。很多的病都不是一时的医疗就能痊愈的，这样的行为是否只是饮鸩止渴？”

当“我”说她的干预会带来新的需求，给他们继续劳动的理由，她说：“可您要知道，人总得做这些事情嘛！”言外之意，总有人来做这些事情。可见丽达，这一优秀的女性，依然没有跳出既定阶级社会的格局。

她说“诚然，我们无法拯救人类，也许会在很多地方出现错误，可是我们尽力做了，那我们就是对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满足呢？缺乏理解，就把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给别人，却不知道别人真正的需要。医务所和学校（识字的）确实是好的，但是它们又让劳动者更加深的被禁锢在无产的位置上。

当时的人们更需要思想的解放，而丽达很遗憾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她的行为会让很多人感恩戴德，但是很多人，包括她自己都没有发现“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坚持自己的正义的人，太过坚定就成了盲目，这有时比邪恶更可怕。

接着说任妮娅。任妮娅是一个相当单纯的孩子，喜好看书，摘取原文的话“每天早上一起床，她就拿本书坐进摆在露台上的圈椅里看。椅子太高，所以她的两只小腿几乎够不着地。要不她就带本书躲进椴树林里，有时索性跑出大门，到外面去看。”

侧面勾勒出了这一青涩、纯真的小女孩的形象。她对“我”带着的是一种崇拜和憧憬，用文中的话“在她看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她的知音，她可以和我谈上帝，谈永恒的生活，谈奇迹。”

当“我”对她产生爱意时，“我内心充满了柔情，而且很自足，因为我还能钟情，还能爱。”而当“我”看见那令人伤心的便条的时候，“在沃尔恰尼诺夫家所说的那些话让我羞愧万分，我愿意像以前一样，过那种无聊的生活。”

两者对比，体现出了任妮娅的的一种“向导”作用——唤醒爱，让“我”离开无聊的生活。我无意谈论任妮娅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在那个时代，随波逐流，纯洁无瑕的小姐在资产阶级并不罕见。不过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形象，有了“爱”做点缀，“我”得以更加丰满。

接着就说到“我”了。“我”毫无疑问是文章的中心人物。在这里要注意，契柯夫的小说主角都是有自己名字的，而本篇的主角却以“我”命名，可见这蕴含了作者的自我批判。

文章开头就赋予了“我”懒散、百无聊赖的形象，为“我”带来改变的是任妮娅，她给了“我”爱。而后来的幻灭更加体现出“我”的生活是失去爱的生活，所以如此无聊。

“我”是矛盾的，“我”知道劳动者真正需要的，但是“我”却没有行动，或许“我”行动起来，“我”在丽达的眼中就不是一个“不关心民生疾苦的画风景画的画家”，或许我就能够得到这份爱。

“我”正在两个身份中挣扎，拥有一个革命心和完整的理论，但是却有一个仍然活在现有社会的身体。长久活在的时代仿佛一个泥沼，无比强大的力量让“我”维持现状，一个没有爱，没有追求，备受折磨的生活。下定决心改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契柯夫”本人也在挣扎。

“那片曾经杨着黑麦花、有鹌鹑在上面快乐歌唱的田野，此时却只有母牛和被缰绳拴着的马在那里游荡。”“我”也被锁链纠缠着啊。

切尔库洛夫这一形象则显得奇怪而有意思。他把落后于优秀的人归结于工作，也就是说工作，换而言之劳动并不能让人变得优秀。要把农事经营好，就不得不付出艰辛的劳动，与“丽达”所说“人总得做这些事情的嘛”其实具有相当的意义。都是在讲述要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行，必须要有人付出巨大的劳动，必须有人待在底层。

而他所说的“得不到同情”是否也可理解为无法得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呢？很多慈善家对劳动者的多是施舍，这种高姿态又怎么会是同情呢？他们从来没有尝试理解劳动者的真正需要，这也是契柯夫所批判的。

作者：万顷，9月即将进入大学的准大学生，理工男，喜欢历史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