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顶点，并集最大成者，乃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突出代表，可谓儒道墨法。若用基督教《圣经》做参考系，则可以更清晰看到每类思想的特征及优缺点：

儒家：仁爱为伦理基础、敬天求道精神令中国文化一度呈兼收并蓄的开放、健康、自信的动态。儒家对周礼和分封制的追求，体现了其对秩序和权力分治（自由）的追求，与英美保守主义类似。其重视家庭、学习的价值观，也与基督教文化契合。

但是，儒家把“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并孜孜不倦地试图改变人性，酷爱在人间建造“理想国”，则是犯了《圣经》里的巴别塔之罪，是不符合天理的。儒家对超验的宗教信仰的无视和对人性认识的浅薄，也是其文化之天然的死穴。

道家：无为，强调权力的无为与社会的自发性管理；而庄子和杨朱更是强调了个人的自由和相对权力的独立性。这些，都与普世价值中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相一致。博爱：以德报怨，则接近《圣经》中耶稣的教导：爱你的仇敌。

然道家思想缺乏或者忽视伦理基础，而是一味地或者强调个人自由（巢父饮犊、许由洗耳），类似西方的极端无政府主义和左派自由主义；而老子的“小国寡民”之说，则是典型的愚民政策（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下将民众当成猪（虚其心，实其腹）和狗（弱其志，强其骨）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与基督教文化认为“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而致力于用上帝的启示来教化民众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墨家：兼爱、领袖身体力行，类似《圣经》的仆人式领导（耶稣给门徒洗脚、“大的要服侍小的”）的理念。而“非攻”的理念，则类似《圣经》中耶稣的名言：“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天志”体现了墨家对自然规律的敬重，合乎基督教价值观下的保守主义思维。

然而墨家高举“怪力乱神”（明鬼），直接与圣经的《十诫》相抵触；而“尚贤”、“尚同”等施政之道，尽管有很多积极的意义，但基本上属于空想，不仅意义不大，甚至都与自己的其他思想矛盾。

法家：对人与生俱来的罪性认识深刻，在权力设计和管理方法上假设人性恶，（仅这点）类似西方民主治国理念，并印证了《圣经》中对“世人都犯了罪”的陈述。

只是，法家的立意，既不是让人们通过道德说教改变罪性，更不是通过制度来整体抑制罪性、让权力得到制衡，而是帮助同样是罪人的统治者认识到他人的罪性会给自己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从而针对罪性制订“以恶制恶”的严刑峻法，来心安理得地统治和压榨多数人。基督教文明中的律法来自上帝，所以同样是罪人和仆人的国王是身处律法之下的，这样的社会为法治社会；而法家的社会律法是统治者颁布的，所以统治者当然在法律之外，这样的社会为法制社会。

另外，法家思想没有爱，与基督教义背道而驰。

可以说，中国春秋的儒道墨法都体现了创造了当代普世文明的西方基督教价值观的某些局部真理。只是，在没有神的明确启示的情况下，中华文化的这四家每家都无法阐释完整真理，而且相互不兼容，难以集成，无法提供超自然的终极价值观，分别成了盲人摸象。统治者也无法实施“合乎中道”的统治，忽左忽右、时儒时道、外儒内法……，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拣选取舍、行道偏颇。

中国本土文化的死穴与佛教的趁虚而入

更可悲的是，这四家理念都是几乎是完全专注在世俗层面–以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最能说明问题:儒家注重人文而忽略超自然；道家超越自然就变成鸡犬升天的“道教”，成迷信了；墨家可能是最重视鬼神的，但得不到上帝直接的启示，重视的不过是汤殷鬼神，同样陷入多神崇拜的迷信境地，难怪早早失传；法家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形而下”之律法之道，连自然程序都蔑视，哪里谈得上超自然?

也就是说，中华土生文化还有一个先天不足，就是缺少超越的关注与关怀。这就是为什么佛教那样一个信徒出家、断子绝孙的宗教，居然能够成为注重家庭、以多子多福为荣的华夏人的主流宗教，概因华夏本土文明过于“脚踏实地”，无法满足人天然的宗教情怀与信仰需求所致。

只是，佛教的趁虚而入，对近代华人国民性的退化，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常常抱怨中华民族曾经多么有血性，多么自强不息。但【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近代华人血气锐减。为什么？仅仅是外族侵略？其实这与佛教关系很大。

首先，佛教被大举接受，彻底本土化，形成“儒释道”文化的时期，是宋明，恰恰与崖山、明朝是重叠的。

其次，佛教的教义与思想让信徒失血。如轮回让人放弃今生的追求甚至对自己生命的保护；而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禅宗的辩证法，则让人心甘情愿接受逆境，失去对基本权利和正义与幸福的追求。

第三，一个旁证：佛教在印度的绝迹主要发生在穆斯林入侵时期。印度教徒顽强抵抗，保留了主体印度的宗教信仰；佛教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基本上被灭绝。

可以说，中国人接受佛教有些饥不择食，把一个可以满足心灵饥渴，却与中华文化并不匹配的宗教拿来改造、使用，其结果，不仅无法纠正提升原有文化，更早就了“儒释道（法）”四不像，实乃国人不幸。

基督教信仰是唯一的机会

相比之下，中国儒道墨法所倡导的价值和蕴含的真理（或者严格地讲，是真理的投影），都在《圣经》中得到体现，并且完整呈现，相互绝无矛盾。同时，基督教是一神论信仰，在超验层面上提供了人类终极的答案，和系统的神学理论，同时得到现代科学的佐证（如大爆炸和热寂论，从现代天体物理的层面上证明了宇宙是有始有终的，证明了基督教的神学观点，否定了佛教的缘起）。

可以说，基督教不仅与春秋原来的华夏本土文化有高度契合性，更高于本土文化故可以用来提升之。不难设想，若基督教早早被华夏人接受，可能我们不幸的近代史会改写。

如前所述，基督教信仰和价值体系与中华本土文化有很多契合之处而且能够整合、提升中华本土文化，让这片成为“神州”的土地重回上帝的怀抱，仿佛失漂泊多年的浪子重回父亲的怀抱。因此，引入基督教文明来整合、提升，而不是代替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必要，而且迫在眉睫！