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杜出现以前，陶渊明大佬可说中国诗坛一哥。论文人之清高，他也一直是楷模，真正的文青鼻祖。

只是说，这份声誉的获得，还有自由身，他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基本就是豁出前程去交换的。

公元405年，他54岁。他的族叔陶夔，当时出任掌管国家祭祀礼乐的官，是中央部门首长，托他打点，在江西九江那地方做一县之长，大小是个一把手。

有一天，市里来了个督查，要弄年终考核，还有审计什么的。老陶当时真有点犯抽，不愿意遵守官场那套繁琐规矩，穿着正装，去点头压腰。当场就手写了份辞职报告，留下一篇《归去来兮辞》，就打包回家去了。

明哥由此清高与自尊，一下子身价百倍，名垂千古，成为永远的“励志哥”。

我们现在看来，陶先生辞职，真的有点冲动了。文化人嘛，酸气十足，一不如意，就甩手，嚷着“老子不干了”。

本来嘛，上级差人审核，是例行公务，并没人为难他,那“督邮”是好还是坏都没人知道，仅仅为了不愿束好“官带”，也就是穿好正装就愤愤然罢职，搞得好像真的受气似的，未免诗人性情，孟浪了点；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次的作，他真是让生活质量一下子跌倒下来的。过去官场生涯，日子还是优渥的，后来自谋出路，马上就有些接济不上，哀穷谈老成为平常事。 读他诗，就能感受到，他后来是有点后悔的。什么“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云云，哪里自得了，满腹牢骚呀。

他在县长任职时，薪水还是不错的。他自称“不为五斗米折腰”折腰，后世很多读者认为他的月薪只有五斗米，其实多少有点误解。因为东晋时代，不比大明朝廷刻薄，官员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按照现在的研究，“五斗米”只是他半天的工资而已。“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是那天该领而未领的钱。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官俸》那本书说的挺明白了，陶渊明时代，七品县官的月俸为27斛（1斛10斗），年薪324斛、绢布45匹、职田3顷，仆人有15人。

所以呢，陶大佬作县令时，官虽小，但是收入颇高，不贪污靠工资，都完全可当如今的中产人士。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送”一仆人给在老家的儿子，驱遣他承包家务活。

放弃了体制内优厚待遇，辞官后的陶大佬，隐居到了附近的庐山，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明哥丢了工作后，从县上一把手，从体制内精英，一下子堕为无业游民。那时又不可能有啥自媒体兼职，按理说，是生计都没有了，得靠种田卖菜过活，日子应该是相当苦逼的。

他也确实给我们后世读者这种穷到跟乞丐差不多的印象。尤其是那首《乞食》诗，真让善良的我们为之泪下呀，“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曾经弯腰都不愿意的人，如今真到沦落到要上门乞丐的地步！

从此以后，我们都把明哥当成了受苦受难的典型，以为他后半生都很盲流化，陷在饥寒交迫苦逼装。其实，认真细究起来，人们对陶先生后来的处境多有误解。他就是爱渲染，爱夸张，实际真的没有那么悲惨。

中国诗人，哭穷是传统。屈原以来，哪位不是惯性哭天抢地，整天嚷嚎着，“我好穷，穷得快吃土了”的，哪能真信呀！

说起来，辞职后的陶大佬，生活质量确实下降了太多，但也说不上多穷，一掷千金的事情并没少干。

两晋时期，社会最重出身。只要出身好，你想穷都不能。而陶老师论出身，就不是普通人。是世家子弟，是名宦之后，他的关系网络和人脉圈，是上流社会顶级的。

他的曾祖陶侃，东晋名将，位极人臣，门生故旧遍及朝野；外祖父孟嘉，身任桓温幕府要职，一代名士。陶老师的祖父与父亲都曾相继为官。他的家庭说不上显赫，但是依然是混上流圈的。

我们在看看，他交往对象，委实都是上层贵族：当初受征辟出任任州刺史，是江州刺史王凝之是推荐的，这个王就是王羲之的儿子，是与帝王共治天下的“王谢”的王家；47岁时，他再度出仕时，是在朝廷大佬桓玄幕府中做官，因母丧辞职；53岁，再出山，直接到了刘裕那边做参军；64岁时，晋安帝亲自下令，聘任他做个著作郎，只是他拒绝了。

陶老师的心态，其实好理解：觉得自己出身名门，又自负才能，理应得到大官作，不行就懒得搞，索性回家过自由日子。

作自由职业者，对陶老师来说，生计根本就不是问题。他悲伤的只是，作大官的理想终于不能完成了，愧对父祖。

他隐居庐山时，也不是真搭个茅棚、开垦个荒田就过下去的。他的那些哭穷的诗文，清代袁枚早就开笑了，说无非是人家酒后自嘲，亦或自我吹嘘而已，说的再真诚，都不可靠谱。

我们知道的是，陶老师辞职隐居后，以退为进，名声是更大了。他那时号称“浔阳三隐”之一，包括州长一级的名流显贵天天都有人来拜访，送钱送米送吃送喝。《宋书.陶潜传》、《南史·隐逸传》等正史可都有记录，哪里瞒得过人。

辞官后，他基本天天喝酒。来他家串门的，他必定置宴招待，看着是充裕的。好事者如袁行霈诸先生早就讲过，他每天要喝好酒，一生的酒钱若全放在一块，数目都是庞大到极惊人的。穷人能这么吃喝？

陶老师辞职后的经济情况，他自己的诗文，也有点滴透露，可证根本不穷。至少，不至于穷到没饭吃。

他自己的文章《归园田居》也说过，他辞官后有良田十余亩，房屋八九间 ，拥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可以提供基本物质保障；从他的《与子俨等疏》，我们也可知道，他有过三任妻子，至少五个孩子，仆人好些个。如果真的都去乞讨了，仆人请得起？孩子不得饿死？可是没有，他的小孩都长大成人。

《宋书》里还不经意地谈及陶老师的一则掌故：说是名士官僚颜延之在九江作大官时，和陶关系极好，天天去，“每往必酣饮至醉”。后来调动要走了，留下“二万钱”巨款送陶老师。陶老师干嘛呢了，“悉送酒家”，就是全部送卖酒那了。

这个时间点，是陶老师的晚年了。完全可证明，他即便到了临终前不久，饭菜还是高级的，酒还是天天喝的，人家送的钱是四面八方且多的，他也不是很缺钱。他的生活状态，放如今云南大理啥的，可以找到大把，就是比以前穷了点而已，但精神上可比做官事丰收的更多了。

说白了，陶老师做官，不只是为了养家，起初就是想当大官。所愿不遂，就果断辞职，过起了逍遥日子。他敢这么牛掰，也是盘算着家有余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前提，是家里还有大米。

作家木心曾说：“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从这一点看，在这个好像都失去了方向的年代，陶老师给我们的唯一启发，可能并不在于诗，更不在于穷，而在于这样一碗浓鸡汤：

外界的天花乱坠，与自个真没多大关系；找到适合自身的生活方式，并且过好，就是最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