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我国古代南北交通中有一条重要的路线，就是世界历程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它的漕运沟通了南北，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可是这样繁荣的一条运河，现在却只有南半段可以进行漕运，北半段的漕运却处于荒废阶段。造成这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漕运的终结，要从清朝说起。自清建制以来，为了满足京城皇室以下官僚及军队的食粮需要，每年，四百万石漕粮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八省征调。粮户将酒粮缴纳到州县的仓痰，由州县交兑给运送漕粮的运丁，交兑完毕后，运丁起程上路，在淮安接受中途盘验。漕粮经大运河一路向北，当它运抵北京、通州两地太仓时，各船回空向南，一年的漕运宣告结束。

曹运的程序很繁杂，从征收、交兑、行运、交仓，每一个环节都给官员们提供了滋生腐败的土壤。漕运系统与正规的省级官制相平行，与河道总督相重叠，它的主管为“漕运总督”，衙署设在江苏淮安，如今的淮安市仍保留有漕运总督府的遗迹。

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漕官，监管征集漕粮的体系，运输漕粮的人员多数由住在运河边的屯田的世袭船户运丁组成。当然，漕运衙门也有它自己用于护卫运粮船的民兵，沿运河的河闸有它自己的检查员和检查站。在这个庞大的机构中，各级组织人浮于事，从中央到地方，从州县、运军到仓院、粮厅，各级衙门和军兵无不追逐自己的利益，填充私囊，形成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嘉庆年间，据时人统计，南方各省的漕船，在运粮和完粮的过程中，每艘船至必勒索数千金。各级漕司和地方官长坐享其成，对其中的种种乱象不闻不问。漕运官员接受贿赂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方面，负责征收的州县官吏，因畏惧而贿赂，另一方面，上级官吏也急于乘州县征漕的时机，中饱私囊，二者狠狈为奸，流瀣一气。同时，酒船经过数千里的运河，要想顺利驶抵通州，沿途需交纳不少“陋规”。

漕运官员从地方官员和运丁那儿捞钱，运丁们、地方官员自会将其转嫁到农民身上。自清初以来，各纳酒省份的官更都将办理漕务视为贪污要途，而运丁勒逼地方之弊，又为州县官吏提供了进一步剥民的口实。如此死循环下去，到头来，受苦的还是百姓。很显然，在漕运官员们不断压榨下，清朝国计民生的四大计之首——官吏无能、冗员繁多的漕运已成积重难返之势。

多年以后，这个层层剥削的体系被太平天国打破了。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他们占据着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从根本上掐住了漕运的喉咙。在长达14年的战乱中，整个水路被阻断，清廷京城粮食奇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政府宣布，将浙江全省及苏、松、常、镇四府和太仓州等处“漕、白粮米，同办海运”。太平天国失败后，漕运的既得利益者们已树倒糊孙散，以各省督、抚为首的地方军阀纷起坐大。漕督要想重回往日的辉煌时光，已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从同治年间开始，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主持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大量承接粮食的运输。由于轮船运载量大，安全快捷，故而基本取代了河漕的运输。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初二，清政府以时势艰难、财政匮乏为由，正式下诏，“自本年治，（各）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税粮折征）。”至此，有着将近两千年历史的漕运寿终正寝。

总而言之，随着运河的不断淤塞，漕运的运输量受到限制；漕运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使得漕运成本增加；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漕运荒废了十几年，清政府不得不使用海运；同时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海运的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使得漕运不复往日光彩。现在，国家正在积极疏浚运河，以期恢复其大部分的航运功能，大运河的明天必定是美好繁荣昌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