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与时代的关系是最紧密的。

特别是古代音乐，更是与时代的昌盛息息相关。因为音乐是一种教化的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中国历史上用“礼崩乐坏”来形容乱世，而盛世往往充溢着“雅颂之声”。

不管政权如何改变，音乐的生命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她在乱世中停滞，在盛世里发展和繁荣，就如《音乐志》中所说的“声足乐而不流，文足论而不息”。

（开皇年间的宫廷舞蹈）

隋朝是一个比较短的年代，但隋文帝的“开皇之治”是大唐盛世的前奏。当时杨坚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社会呈现空前繁荣。

南方和北方，从东海之滨到西域，各种文化不断融合、交汇，使得隋朝的音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音乐大胆的继承了前代的精华，汲取其他民族和国家音乐的营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为后来的“盛唐之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隋朝的音乐机构

隋朝有着完整的文化管理制度，有专门管理音乐方面的机构——太常寺。

这是一个由西周沿袭下来的音乐管理机构，西周时称“奉常”，东汉之后称“太常”，有太常卿、太常丞及少卿“掌管陵庙群祀、礼乐仪制”，是隋朝音乐最高管理机构。

（隋文帝杨坚剧照）

太常寺分管音乐的职官有协律郎、太乐令、太乐丞、清商令等专职人员，“掌百戏、清商、鼓吹乐人”，由当时著名音乐家牛弘任太常卿。牛弘最大的贡献是改雅乐、制乐府歌及修订音乐五礼。

隋朝另一个大音乐家郑译通晓音律，尤善琵琶，他将西域音乐中的“一韵七声”同隋乐府中的宫、商、角、徵、羽相结合，确定了新的乐府八调，隋文帝称他“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隋朝歌舞）

经过太常寺的努力，短短十年时间，共撰《乐谱》六十四卷，定下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共一千八百声。

二、意义深远的“开皇乐议”

隋文帝建立隋朝后，需要在礼乐上体现隋的大一统王朝地位，恢复华夏正音，于是开展了一场音乐改革，史称“开皇乐议”。

隋文帝本人是一个简朴的皇帝，他改革音乐的目的是停止南北朝以来的奢华淫逸之风，恢复传统音乐和古风，得到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

（隋代宫廷音乐壁画）

开皇二年，颜之推上奏，请求改制雅乐。杨坚于是命令乐工检查校正雅乐，改换声律，以牛弘、何妥等人负责。

由于当时音律不统一，牛弘等人认为“斯事体大，不可速成“，得到杨坚的同意。

牛弘、郑译等人研究多时，决定以七声十二律为宫的“八十四调”理论体系为基础，以“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簇为人始，姑洗为春，南吕为秋，定四时三始，每宫立七调”。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雅乐改制有了很大的成果。牛弘等人在杨坚面前用黄钟一调来试奏雅乐，文帝大喜：“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

开皇九年，牛弘等人又依据梁朝雅曲和陈朝正乐，加以吸取提炼，依据古代五声六律，将雅乐每宫定为一调，谓之“五音”。

至此隋代雅乐形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的特点。

（雅乐）

开皇十四年，历时十二年之久的音乐改制完成，隋文帝下诏颁布新的雅乐。

《隋书》也记载了杨坚的这份诏书：“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

（开皇乐议）

“开皇乐议”虽然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音乐大改革，但由于某些原因，也存在着音乐流派之间的争论，还存在朋党之争和政治上的争权夺利。

但总的来说，“开皇乐议”推翻了古乐中的一些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弊端，形成了新的古代乐律理论，“八十四调”和“五旦七调”以及《切韵》等音乐著作的问世，对后来唐代音乐的发展和繁荣，还是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隋代音乐的百花齐放

隋代音乐分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两个部分。它的宫廷乐又称“燕乐”，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歌舞音乐。

隋朝宫廷乐，汲取了南北朝的乐舞和百戏中的精华，以《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等七部乐为主体，又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合成“九部伎”，每部都来自不同地区，都包含各自地区的音乐和舞蹈。

（龟兹伎曲）

“九部伎”主要是宫廷宴会和接待外国使节时演奏的音乐。日常演奏得比较多的有四川的《巴渝舞》、持鼓而舞的《铎舞》和表现鸿门宴内容的《公莫舞》。

《公莫舞》是因为其中有一句歌词“公莫害沛公”而得名，都是古风古韵，艺术水平很高。

隋朝的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曲子、百戏、歌舞戏等等。

隋代民歌多以五言或者七言为主，常见歌词为四句，长短句也开始出现，是后来盛唐歌舞的先驱。

这些民歌内容丰富，有表现爱情生活的，也有歌颂勇敢的战士的，还有体现普通百姓生活的。这些民歌尤以《无向辽东浪死歌》和《挽舟者歌》最为著名。

（长白山前知世郎）

《无向辽东浪死歌》因其作者王簿（此歌作者有争议）而著名。

歌词是：“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是一篇战斗的檄文。

隋代的曲子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的歌曲形式，它新颖有活力，形式多样，节奏欢快，内容贴近生活，朗朗上口。

比如《杨柳枝》就是当时传唱极广的一首曲子，被人称为“亡隋之音”。曲子内容反映隋炀帝开运河，沿河种杨柳的情景，后来在唐朝被白居易改编，重新填词。

（民间百戏）

隋代“百戏”是民间乐舞和杂技的总称，主要是人装扮成各种神仙、动物进行演出。它由汉代的“角抵戏”演变而来，特点是“非五部之声，非歌舞杂奏，历代之散乐总乐百戏”。

百戏表现的杂技有侏儒戏、鱼龙戏、山车戏等等，隋炀帝特别喜欢观看，还曾自制多篇戏词，让乐人演奏。

四、隋朝音乐的定位

隋朝音乐既承袭了北朝的制度，又汲取了南朝的音乐文化，得到了南北的精华。

隋朝通过“议定正乐”，使音乐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它的“七部乐”和“九部乐”是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传统清商乐的融合和变体。

特别是隋朝的佛教音乐出现了新的“法曲”，在当时佛教文化大发展的情况下，佛教音乐也迎来了兴盛。

隋代还是胡乐发展的高峰期，隋将胡乐集中整合，并在宫廷演奏，使得胡乐在中原大地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为胡乐在唐朝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炀帝下江都）

隋炀帝虽然对政治不太上心，但他在文学、音乐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他开凿大运河，推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他喜好歌舞，使得他在位时隋代音乐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对后来的“盛唐之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代的太常寺和乐府机构到了唐朝得到进一步细化。

据《新唐书》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隋炀帝在宫内设置教坊，教习乐工音乐，这一机构在唐朝得到发扬光大。唐代宫中设置教访使，管理训练歌舞、俳优和百戏，“有声博士、曹博士。。。。以中官为教坊使”。

（宫廷教坊表演）

隋朝的音乐还通过各种渠道，传至海外。

日本在大业年间共遣有遣唐使四批，其中小野妹子带了四名学生和八名僧人专门学习隋朝的音乐，后将隋乐带回日本，使我国音乐在日本广泛流传，对日本的音乐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另外朝鲜、越南音乐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隋乐的影响。

五、隋代音乐总结

隋代时间不长，它的音乐成就都被后来的“盛唐之音”掩盖，但在开皇盛世，隋代音乐的成就和光芒不应该被忽视，隋代音乐对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和世界音乐的影响也不能置之不理。

（盛唐之音）

隋朝继承汉魏的音乐体系，提炼后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办法和机构。

隋代音乐的大讨论，促进了音乐的发展，提升了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水平。民间音乐在隋朝也得到大力的发展，胡乐与汉族音乐也取得了广泛的融合。

众所周知，唐代音乐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隋代音乐是这个高峰的前奏。

短短三十多年的隋朝，因为杨坚的“开皇之治”创造了一个盛世，虽然杨广不是个明君，但他偏偏恰好是个文学家和音乐家，所以隋朝的音乐和文化在杨广不惜财力的倡导下，在音乐史上产生了一个小的高潮，是盛唐音乐发展的一朵浪花。

可以说没有隋朝的开皇盛世，没有隋朝音乐的探索和发展，唐代音乐也不容易达到那种旷绝古今的高度。

参考资料：李西林《唐代文人士大夫对西域音乐的态度略考》

袁 刚《炀帝和隋代乐坛》

李石根《隋代的一次声律学大辩论——开皇乐议》

何丽丽《论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文化对隋燕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