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几乎都避免不了杀戮。这里的杀戮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军队及百姓的死伤，另外就是围绕皇权在统治阶层发生的杀戮。相对于前者，后者在死伤数量和场面上可能不值一提，但是残酷和血腥程度却毫不逊色，屠戮功臣都不算什么，父子、兄弟相互残杀亦不罕见。
历史上杀功臣杀得最出名的两位开国皇帝，当属刘邦与朱元璋。刘邦开国时封了7个异姓王，结果干掉了6个（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所以没被宰掉，只是革除王爵），剩下一个长沙王吴芮，刘邦也是屡屡试探、勾引，可惜老吴非但死活不反，还自剪羽翼，这才得以善终。
不过吴芮更为今人所知的是他的老婆毛苹，而毛苹相传就是那首著名的乐府诗《上邪》的作者：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好吧，又跑题了，赶紧扯回来……
朱元璋杀功臣更是杀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洪武“四大案”细究起来个个都跟功臣有关，因此而受牵连者达几十、近百万。以至于老朱一手扶上位的皇孙朱允炆，在想要镇压六叔朱棣造反时，手头能拿出来的货色除了饭桶就是白痴，最终下场极惨。
设想一下，要是老朱像杀鸡一样屠戮功臣时手指缝能漏一漏，后来的永乐大帝能赢得那么嗨？弄不好朱老六的装疯就得变成真疯。
俺翻了半天资料，不算在各种分裂时代的短命王朝，杀戮较少的开国皇帝只有隋文帝、唐太宗和宋太祖三位。不过李世民杀兄逼父，当秦王征战天下时杀人盈野，所以必须得淘汰；而杨坚虽然没有像老刘、老朱那样大规模的集中屠戮功臣，但是在悄没声中也干掉了不少——比如王谊、梁士彦、宇文忻、刘昉、元谐、虞庆则、史万岁等等，个个死得都挺冤。
只有赵匡胤似乎就枉杀了一个张琼，而且还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在青史上被吹嘘了上千年。
而且相传老赵在建隆三年还立下一个誓约：
“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陆游）
最重要的是，老赵及其子孙大多是讲究人。空口白牙的一句话，其信用度远胜于老刘、老朱之流像发大白菜一样发得遍地都是的“丹书铁券”——两宋319年基本没杀过士大夫（只有“六贼”中的王黼、梁师成、朱勔以及张邦昌是例外）。
北宋是文官的天堂。
（翻资料太累人了，所以本文只说北宋，抱歉~）
从魏晋到隋唐，做官、尤其是做大官是士族门阀的特权，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说法虽非绝对，但也大体不差。像弘农杨氏从汉到唐都出过宰相，博陵、清河两崔氏光是在唐朝就出了29个宰相等等。
不过隋文帝首创科举，打破了士族门阀对于高官、贵官的垄断。经过隋唐两朝皇帝持续不断的打压，尤其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动乱，使得士族门阀势力基本消亡殆尽。到了北宋，宋太祖又用一杯酒解决了欺凌皇权200多年的武将割据集团，于是通过科举发迹、以士大夫阶层为核心的文官集团迎来了黄金时代。
文官政治和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方式、选官制度成熟的标志。相对于之前皇权所倚仗的的贵族、门阀及勋贵武将，通过科举爬上高位的文官没什么背景、控制不住军队，空有嘴皮子和笔杆子。就算把持朝政多年、门生故吏遍及朝野，皇帝想要将其打落凡尘也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如蔡京、严嵩、张居正等）。
更何况“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科举制成熟以后的宋、明、清三朝基本没有发生由统治阶层引起的内乱。
尤其是两宋，那简直就是文官的天堂。士大夫们有“祖训”光环附体，就算是卢多逊、丁谓触犯皇权大忌、近乎谋逆，最后也只是流放了事。而当宋英宗对慈圣曹太后有不孝行径时，富弼更是敢赤果果的威胁道：
“千古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为之。”（《曲洧旧闻》南宋·朱弁）
北宋中后期因王安石变法而引起了激烈的党争，士大夫内讧下手极狠，均想致对方于死地。而此时站出来当和事佬的居然是皇帝（宋哲宗）：
“（刘）挚等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刑法二》）
宋钦宗破戒杀了祸国殃民的“六贼”（六贼中只有王黼、梁师成、朱勔算是以士大夫之身被杀，李彦、童贯是宦官，而蔡京则为病逝），宋徽宗对此非常反感。即便因靖康之变被抓到了金国，他仍委托后来逃归的太尉曹勋给高宗赵构代话：
“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史·卷三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宋高宗后来还是杀了张邦昌，不过名义上是后者当了几天伪楚的皇帝，实际上是因为老张犯了个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动了赵构的小妈李氏：
“康王已即位，罪以隐事杀之。”（《金史·卷七十七·列传第十五》）
所以在北宋，士大夫只要别作死作出个靖康之耻，再别闲着没事撩哧皇帝的老婆或者小妈，基本上就不用担心脑袋搬家的问题。至于打屁股，那可是明清士大夫的专利，在北宋，别说打屁股了，哪怕是让士大夫下基层主持实际工作，都被视为极大的侮辱：
“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
即便是士大夫犯了罪也不要紧，大不了“出外”——也就是到地方转一圈，风头过了回京照样高官得做。就算犯了天大的罪过也不过贬窜岭南——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北宋的士大夫们大都身兼诗人、词人之类的身份，要不是他们总是被贬窜来贬窜去，哪来的《岳阳楼记》、《沧浪亭记》、《赤壁赋》千古传诵？就是苏轼，也是因为长期“出外”的经历，才有那么多的名篇传世。
在两宋，文官的地位仅次于皇帝，远高于其他阶层，尤其是武夫，而且得到皇帝的支持和鼓励。宋真宗曾作《劝学诗》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赵恒在开空头支票，还是读书人成了士大夫就真有“千钟粟”、“黄金屋”？别忘了俺前头说过，赵家皇帝可大都是讲究人：
“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宣微使不带节度使，或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二百千。春、冬各绫十匹，春绢十匹，冬二十匹，绵五十两。自宰相而下，春各加罗一匹……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料钱、衣赐随本官。翰林学士承旨、学士，龙图、天章阁直学士，知制诰，龙图、天章阁学士，已上奉随本官，衣赐如本官例，大即依本官例，小即依逐等……主簿，五千，春、冬绢各三匹，丞，簿各绵十五两。灵台郎，三千，保章正，二千。春、冬绢各三匹，惟灵台郎冬随衣钱三千。”（《宋史·卷一百七十一·志第一百二十四·职官十一》）
宰相一级每个月基本工资就是300贯，吃穿住行政府基本全包（包括但不限于公屋、车马、仆役、米、绢、柴薪甚至油盐酱醋）。就算是司天监这种清水衙门中品级最低的小官（保章正），基本月薪也有两贯，宰相有的福利也基本都有，只不过减等而已，收入远高于小康之家。
而且两宋不禁官员经商（别太张扬就行）、不禁土地兼并，所以工资只是官员收入来源的一小部分。历朝历代官员收入之丰，几乎无出两宋之右。
工作只需动动嘴皮子、笔杆子，不用风吹日晒也不用亲自动手，而且工资高、福利好、假期多，而且还不用担责任。因此在北宋，开疆拓土、富国安民、经世济用固然是功，但若未能通过科举考中进士，那就不值一提。像名将狄青，哪怕做到了与宰相并列的枢密使，仍被士大夫排挤羞辱，最终郁郁而亡。而在时人王铚的笔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宋名相韩琦曾做过狄青的上司，因担心后者不服管，便想杀鸡儆猴，找个借口杀掉了狄青手下的大将焦用：
“（狄）青出立于子阶之下，恳魏公（韩琦）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默记·卷上》）
北宋素有“弱宋”之骂名，被辽、金、西夏从头欺负到尾，便与这种偃武修文之风有关，但也再次说明当时士大夫地位之优渥。
北宋的士大夫虽然待遇优渥，但是闹心事一点不少。
能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阶层，是北宋无数读书人的梦想，可是科举何其之难？在北宋存国的167年里，累计考中的进士总数才1万出头，这还得感谢宋神宗熙宁变法之后录取人数大幅度增加（神宗之后54年录取进士5715人，人数几乎与之前113年相同）。而北宋时期的人口已经过亿，可见录取率简直低得吓人。
而且与明清不同的是，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这套学历晋升机制在北宋还没有形成，尤其是举人（北宋称之为“贡生”）在北宋是一次性、而非终身制的学历。也就是说贡生若是科举失利想下次再考，那么对不起了，还得通过州府考试再次拿到贡生的资格才行。因此在很多教育发达的地区（如福建、江浙等地），通过州府试的难度甚至不亚于礼部发解试，可见竞争之残酷。
尽管取得进士资格如此之难（当时有句话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但一旦榜上有名得到的回报也是超值的，所以更加让读书人趋之若鹜。尽管科举考试也存在种种弊端，但选拔出的人才大多是时人之杰，唐太宗吹出的那个“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的牛皮，在北宋赵家皇帝手中算是成了现实。
进士炙手可热，于是在北宋催生出一种社会现象——“榜下捉婿”。即在科举发榜之日，京师富绅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如果多人抢一个女婿，通常是以比较嫁妆多寡作为竞争手段，价高者得。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可见进士之炙手可热。
进士虽然难得，但是能晋身两制官（宋以中书舍人或知制诰所掌者为外制，与翰林学士所掌之内制相对，这两种官员被称为两制官）甚至宰执的只有少数进士中的精英。不过，不管富绅们如何卖力的“榜下捉婿”，但是“捉”到这种进士中的精英人才的几率几乎为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大到不可战胜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士大夫阶层。
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也“捉婿”？
是的，士大夫们也捉婿，不过他们不在“榜下”捉，而是通常在“榜前”就捉到手了。
那么士大夫为啥也要“捉婿”？
士大夫的待遇固然是好，但是相比北宋之前的朝代的贵族、门阀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士大夫”的资格过期作废——人死了待遇就没了，无法世袭。
在北宋考上进士，再晋身到两制官以上，而且没受到“追夺出身文字”（相当于现在的开除公职）以上的处罚，那么便可以终生享受士大夫的全部特权，还能惠及子孙、宗族。不过就算是皇帝也不能“万岁”，士大夫终有一死，死后这些特权可就没有了。就算有荫补以及门生故吏的照顾，子孙两代有很大几率衣食无忧，但是只要三代之内再出不了进士，家族唯有没落一途，“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例子比比皆是。
为了延续家族门楣不堕，士大夫算是操碎了心
能混上士大夫阶层的都是人精，而且有权有钱有时间，自然要绞尽脑汁给子孙后代铺路，维持家族权势不堕。
北宋的士大夫们想到的办法基本有三种：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虎父无犬子——子孙后代也考上进士，再得父祖辈、门生故吏、世交好友的扶持，仕途自然一片坦途。在北宋，如南丰曾氏77年出了19名进士，其中最出色的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七人合称“南丰七曾”；像相州韩氏，出了韩琦、韩忠彦和韩侂胄三位宰相，位列两制之上的更是数不胜数；再如灵寿韩氏、莱州吕氏，都有几代树人位列参政之上。
不过进士有多难考前边已经说过，而且相比明、清时期的科举弊案频发，北宋的士大夫还算有节操，科举这条路自然不好走。而且像南丰曾氏、相州韩氏这样天才辈出的家族毕竟是极少数，老子英雄儿狗熊出现的几率远高于虎父无犬子。所以指望儿孙通常是靠不住的，于是士大夫们就想出了第二个办法：靠女婿。
身为宰执为国选材天经地义，不过公事之余为自家谋些福利在当时也不算什么过分的事情——比如某某才子文韬武略无一不精，日后必然名列两制、甚至有望宰执，那还等什么？赶紧抓回家当女婿！而对于这种好事（借助当朝高官岳父之力，仕途自然无碍），才子往往求之不得，你情我愿之下往往成就好事。于是“榜下捉婿”的富绅们，其实捉到的往往都是士大夫们挑剩下的货色。
挑女婿靠的是眼光和运气。像李沆、王旦挑女婿的眼光和运气就都很好，而李沆和富弼更是横下一条心，将两个女儿投资在一个女婿身上，收获也不错。不过杜衍显然就是个倒霉蛋了——他挑的女婿苏舜钦无论才华和能力都是一顶一的，日后荣升宰执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惜小苏运气极差，因为公款吃喝卷入庆历党争，仕途就此玩完，杜衍的投资也随之打了水漂。
要是子孙不给力，挑女婿的眼光也不行，那么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跟皇家联姻了。不过一旦成了外戚，尽管官可以升得比火箭还快，而且父祖辈往往还能追赠高爵（甚至王爵），但通常情况下便不再被视作士大夫中的一员，而且无法掌握实权，唯余富贵耳。
当然了，像一些根基深厚、权高势重、儿孙还多的家族（比如韩琦）往往不会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往往多选，而且效果更好。
不过无论北宋的士大夫们如何的绞尽脑汁，但在科举这道还算铁面无私的关口下，想要像汉唐时期的勋贵、门阀那样保持门楣数百年、甚至千年不堕还是没有任何指望，即便能在两宋300余年间能维持家族权势不倒的也找不出一个（最牛的相州韩氏也没做到）。
比如宋仁宗时的名相晏殊，为人谦和广结善缘，北宋名臣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都受过他的举荐，可谓桃李满天下，两度拜相的富弼更是他的女婿。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晏殊还是北宋著名词人，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并称“晏欧”，其词风富贵堂皇，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可是晏殊一死，尽管女婿富弼以及门生、故交拼命维护，但是晏殊的儿子晏几道因为性格、才能等原因仕途不顺，很快就家道中落。晏几道尽管也擅作词，但其词风已经落魄成“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般模样，与乃父大相径庭。
其实晏家父子这样还算好的，混得比他们还惨的，在北宋的士大夫中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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